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澎湃一生

　　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四人帮”、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2010年10月18日，96岁的彭冲在京逝世。

　　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连任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激情澎湃的一生，把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

　　从宣传兵到好市长

　　彭冲，原名许铁如，1915年出生。

　　1934年，不满20岁的他成为所在学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这之后，和众多同代革命者一样，为了安全，他不得不改名换姓，并沿用一生。

　　晚年接受采访时，彭冲回忆说，当时临时被要求改名，“我就随便改了一个，造了一个平声仄声，好读一点，好听一点。”

　　彭冲出生于福建漳州。漳州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繁荣，学生时代的彭冲在文艺领域非常活跃，在学校时他就是组织文化宣传的“学生头子”，而这也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敲门砖”。

　　加入共产党后，他被中共漳州工委派到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文艺团体——  虹桥文艺研究社，文艺研究社后来被改造为党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芗潮剧社”，彭冲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冲担任了新四军宣传队队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升任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副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彭冲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1953年他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这之后，他先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主政江苏长达20多年。

　　在他主政期间，南京城从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1956年南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这个数字上升为20余亿元。南京城今天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都是在当时打下的基础。

　　南京的发展凝聚了彭冲的心血。晚年他提到，他最自豪的是“南京的工厂基本上都去看过”。回忆起当年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场景时，他说：“当时我在一线担任指挥，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临危受命，接管上海

　　1976年10月7日下午，彭冲办公室的保密电话铃声大作。他拿起听筒，只听电话中的声音稍显严肃，言语扼要：“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

　　彭冲乘专机飞到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廖汉生、丁盛。原来前一天“四人帮”已被拘捕。在消息公布之前，中央要先分批和各地、各军区“打招呼”。

　　据彭冲后来回忆，这次“打招呼”会议的“气氛极好”，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都对“四人帮”进行了揭发和声讨。10月10日，会议结束，彭冲返回江苏。

　　3天后，他又一次进京。这次，中央交给他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  和苏振华、倪志福三人紧急接管上海。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叶剑英反复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举足轻重。“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当晚，中央决定任命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苏振华和倪志福在他之前。随即，在中央的支持下，三人组织了包括17名省部级干部，58名司局级干部的强大阵容。

　　10月19日，苏、倪、彭三人抵达上海。此时，上海市委还在“四人帮”余党的控制之下，为了保密，中央工作组飞赴上海的事并没有通知上海市委，而直接通知海军上海基地接机。刚下飞机，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便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人问：“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苏、倪、彭一行人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迅速离去。

　　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事实上，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首的“四人帮”势力听闻中央有变，已经在准备武装对抗。

　　10月8日晚，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贤下达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同时他调集公安干警，架设电台，确定指挥位置。几个小时之前，他向上海各媒体下了指示：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

　　山雨欲来，中央果断出手。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此前，马天水已于10月7日被召到北京。旋即，三人都被控制在京。武装叛乱部署被打乱。

　　首领虽然被控制，散兵游勇依旧在四处作乱。11月、12月，控制着货源的“四人帮”势力消极对抗，上海市场上的几种香烟脱销。同时，市场上还发生毛巾、火柴抢购风。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没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十年“文革”，生产被打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为有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到上海，彭冲就开始抓生产。他到各处调研、开会、布置任务。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市迅速重焕生机。

　　彭冲还是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主持座谈会解除了参与者的顾虑，收集了大量“四人帮”罪证。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曾说：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这为后来的审判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979年，彭冲任上海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法治先驱

　　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四人帮”、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从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始，彭冲连任三届。尤其是在后两届任期中，他的工作完全从过去的地方经济建设转向国家的法制建设。

　　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国的法制建设由此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人大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制定的。

　　彭冲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施展。1989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特区深圳争取立法权的议案遭遇强力反对。彭冲估计深圳立法权议案恐怕通不过，委员长会议对此议案作了调整和变通。原深圳市人大常委委员、法制委主任张灵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草案表决时，彭冲没有用举手点数的办法，而是用了点“技巧”，他说“反对的举手”。三年后，关于立法权的议案终于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后以90%以上的票数通过。

　　彭冲对法制和民主的重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他提出，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如今，说起彭冲的法治思想，人们常常会提起他刚刚调去北京工作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彭冲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 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中央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自那之后，全国人大的会场上代表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会场前方的国徽，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