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溃败的警示

　　文_本刊记者 田 磊

　　从去年10月至今，中国足球的反赌风暴持续了将近一年，其间百余人被调查，30多人被逮捕，从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经理，到足协主席、副主席等一众官员，参与足球运动的各个角色，无一幸免，随着先后两任足协主席谢亚龙和南勇被逮捕，反赌也已彻底演变为反腐败。

　　虽然司法机关至今也没有披露谢亚龙和南勇涉案的具体情节，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两名曾经的足协主席早已是声名狼藉。

　　无论被渲染得多么不堪，中国足球的丑闻和腐败比起其他领域，看起来远远算不上惊人，他们面临的曝光和批判，却最充分和刻薄。

　　足球是最早从举国体制中剥离出来走市场化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运动项目，从1994年至今已有16年时间，但是，官商一体的运行模式诞生的是最坏的市场化和最无效的管制。经过一场力度根本算不上很大的司法整肃，中国足球1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最终走上崩溃的边缘。

　　但事实上，官商一体的市场化模式并非足球的独创。除了那些身陷囹圄的球员、裁判、经理和足协官员之外，市场化的中国足球一步步由辉煌走向溃败的历程当能给予人们更多的警示。

　　丑闻与犯罪

　　迄今为止，被公安机关逮捕的众多涉案人员中，谢亚龙是职位最高的一个。这个正司级的官员出身于田径运动员，曾经担任过总局局长秘书、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体育总局的司长、陕西安康市的市委副书记，最终倒在了足协专职副主席的位置上。

　　2005年初谢亚龙调任足协副主席时，正是中国足球圈最热闹的时候，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7家俱乐部的投资人联合发难，要求剥夺官办的足球协会所拥有的管理足球联赛的权力，下放给各个投资人组成的联席会议，那场资本与权力的争斗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当时的足协副主席被调离，谢亚龙可谓临危受命，被体育总局任命去管理足协。

　　在谢亚龙被刑拘后，媒体曝光了他后来因为奥运会上足球惨败而写给上级领导的一封辞职信，信中谢亚龙如此评价上任之初的情境： “G7事件”的本质，是中国的职业足球全盘市场化和坚持国家宏观控制权的斗争，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谢亚龙的评价可谓道出了那场后来失败了的“足球革命”的本质。事实上，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体制弊端，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国足球弊病的根源，作为这种体制的化身，中国足协所遭遇的口诛笔伐早已数不胜数。

　　但是，将足球改革的历史放诸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来看，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原本就是脱胎于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是计划经济时代掌握生产要素的部门逐步放权的结果，几乎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主管部门制订改革纲领，主导改革进程，足球同样也不例外，当年的国家体委及其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足球改革的领导者。

　　查阅当年的资料和媒体报道，这样的局面没有遭到过多少质疑，事实上，在职业联赛开办之初，足协的领导也没有影响中国足球产业迅速取得辉煌成就，在1994年职业联赛之前，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中国足球运动每年的训练和比赛经费都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每年大约有200多万。但是，短短5年时间，职业联赛的冠名赞助费就高达1亿元人民币，各个球队的赞助经费更是从无到有，以几何级数般增长，上海申花、大连万达等企业也都因足球而一夜暴发。

　　在竞技成绩方面，中国足球也终于在2002年冲出亚洲，实现了参加世界杯的愿望，现在回想起2002年世界杯之前的社会舆论，不论是官员、球员还是球迷，大部分人都自我感觉良好，俨然将中国视为一个亚洲足球强国。

　　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足球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绩一度让人目眩，但是，在真正的高水平竞技场上，外强中干的本质很快暴露无遗。正是2002年世界杯上的耻辱性演出，让中国足球开始了让人心痛的自由落体运动，联赛中假球赌球全面爆发，竞技成绩一落千丈，投资商开始大面积亏损以至撤离，职业联赛连冠名赞助商都找不到，甚至连电视台都不愿意再转播足球比赛。

　　2004年谢亚龙上任之前的“G7革命”事件，作为足球市场化变革中的一段插曲，曾经让足球的困境得到过全社会的关注，并且第一次超越体育媒体，经历了一次严肃的讨论，正是因为人们普遍寄望这场足球圈里资本与权力的博弈，能够充分展开，为中国社会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所遭遇的困境提供一次有益的镜鉴。

　　但结果证明那不过是严肃媒体的一厢情愿，足球圈既没有能力来撼动改革的主导权，当改革带来大笔可观的收益时，也没有能力来抵抗那些心怀贪念的成员，利用权力对改革收益的非法掠夺。

　　2004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足球基本上也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少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经理、足协官员最大的精力都用于如何从这块日益萎缩的蛋糕中抓紧分肥。作为生产者的球员和教练，分肥的方式是参与赌球，制造假冒伪劣比赛，以此获利；作为销售者的俱乐部则是积极组织造假、参与贩假；作为“司法机构”的裁判管理委员会及其领导的众多“金哨”、“银哨”，则彻底将承担监督责任、维护公平的“哨声”出卖用于谋利；而作为党组派到足协领导这些裁判、俱乐部和球员的谢亚龙、南勇们则利用党赋予的权力收受贿赂。

　　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业、娱乐、竞技，这些市场化足球本该具备的一切美好价值一点点消失殆尽，足球场上最后只剩下了丑闻和犯罪。

　　足球还能好起来吗？

　　9月底，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局长刘鹏对过去一年里的足球反赌风暴做了一番“盖棺定论”式的总结。其中尤其提到要改革现行的足球管理体制，刘鹏说，足协办赛管赛混为一体的体制导致联赛问题丛生，体制不合理，也是腐败的温床，因此必须改革。

　　管办分离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个常识的职业联赛运营模式，如今终于得到了中国体育最高领导者的认可。1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如果说还有什么财富遗留下来的话，最大的莫过于即使领导者为了出成绩，希望足球像其他体育项目那样重回举国体制，也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中国足球只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大规模的整肃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重建。无论是作为一项竞技还是娱乐活动，足球还将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人的业余生活中，而作为一项产业，对于政府而言，足球仍然是体育项目中为数不多的不仅不需要财政补贴，反而会为政府缴纳税收、创造就业岗位的项目。

　　游戏要继续下去，不断的改革就必不可少，事实上，随着新任足协副主席韦迪的上任，联赛外包等新的改革思路也不断推出。但是，在这些堂而皇之的表态背后，谈及实际的改革路线图，除了俱乐部的准入标准等管制措施之外，并无其他有新意有价值的方案，而准入标准之类的事务显然不该是由足协这样的机构说了算的。

　　作为一个顶着民间机构招牌的官僚机构，中国足协是否真的能够放弃原本拥有的权力和权力背后附着的经济利益？如何才能让人们相信那些拥有官方正式身份的人不会成为下一个谢亚龙、南勇？

　　从这个意义上讲，足球改革困难重重，最终需要的是管理者放手中的权、革自己的命。如果不依赖现有的威权，那么，我们还能依赖什么？以足球改革为例，那些俱乐部的投资者、庞大的资本集团能够带给公众一个干净的职业联赛吗？

　　本质上讲，足球不过是一项游戏，但是，当我们连这项游戏都玩不好，没有办法为其设计一整套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并有效捍卫时，遑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