这期报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调查系列报道的延续，我们选择关注邻国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其中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环境病症，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除了南都记者特赴日本带来的报道，我们还关注了中国本土的土壤污染修复案例。中国正在经历和日本上个世纪同样迅速的经济增长期，污染也在同步增长，新世纪以来，和重金属有关的环境事件愈见频繁。而中国的土壤污染治理也在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已经完成，重金属治理的规划(2010-2015)修编也已上报国务院并于近期公布。土壤的环境立法已经迫在眉睫，我们采访了两位参与立法研究的专家，他们的急迫背后是严峻的现实。

　　不管是空气中的铅，还是污水里的镉、砷，在逐渐沉淀之后，最后的归属都是土地。科学研究表明，水稻的根系生长于25厘米之上的土壤表层中，而这一层也正好是重金属最富集的所在。

　　公害病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即使过千百万年，它仍然稳定地存在，这正是重金属污染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修复土壤的任务仍未完成。而对于中国，它在未来又会成为怎样困难的一个任务呢？

　　■第二页·日本的教训 世纪之“痛”  

　　■第三页·日本的教训 庶民抗争

　　■第四页·中国探索·寻找土地的解药

　　■第五页·访谈·土壤污染立法迫在眉睫

　　日本的教训 世纪之“痛”

　　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公害事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仍延续至今。虽然在公害基本法制定之后，重金属污染事件得到控制，但其污染阴影仍未完全在这个岛国抹去。

　　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推定，在1911年，神通川流域就出现了第一位痛痛病患者。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恐怖而且神秘的疾病开始见诸报端。时值痛痛病患者受害近百年，南都记者特赴日本，采访了环境受害者、土壤学家、律师辩护团、公民社团领袖、政府官员等各个层面的相关人，希望能给中国重金属污染未来的治理带来启发。

　　南都记者 杨传敏

　　即使是现在的日本，诊断疾病是否产生于重金属污染，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现年98岁的彬野，在她96岁才被诊断出是镉污染的受害者。她患的疾病异常罕见，无法行走，亲人甚至无法搀扶她，搀扶和接触都会令她的骨骼疼痛加剧。这种被命名为“痛痛病”的神秘疾病，曾经肆虐在本州岛中部的神通川流域，直到现在它依然像一个幽灵般出没。

　　从河流到土壤再到住民，矿毒在神通川的侵袭深入的60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地震。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重生，其艰难不亚于地震后的重建，甚至这种过程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40年过去了，受害者仍然生活在不安中，日本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土地污染的阴影仍未消除。

　　患者：矿山下的牺牲品

　　彬野是至今仍幸存的少数受害者之一，她银白色的头发稀疏，弱小身躯蜷缩成一团，在医院病床上长睡不起，亲人每天都会来探视她。但她对外面的世界毫无知觉，一根输送养料的管子直插入她的肠胃，同时和养料一起输送的还有一种对骨痛有缓解作用的药物维生素D。

　　之前在别的医院，彬野曾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和肾萎缩，这些都是痛痛病患者的典型症状。在荻野医院检查后，医生青岛惠子建议她去做一个痛痛病专家鉴定。

　　这个专家鉴定由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组成，这个程序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启动，专门甄别三井矿业的镉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赔偿和援助。

　　被认定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分别是：1)长期在被镉污染的地区居住；2)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在成年期后才发现；3)肾脏功能的损害；4)骨软化症。其中，骨骼松散和软化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症状，可被医师用作判断痛痛病的重要依据。

　　在受害者体内，和镉富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铅和锌的积累，但和镉相比，数量被认为不足以致病。

　　自70年代日本厚生劳务省启动患者认定程序以来，像彬野一样经过国家认定的“痛痛病”患者共有195名，还有404名疑似患者曾经接受过医学观察，他们在等待中陆续死于肾功能衰竭。还有5位“获得认定”的垂垂老者尚存人世。彬野正是其中的一位，在被鉴定为痛痛病之后，她可以获得来自三井矿业公司的赔偿。

　　“经济赔偿是三井公司唯一能做的事”，长期医治痛痛病患者的医师青岛惠子告诉南都记者，几十年里，三井从来没有派人来看望过病人或者当面表达歉意“他们只是付钱”。

　　三井是日本最大的财阀集团之一，其属下的三井矿业从上世纪初即开始了对神冈矿山的开采，这是日本最大的铅锌矿之一，和铅锌矿伴生的镉，在洗矿之后随着污水排入神通川，污染了沿河两岸。

　　自上世纪前半叶起，受战争影响，日本社会极度渴求资源，战后又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矿产冶炼带来的重金属污染被日本人称为“矿毒”。

　　神通川流域延绵入海，两岸的水稻田，在当地的经济构成中，至今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若在这个小城市的道路上行走，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农业机具店。

　　农业和农民曾一度在这个日本的鱼米之乡成为牺牲品。富含镉、铅等重金属元素的毒水顺流而下，再通过引水渠道流入稻田。最初，受到影响的是神通川里的鱼，而这只是痛痛病公害的开始。直到这个世纪初，居住在富山县的当地居民中，陆续出现一种奇病，身体扭曲佝偻，骨头软弱无力，患者大多是妇女，她们丧失了所有劳动能力，只能卧倒在床，骨头疼痛不堪，直到死亡。

　　病痛“镉”入膏肓，骨软肾衰

　　镉毒成了神通川流域的一部分，40年之后仍挥之不去。最近10年，荻野医院推荐的疑似受害者就有19名，其中有12名完成了“国家认定”。

　　荻野医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痛痛病公害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富山县治疗痛痛病的重要医疗机构。90岁的桥诘和彬野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被鉴定出来的，她还可以在女儿的搀扶下行走，但必须每个月两次到医院接受治疗。她的主治医师是青岛惠子，她也是荻野医院的院长。

　　桥诘住在妇中町，距离神通川三公里远，年轻时在家务农，神通川的镉水通过引水渠流入她家的田地。她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只是一点点痛”，她说，“眼晕，医生说我血压不稳，我以为是过度疲劳”。但她的病情在随后的30年里逐渐加重，到最近几年已经无法行走。

　　“实际情况是，虽然痛痛病在这个地区如此出名，大部分医生对痛痛病仍然缺乏认识”，桥诘的弟弟高木良信评价说。高木是当地自助公民团体、痛痛病协议会副会长，在40年前是痛痛病受害者申诉的主要参与者。40年前，他只是为了这个地区的权益奋斗，他没有想到自己当时的争取，现在能帮助到自己的姐姐。

　　但这只是有限的帮助。注射特殊的维生素D，是治疗骨质疏松的主要方法。肾脏的衰竭却无法治愈。

　　“镉在人体的积累，通常是不可逆的”，青岛惠子院长告诉南都记者，它是一种容易在肾脏积累的重金属元素，并且同时可以在肝脏积累，而且它只要一旦存在在人的身体，便很难通过排泄、分泌等方式排出。

　　大部分痛痛病患者死于肾功能衰竭，青岛说，我们尝试了很多种办法，也无法治疗，“镉一旦侵入体内，还会令维生素D流失，这种流失通常伴随着荷尔蒙流失，所以痛痛病常见于更年期前后的妇女”———这解释了，在最后认定的173名受害者中，除3名男性外，为何大部分是务农的妇女。

　　痛痛病最初的病症是全身骨头酸痛，这通常会被患者忽视，被误认为是过度劳累。之后骨质疏松的过程开始，患者的疼痛遍及全身，最终导致骨软化症状，丧失劳动能力。痛痛病在日文里的Itai-Itai，正是痛苦的叫喊声。

　　“肾脏受损没有治疗办法，也会令很多患者意志消沉，对生活失去信心”，青岛说，所以作为医生，不仅要对患者进行身体治疗，还要进行心理治疗，劝导他们按时来检查、注射。

　　客土：置换被污染的土壤

　　需要治疗的不仅是桥诘，还有她家的1.8公顷农地。土地也需要被认定，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1500公顷。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在随后漫长的40年里，这项事业被证明是耗时耗资的过程。

　　在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土壤修复亦成为日本农业科学属目中的一个重要学科。

　　1970年，环境污染成为日本公害事件之时，现年70岁的东京大学教授茅野充男还是国立农业研究所的年轻人，现在他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农业和土壤学者之一。他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如何减少植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如何减少土壤污染。

　　茅野充男的重金属研究和日本土地污染和治理的历史正好重合。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环境保护让位于工业和矿产开掘，重金属污染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茅野充男说，人们对重金属的污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最早发现的是那些影响植物生长的金属，比如镍和铬，然后人们发现了镉”。镉不会影响水稻的生长，但摄入镉会损伤人的肾脏。

　　他最早研究的重金属是铜，铜是一种会令水稻严重减产的重金属元素。在渡良濑川，足尾铜山把下游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中。之后，茅野教授又研究了铬和镍，它们都对植物生长有影响，铬同时是一种可能致癌的重金属元素。

　　之后他接触到了镉。从1970年到1975年，茅野作为土壤研究学者来到富山县，和多位科学家一起做土壤试验，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减少土壤中的镉。他说，当时试验了很多种办法，包括稀释，但效果都不理想。

　　于是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从神冈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了一层坚硬的物质。不过，茅野补充说，“污土仍然存在，只不过被埋得更深”。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把被置换的土堆到一起，它的长是1公里，宽是1公里，高将近4公里，大卡车要拉10万次。

　　可以想象的是，“复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财力支持，所以直到现在，富山县的土壤修复仍然没有完成。车行在富山县的乡间道路上，仍不时能看到一大片正处在修复状态的田地，刚刚被卡车拉来的新土覆盖。

　　虽然客土带来对山区生态的影响，也在受到学界关注，但茅野博士说，“在70年代，这是唯一的办法”。日本环境省土壤环境课农用地污染对策组则向本报记者说明，至今，客土仍然在日本各地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