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工程验收造假暴露立法缺陷

　　张海斌

　　由于“冒死爷”钟吉章老人的爆料，广州地铁工程结构强度不合格却被成功验收事件，逐渐浮出了水面，并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地铁工程的质量关乎社会公共安全，兹事体大，不可慢怠。特别是下个月亚运会将在广州开幕，如何保障公共交通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因之验收造假事件一经披露，迅即受到舆论的密切关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回顾地铁验收造假过程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复杂。根据钟吉章的爆料，广州地铁三号线北延线工程竣工后，工程施工方擅自请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检测，结果6个地方的指标，只有1个达到设计要求，其他的与之“相差甚远”。但施工方却向验收单位隐瞒了检测不合格的报告内容，最终成功通过验收。耐人寻味的是，在受到舆论的批评后，广州地铁公司对此事的态度倒有些轻描淡写，认为这项工程的施工虽然一些指标未达到设计标准，但因为工程经“设计单位验算，结构仍处于安全合格范围”，而且，“设计单位在设计时有意提高联络通道混凝土的设计强度，以督促施工单位”。因此工程即便达不到设计强度，依旧不影响成功验收，云云。

　　粗略想想，地铁公司的这些说法颇有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之余风了。殊不知，地铁工程的建设关涉重大的公共安全，是断不能以“差不多”来敷衍了事的。众所周知，地铁工程因其特殊的构造，对质量要求极高，这也是对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需要。令人遗憾的是，在本次地铁验收造假事件中，施工方非但没有精益求精，提高施工质量，相反，明知工程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依旧以欺瞒的方式通过了验收，为地铁工程留下了事故隐患。正如有评论者所质疑的，施工既然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又何来“符合安全系数”，设计单位的设计要求难道真的可有可无？另外，地铁工程的6个检测点有5个不合格，那么其他未检测部分的质量又会如何呢？总之种种不规范、不透明的做法，以及当事方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的说法，不能不让人对地铁工程的事故隐患产生合理怀疑。

　　当然，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更愿意、也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地铁验收造假事件的后果。在整个过程中，作为关乎重大公共安全的工程施工方，竟用瞒骗的方式混过验收，为地铁留下了巨大的事故隐患，这种行为是否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呢？就制度而言，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有一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似乎与此有关。不过，这项罪名乃是结果犯———只有建筑工程引起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才构成犯罪。而未发生实际危害后果，仅仅存在事故隐患，则不能作犯罪处理。

　　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立法弊失，导致当前一些存在事故隐患的公共工程，因为尚未产生桥断楼塌之类的严重后果，难以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的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媒体对因公共工程建设质量问题引发重大事故的报道越来越多，一些法律专家开始反思如何通过完善立法来预防此类悲剧的发生。毕竟法律的功能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预防。有学者就此提出，应当在立法上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作出相应完善，将刑法第137条中“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要件，修改为“有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客观危险”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两种情形，从而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由结果犯改为危险犯。这样，只要建筑工程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使工程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就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预防重特大工程事故的频繁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毕竟，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特别是像地铁这样的工程，更是不容丝毫疏忽。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