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私企涌入

　　徐氏兄弟最初在锡纳宗圭地区开煤矿的时候，曾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赞比亚人对远道而来的中国投资者们寄予了极高的乃至不切实际的期望。即使是今天激烈反对中资进入“矿带”的赞比亚人权组织赞比亚资源企业人权中心(BHRRC)也承认，最初当地人几乎是疯狂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天使”。

　　那时，一谈到中赞合作，大家就会自然地想到1970年，即赞比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的第六年，中国向赞比亚派遣了2.5万人，修建长达1870公里的坦赞铁路。这条铁路连接卢萨卡和达累斯萨拉姆，使得赞比亚有了可靠的出海通道，不用再借道津巴布韦或莫桑比克这些邻国就可将铜矿运出去。

　　他们欢迎中国投资者的另一个原因，是长期守着“金饭碗”要饭吃。赞比亚矿带诸省劳动力素质较低，治安状况很差，矿产品开发运输成本巨大，原本在这里开发经营的欧美矿主纷纷撤离。如号称“铜矿之母”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早在1988年就被英国-加拿大控股者关闭。1998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公司以区区2000万美元购得谦比希矿权，曾被国际矿界认为是“问题买卖”，当地工会欢呼为“至少值2000个就业机会的福音”。

　　很多赞比亚人没有意识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再回来的时候，其性质已由“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转化为企业行为。1995年中国政府改革援外方式，将中非合作的主体从政府转向企业，实行援外方式和资金多样化。即使大型国有企业，也必须首先考虑经济效益。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讨论中，国企的政府背景往往是对方国家颇为担心的因素。但总体来说，国企的操作相对规范，也更易接受监督。

　　据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工作人员介绍，中国有色、华为、中兴等企业，都有比较完整的工会组织，企业管理层每年都会和工会组织去商讨，定期加薪。中国有色的工种技术含量低，工人工资也有300美元/月，在当地不算低。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员工月薪最高可达4000美元至5000美元。据了解，中国有色非洲矿业公司成立至今，每年工会谈判达成的基本工资涨幅都在18%-20%左右，最高达50%，2005年工资涨幅为14%，2006年基本工资涨幅为21%。

　　即便如此，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也不时出现工潮。如待遇公认最好、管理最规范的中国有色，2005-2006年间也发生过谦比希铜矿矿难工潮。2008年3月，谦比希CCS冶炼厂还发生过中方经理被劫持的“CCS风波”。

　　相比之下，科蓝这样的私企出现问题更多。更何况，科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私企，它在赞比亚当地注册，在中国并无母公司。它所代表的，是在1995年-2002年的“援非空窗期”，一些最初在国企工作的“老非洲”，凭借旧关系，在当地白手起家，由小到大，形成的独特的“土生中资企业”。

　　这类企业在国企大规模回归非洲前，一度成为中资在当地经营的主力军，对维系中非经贸关系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在夹缝中成长所形成的江湖习气和不规范行为也更多。许多今天广受诟病的做法，如行贿、互相倾轧、喜欢走“上层路线”、低价倾销和粗暴管理等，都与这些企业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与大国企比，这些中资私企往往扮演“啃骨头”的角色。他们所经营的领域利润小，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更易在员工工资、生产条件、福利待遇等方面“偷工减料”，引发纠纷。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2008年1月赴赞比亚实地调研时，就发现当地个别中资民营或个体企业漠视赞比亚劳动法，长期雇用临时工，雇工时间超过六个月(依法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由于临时工为非工会会员，无法通过工会组织要求正当权益，在劳资纠纷面前往往处于弱势，造成当地雇员心理失衡。

　　据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统计，截至2009年，中资企业约200家，在赞比亚实际投资额约8.8亿美元，其中国企7.8亿美元，民企1亿美元。民企投资额虽然只占九分之一，但企业数量多，更易出问题，也更难监管。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一位不便具名的前外交官告诉本刊记者，不少非洲国家有虽然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执行力差。中国商务部2004年11月曾颁布《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2009年3月下发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际上，上述规定更多地是约束国有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发放了境外投资核准证后，并无后续监管。

　　“目前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杜绝这种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的现象，只能呼吁和号召中小企业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位专家说。

　　另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介绍，最近几年中国去赞比亚投资的门槛有所抬高。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结束访非后，曾经指示相关部门加强研究，以避免某些投资非洲的企业无视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即便如此，“这些在当地经营时间较长的企业主，往往自恃有路子，对中国驻当地机构的指导和规劝，左耳进，右耳出。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如徐氏兄弟那样，只有遇到自己搞不定的麻烦，才会忙不迭跑进使领馆求助。”陶勇说。

　　劳资背后的博弈

　　“矿带地区”和首都卢萨卡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央政府出于吸引外资、解决就业的需求，对外资往往比较欢迎。赞比亚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费利克斯•穆塔蒂有一个经典语录：“这里的人十年没活可干，可中国投资者来了，给他们活干，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却是罢工！”

　　但“矿带”的人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开发资源的主要受益者，是外国投资者和首都卢萨卡的官僚集团、工商业资本。当地人则承受了资源流失、原有生计被切断，以及就业机会菲薄等代价。“矿带地区”一直和卢萨卡抗争，并顺带和外国矿主抗争。在十年左右的磨合中，他们发现不少中国人的管理比白人更严，生产节奏比白人更快，而工资没什么长进。

　　一些私营企业主往往以为政府庇护能够解决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越是如此，地方的反感情绪越强烈。况且，在非洲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部族势力和习惯法往往比政府和法律条文更管用。这种情绪、矛盾自选举时代到来后，迅速演变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中资企业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很容易变成赞比亚反对党利用的话题。

　　最近五年来，这类冲突连连发生。2005年4月，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和中国有色集团合资兴建的赞比亚火药厂发生爆炸，造成50多名工人丧生。中方同意给每名受害者支付9500美元的赔偿，但一些受害者家属认为不够，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结果不令人满意，很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卡车每天运送铜带省的铜矿石到南非德班港所走的隧道，也被谦比希当地居民封锁过好多次。这件事后来演变成2006年的大选政治风波，其影响至今未能完全平息。2008年3月，谦比希冶炼厂还发生扣押中国经理、焚毁办公室的事件。本刊记者两年前前往冶炼厂采访时，目睹了被烧黑的厂门。

　　这一系列冲突，致使法国作家塞尔日•米歇尔在《中国的非洲》一书中写道：“赞比亚已成为非洲反华情绪最为强烈的国家。”不过，这一表述遭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反对。

　　“你可以说赞比亚反华情绪最强，也可以说赞比亚亲华情绪最强，问题在于，你看到的是哪一个赞比亚——是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所代表的从中国投资中大获利益的卢萨卡人，还是反对党爱国阵线所代表的那些‘矿带人’？”《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陶勇说。

　　陶勇认为，在非洲，有很多经营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土生外国资本”。印度人、黎巴嫩人通常会在使领馆的指导帮助下，自行成立一些行业性、地方性商会，并和使领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同时作为民间商业自治组织，参与同业商会的活动，与当地社区、工会保持接触。

　　这种形式既可发挥“土生外资企业”的合力，避免落单，也可强化这些企业的“本地化色彩”，减少当地社区的敌意；一旦出事，更容易以相互沟通和妥协的方式解决。在一些“土生中资企业”经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非洲国家和经营领域，这类商会已经开始出现，比如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中国商会、贝宁的中国纺织商会等，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科蓝矿区事件中的受害者是受到“误伤”；“中方将从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继续与赞方保持密切合作，依法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本文在采访写作中得到了《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陶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刊记者黄山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