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说过，“爸，妈，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今年23岁，一个60岁的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     

　　南都记者 马金瑜 发自河南

　　身材单薄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田喜站在法庭上锁的铁栅栏里，作为被告人，他缓缓展开手中的一块黑布，那是一个黑头套，他双手撑开，举过头顶，向身后展示。旁听席上，顿时传出了哭声。

　　也许他没有时间了，无论是否能走出河南省新蔡县，还是艾滋病感染后生命的期限。

　　他的名字，谐音是“添喜”，这个名字，几乎成为他生命中辛酸的反讽。这个受过18年教育、有6年访龄的23岁年轻人，哭着做出了最后的陈述：“希望中国因临床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损害的尊严得到维护，希望事件发生的源头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我是无罪的，我选择上诉。”

　　2010年9月21日，田喜故意毁坏财物案开庭审理，这是一张让新蔡县领导和卫生部信访办都不陌生的脸———脸上有一些红褐的斑点，脸颊消瘦，尽管刚刚大学毕业，但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中年人。曾经的屈辱和酸涩，似乎都写在了过早衰老的面容上，一如他曾对父母说过的：“一个60岁的老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家就他输过血”

　　“你家孩子就是用脑子用太狠了！”邻居们老开田喜的玩笑———这个已经上了高中的男孩子，三天两头还是感冒发烧，淋巴结肿大，成天病着，没有好过5天，贴膏药，输液……母亲陈明贵说过：“我说田喜呀，咋那么多事，成天的病！”田喜开玩笑说：“妈唉，你就要钱不要人。”

　　虽然老喊脑袋发胀，眼不得劲，田喜还是舍不得请假，夜里去输液，“他在班上考了第三名都哭哭啼啼的，最低都得第二名。”孩子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高中最后一年，脑子胀，眼模糊，早晚拉肚子，老发低烧，母亲只要摸到他手心里热，不要三天就得去找医生，“母亲记得有个检验科的医生还说：“咦，这孩子的血相咋恁高吔？血相2000多，是不是败血症？”

　　母亲琢磨：“他太瘦了，我给他买个皮球，叫他去练习练习。”

　　最后，田喜的病竟是在无意之中水落石出的。2004年7月，县上卫生防疫站和血站普查艾滋病，母亲说田喜咱去检查检查，反正是不要钱，有病了咱就早治，没病了咱就早防。

　　母亲带田喜去检查的时候，孩子父亲田德民说“咱家咋会有那病！”

　　1994至1996年，田德民都在古吕镇新华街道居委会工作，帮助统计卖血的人数，凡是这三年有过卖血史的，都要通知他们去县卫生防疫站检测血液。田德民那时未曾想过，这跟自己家有什么关系。

　　母子俩一起去检查的，结果是母亲没有孩子有———“我们一家就他输过血！”父母这才认定——— 田喜是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毒。

　　输血，那还是1996年，田喜在古吕镇一小上学，刚入三年级。打闹的同学推了他一把，头上磕了一个包。

　　母亲记得，“孩子哭着回来了，我摸着他头上的大包，看也没有淌血，想着孩子睡一会就好了。”

　　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轻微脑震荡。需要输血。母亲回忆，“当时就把我吓晕了，我说咋能给孩子磕恁狠呢？”当时刚从河南省医学院毕业两年的朱焕春医生(现驻马店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说，给孩子输血，孩子恢复得快些，要不耽误他的学习。

　　田喜当时住院花了1000多元，因为学校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当时保留了全部的治疗收费单据，为田喜赔偿了600多元。这些收据显示，从1996年3月5日到3月12日，作为治疗的一部分，9岁的田喜接受输血4袋，共800毫升，费用总额为272元。

　　艾滋病检查结果出来，是2004年7月，田喜刚刚结束高考。孩子的声音撞着父母亲的耳朵，从前他说，“我下决心，要在全年级拿第一名”，有一次真的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满分900分考了860多分，他回来说：“我终于实现我的梦想啦！”……

　　“我尊敬的张英才老师，我即将和你永别了……”田喜开始给亲戚给邻居给老师给同学写遗书。虽然他的分数是528分，却连学校都没有报。

　　“孩子当时不吃不喝，经常哭，夜里不睡觉，写资料，写遗书，写了撕，撕了写，反复地。”他写了遗书，夜里偷偷地不睡觉，母亲到外头看看，说：“田喜，你咋还不睡觉？”孩子哭，说“我眼泪都哭干了。”

　　母亲还问他，你是不是心中有人？他说，有。

　　2004年9月，田喜得到了一张编号为896号的“新蔡县艾滋病人员证明”。病一检查出来就要吃药，药是县卫生防疫站开的，两个月后，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田喜合并有乙肝和丙肝。

　　同年11月1日，17岁的田喜跟随本地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访，为了寻求合理的赔偿和救助，他第一次在卫生部信访办登记。

　　这时候他才慢慢知道，新蔡县是驻马店市继上蔡县之后的另一个艾滋病高发县，2004年4月，卫生部公布了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包括上蔡县、新蔡县等(新华社2004年4月6日报道)。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境内出现兴办血浆产业经济，1995年国家整顿血浆市场，其后不久河南血浆艾滋问题曝光，已祸延之后的一两年，而医疗临床用血或许更为久远(详见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

　　“只有上学一条路”

　　挣扎着，田喜又想着上学了。

　　他说：“妈，现在我也没有钱瞧病，我坐着等死，也是要死。我长大了干活没有劲，我只有上学一条出路，我不上学就没有出路了。”

　　2005年，复读了3个多月后，田喜以508分被北京城市学院录取。

　　当时父亲田德民要去送他，孩子不让送，“那还要掏路费，省下钱给我，我还能上学用。”

　　去北京之前，田喜存了几十张奖状，刚刚得知病情时，他就让母亲把奖状都裱了起来，带在了身边。他对母亲说：“妈，我要是以后有了意外，这些奖状你还可以留下来做个纪念。”

　　田喜上大学之后的事，都是他后来一点点告诉家里的。

　　去了北京的学校，他不能参加军训，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了实话，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体质弱，受不了。老师也劝过他，上学吃力，身体恐怕支持不了，田喜坚持要上学。老师说那你就不能住集体宿舍，你长期吃药，肯定要引起同学们的怀疑，要是知道了，对你的压力更大。老师帮他联系了现在住的房子，那是一个9平方米的地下室，距离学校十几分钟路程的昏暗地下室。母亲后来到北京看病，他连住处都不让去瞧瞧，“他给我说那屋里只能住一个人，我知道他就是怕我们看见难过。”

　　田喜每年的学费是1.4万元，新蔡县政府共从县财政提款3.9万元，支付了学费的80%，田德民每次去领钱，都写下“艾滋病人生活补助”收条。田喜生活费和看病都是自己掏钱，后来母亲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扫地，一个月有50元钱。

　　“他在北京，可能有一天，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知道何时开始，父母在心里悄悄做好了这个准备。上大学之后，田喜买了一部手机———他对父母亲说过：“我的手机只要还响着，就证明我还活着。我的手机要是断了，那恐怕就找不到了。”

　　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诺基亚手机，不带彩铃，用了好几年，已经都破破烂烂的，看不出啥颜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这部手机从没有断过，24小时开着，母亲任何时候打都是通的。

　　在电话里，田喜哭过，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心里确确实实难受狠了，他就说：“不要说了……”伤心地挂掉，不再跟父母说。

　　他曾说过，“爸，妈，你们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今年23岁，一个60岁的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为在北京上学，田喜目前户籍身份证件均注明为北京市。2009年毕业以后，父母每个月给他寄2000元钱。田喜不是没有找过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份求职信，除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还写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为700元。

　　朋友曾问起工作的事，田喜说，“……没人敢要。”

　　今年春节，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从外地回来，母亲就说，咱照个全家福吧。田喜把母亲给他买的西装翻出来穿上，那是上大学之前买的，花了70元钱。照片上只有他紧抿着嘴角，旁边写着“SWEET EVERY DAY (甜蜜每一天)”。

　　孤独维权者

　　陈向阳在一家艾滋病民间组织工作，他是五六年前在一次会议上与田喜相识的，“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孩子很瘦，但精神很饱满。”之后，他两次接到田喜关于河南艾滋病友求助的电话。陈向阳始终感慨的是，“田喜自己的情况其实并不好，但每次都不放弃帮助病友的机会。”他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绝望消极，而田喜始终表现得积极向上，“我只能说，我敬佩这个年轻人。”

　　曾在民间组织工作的祝丽被田喜叫“姐”，认识之初，细心的祝丽就发现，田喜去哪都随身带着自己的保温杯、自己的床单，吃饭时用公筷夹菜———“有一段时间，他好像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祝丽曾收到很多田喜发来的短信，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好，但短信写得“语言特别美”，“心里特别孤独和脆弱”。

　　有一次，田喜问祝丽：“姐，艾滋病患者的事，你能联系记者报道吗？”祝丽说：“能。”他一下领来了10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祝丽后来转到北京记者站工作，田喜又帮助她联系采访了许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大概是因为同样的命运，田喜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大约是2007年艾滋病日的前一天，田喜来到祝丽所在报社的办公室楼下。11月底，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冷，风又大，这个瘦小的男孩只穿着一件薄外衣，露出里边的T恤衫，上面隐约写着“我是艾滋病人”，祝丽赶紧把他拉到了楼上。

　　“田喜说想公布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我就一直劝他，他泣不成声，说，‘姐，我真是太绝望了。’”那是祝丽印象中田喜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后来他再说类似的话，总是带点笑，有点玩世不恭的，“我总隐隐觉得，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他是准备迎头痛击的，尽管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可是那种仇视，是掩盖不了的。”

　　祝丽感到，即使在艾滋病的组织里做志愿者，田喜仍然十分孤独，“除了倾听，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即使田喜有意无意地对别人说，“我有个姐，在香港做记者！”祝丽听了，也只沉默着，“这有点孩子气，可也许是田喜保护自己、和别人斗智斗勇的一个办法。”

　　在网民“老虎庙”的印象中，田喜是孤单的，“向来不凑热闹，我行我素，因此我们最初对他的几次劝阻均告失败。”

　　不同于其他访民，田喜早就不屑于递材料，“他要做的是直接与官员对话。”这样的对话要求有很多次，目标从河南驻马店的新蔡县，到省里，后来就到了北京，他成了卫生部的常客。

　　2010年4月8日，国家卫生部办公厅特为田喜印发了一期《卫生信访信息》。其中提道：“田喜的高考、求学和寻求就业之路发人深省，这样的患者在赢得自尊的同时也应当得到他人的尊敬，也是同类人的一个范例。目前，在田喜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谁能向他施以援手？”

　　这份《卫生信访信息》由卫生部办公厅报送各部、厅，各级卫生局，同时也抄送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和新蔡县人民政府。“老虎庙”记得，田喜接到这封《信息》如获至宝，马不停蹄连夜奔回老家，递给了县上。

　　牢狱之灾

　　田喜的小学老师李素萍已经61岁，时隔十几年，她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孩子的控制能力，“你就是孩子在他身边打呀，闹呀，玩呀，人家就稳如泰山，在那好好地学习，下课了，我说，你回去玩玩吧，锻炼锻炼身体，他就笑笑———我不是说他超常，他的控制能力特别强。还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也曾私下对田德民说，“我看到的田喜，想法很好，是一个很有理性的孩子，很有抱负的孩子。就是现在我也无能为力，看到田喜写的材料我也掉泪，我就是无能为力……”

　　网友“老虎庙”记录，田喜曾被拘留两次。田德民回忆，2009年12月18日，田喜被新蔡县古吕镇领导接回，在家被36人轮流看管。

　　据田德民说，2010年7月23日，在北京的田喜突然接到新蔡县县委书记的短信，大致如下：你是大学生，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你回来我们会解决你的问题，星期一你到我办公室找我。

　　7月23日当天，田喜就回来了，到7月26日，星期一去找，书记不在，8月2日早晨8点，田喜又去找，等了半个小时，县上办公室的人说又去开会了。当时田喜回来后“十分气愤”，对父亲说：“这个领导是在拖我。我谁也不找了，我到医院去。”

　　作为当年输血方的新蔡县人民第一医院，14年来从未给予田喜任何赔偿。    

　　于是，田喜去找医院院长李俊洲。

　　“李院长，我来想找您谈谈我当年在医院发生的这个事故。”

　　田喜后来给父母亲回忆，李俊洲当时说，这事我不当家，确实做不了主，你去找县领导，这是社会、政府造成的。

　　田喜非常气愤，觉得“他就是在推脱责任”。李俊洲当时就要关门走，田喜把他办公室的电话、传真机等给摔了。

　　事后田喜对父亲说：“我不找他，找谁？去找县长？找大官也找不着，找小官也找不着，找谁都找不着，谁都不管这个事。”

　　8月5日早上，田喜又去找李俊洲，他悄悄地把钉锤带走，只给父母说了一声“我去找领导。”

　　田喜说，李俊洲锁着门不让进，敲门没有人吭声，他就用钉锤把门的扳手打掉了。8月6日，田喜又用竹签或是牙签塞住了李俊洲办公室的门，“他不让我进，我就天天把他的锁眼塞住。”

　　8月6日下午，田喜被当地派出所拘留。

　　8月7日上午，他被释放，他的家人收到了新蔡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暂缓的处罚决定书。

　　8月8日，李俊洲到家里来看望田喜“我确确实实做不了主。”

　　田喜和母亲商量，“看来应该给李院长送点礼。”母子俩分三次将礼物放在李俊洲家门口，没有人开门，母亲找了半截砖头，砸门没有人应，就把一个铁钉钉进了锁眼。

　　8月17日，田喜被从家里带走。8月21日，他已由“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关押在河南省上蔡县看守所。8月26日，检察院依法起诉他故意毁坏财物。

　　9月21日，案件开庭审理，法官问田喜对事实是否认可，他说，8月14日我没有砸门锁，但对基本事实没有异议。

　　辩护律师梁小军问，当李俊洲不理你，要你找上级解决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田喜回答：我觉得这个人麻木不仁。

　　检方宣读了公诉词，认为田喜构成犯罪，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在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时，田喜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字———那更像一个最后陈述：“在这次损毁他人财物的事件中，我知道自己是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愿意为个人的冲动行为付出代价，但我是无罪的，我选择上诉。”

　　之后，法官宣布休庭，评议后再择期宣判。

　　10月18日，新蔡县法院通知田喜的父亲，案件的宣判继续押后一个月。

　　最后安排

　　时隔14年，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大夫朱焕春已经不记得当年9岁的病人田喜。那时，他刚刚从河南省医学院毕业两年。提到输血感染艾滋病，朱焕春沉默良久，才说：“今天，追问我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提起诉讼被拒到站在被告席上，田喜也走过了6年。2004年11月，他曾经前往新蔡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以“政府解决，不立案”为由拒绝。2005年、2008年，他又向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立案申请，同样遭到拒绝。

　　在地方政府、部委与法院之间徘徊了6年之后，23岁的田喜甚至已经把自己余下的人生作了安排：“若是中途出现意外，愿意将遗体无偿捐给地坛医院医学实验所用。”

　　这是让母亲感到最难过的。在看守所里的田喜，并不知道母亲是怎样想念他的。

　　在年历画上，母亲留下了两张妈妈拥抱新生儿的油画。婴儿皎洁如月光的身体，妈妈安宁而忧伤的眼睛……田喜不在身边的日子，他的母亲无数次凝望墙上这两对母子，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怀抱着健康的初生儿子，他张望这个世界时明亮的双眼，他童年时笑起来的灿烂，他高考后一次又一次伏在小桌子上掉着眼泪写遗书的模样，他去北京上学时平静的面容，他永远不关的手机在深夜里响几声就传出的声音“妈——— ”

　　在田喜被拘留的日子，母亲没有忘记为门前的几盆太阳花浇水。那是容易养活的一种花，母亲说，只要一点阳光，它就能活，在到处是煤渣、尘土、柴草棒破败的巷道里，它几乎是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生命。在深秋十月阴郁的天气里，它萎缩着花瓣，依然等待着盛开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