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治：官要学民也要学

　　市场化改革30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中国当下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性抉择：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

　　这个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提出的问题，像一个十字路口，考验着执政党的选择。从9月29日的政治局学习会，到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我们似乎看到了执政党在此问题上的初步选项。在五中全会上，执政党宣称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政治局学习会上，总书记胡锦涛更是明确要求“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健全民主制度，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

　　观之现状，则有诸多亟需改进之处。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自治形式上是民间的，但实际上仍旧是官方的”。这一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却有其合理性。也许只能像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所说，“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只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向前推”。

　　在中国“卖萝卜”

　　七年的经历让袁天鹏们明白，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土壤，推行基层自治和民主得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

　　本刊记者/王维博  刘贤  文/孙郁婷

　　10月14日，北京一家咖啡店里，袁天鹏斜靠在沙发背上，有些慵懒，他已很久没下基层了。

　　卖了七年的“萝卜”(罗伯特规则)，袁天鹏感觉有些累。

　　2003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袁天鹏丢下计算机专业，一门心思推行在国外早已广泛采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在袁天鹏看来，中国基层自治试验20多年了，但很多人还不懂得开会，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恰恰是教人怎样组织会议，使与会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说白了，就是教人如何开会讨论，甚至是如何‘吵架’”。袁天鹏说，很多人认为海选是真正的民主，但他认为“开好会才是民主自治的第一步”。

　　“推广罗伯特规则是我的事业。”袁天鹏说，他和他身边的人把这项事业叫“卖萝卜”。

　　从2008年开始，袁天鹏奔波各地，组织了多个民主训练班。但几年下来，罗伯特规则并没能在中国“遍地开花”。

　　2009年2月，成都市统筹委来找过袁天鹏，希望他去当地推行罗伯特规则。当一切准备好时，资金又成为最大的难题。最近，北京市一个部门有意愿想推销“萝卜”。但当袁天鹏准备好以后，对方又犹豫起来了。

　　更大的难题在于，袁天鹏的“事业”在各方眼中并不“落好”，“民主派觉得开会这种事‘太小’，当权派觉得你在制约他的权力，而普通村民却认为你的理论繁琐而不实用。”

　　南塘课堂

　　七年前，在从美国飞回中国的航班上，袁天鹏心中不止一次想象着自己在各种公众场合激动地“推萝卜”的场景。

　　自从1999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第一次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袁天鹏就对这本手册着迷了。这本写于140年前的“议事手册”，后来为美国社会广泛采用，在从国会听证、法庭辩论到公司股东会的各种大小场合里发挥作用。

　　回国后，袁天鹏与大部分海归一样选择创业，但他很快发现，合伙人之间经常会上一团和气，会下互相拆台，这令袁天鹏感到不解，曾任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的他干脆推开一切工作，翻译罗氏规则。

　　2008年，袁天鹏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正式出版，袁当年成为世界权威议事规则研究机构NAP的第一名中国会员，开始利用各种场合推广这套理论。

　　事实上，袁天鹏不是第一个推广者。90多年前，孙中山最早把《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介绍给中国人。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把“提高国人议事能力”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在《民权初步》中加以推崇。但从那时至今，罗伯特规则在中国鲜为人知，几近失传。

　　2008年10月，在南塘“支点”合作社负责人杨云标的邀请下，袁天鹏带着他的助手，给当地村民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培训，这一试点被媒体解读为基层民主的“南塘试验”。

　　袁天鹏说，村民们说不准“罗伯特规则”，就直呼“萝卜白菜规则”。为了便于推行，他把厚厚的一本罗伯特规则提炼成中国乡土式“南塘十三条”。

　　为了方便记忆，村民还将“萝卜白菜”编成了歌谣：“有口难言，主持中立；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

　　模拟会场上一个村民提出有点偏颇的看法后，还没讲完，观众中腾地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老支书。老人家满脸不高兴，颤巍巍大喝，“你这个意见，我不同意。”——顿时，大伙笑成一团。老人家当真了，入戏了。

　　“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西方议会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从村民中大声说了出来。

　　“卖萝卜”的人

　　袁天鹏俨然成了一个布道者，身边聚起了一帮热衷推销罗伯特规则的人，大家亲切地管这叫“卖萝卜”。

　　太仓市住建局副局长颜强是罗伯特规则的推行者之一。这位工学博士出身的官员很早就迷上了“萝卜”。

　　2008年的一天，袁天鹏在江苏给业主培训时，颜强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身为业主代表，又是当地仲裁委员会成员的颜强在掌握“萝卜白菜规则”之后，立即加入到“推销萝卜”的圈子中。

　　此后，在袁天鹏奔波各地给人上课的时候，颜强则在社区展开了他的“民主试验”。

　　2010年，颜强所在的水丽小区进行新一届业委会换届选举，由于有人举报上一届业委会有违纪问题，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调查成了业主之间矛盾的焦点。

　　查账、清算！各执观点的业主们自然地就划分为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双方争论不休。“都要达到目的，又都不妥协，谁也说服不了谁。”

　　“首先得教会大家吵架和投票。”颜强说，他顺机推出了“萝卜规则”， “一直争吵也不会有结果的，不如做一次民主投票吧！”

　　“民主不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是透明、公开、平等、尊重少数人以及缺席者权利的讨论过程。”颜强说，只有北洋军阀才会用枪杆子强迫国会一次又一次地表决。

　　颜强的话得到业主们赞同，但接下来的日子里，“两派”之间的争吵依然不断，甚至还引起些私人恩怨和人身攻击。

　　“这种现象在很多业主代表那里都感同身受！”颜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仍然存在，要么你，要么我，最终只能有一个人胜出。其实民主最怕这种思维。”

　　此后，只要一有空，颜强便到各个社区“推销萝卜”，“我的理想就是建设充满‘萝卜’精神的和谐小区：小区管理不需要救世主式的领袖；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都有自由参与并表决的权力；能妥善处理和物业关系——业主间学会伟大的妥协……”

　　贵阳受挫

　　南塘的成功让袁天鹏声名鹊起，但随后的贵阳实践则让他产生挫败感，使他意识到，在领袖意识根深蒂固的农村，推行民主讨论并非易事。

　　2009年，贵阳市小河区长江街道洛解村，村委会和村民之间为6000万征地补偿款“该不该分”一事闹个不停。激动的村民目的只有一个：“分钱。”而村委会担心，都分了，村集体怎么运转。

　　村干部的理由很充分，在2009年9月召开的洛解村村民代表大会上，对这笔钱怎么分已有“说法”：用作集体资产投资商铺，每年收益的49%拿出来分给村民。但决议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村民的猜测和不满。“集体投资？谁能保证收益一分不少分给村民”，有人甚至对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质疑。

　　几个回合之后，眼见村委会迟迟没有答复，部分村民开始频繁上访，急于解决问题的小河区长江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世伟从北京请来袁天鹏，帮忙“救火”。

　　情绪激动的村民并不清楚袁天鹏的来意，甚至对这个留着板寸头、操普遍话的青年有些抵触，几乎没人听他的程序和规则。

　　袁天鹏找来几个村民的“代表”，“你觉得把钱分完了就可以吗？是不是应该拿出具体方案来解决啊？”

　　“方案？那是领导的事了！”村民们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

　　另一边，村委会同样怨言，“决议都是村民代表大会所作出来的，为什么自己作出的决议自己要否定？”村支书甚至摆出了“撂挑子”架势，“必须有一些固定资产作为基层维稳工作的保障！都分了，维稳工作怎么做？”

　　“不让任何一方觉得‘我为他们说话’，对任何诉诸情绪的话保持警惕。”袁天鹏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几番周折之后，两方最终达成一致，由村民自荐代表，在10月召开村民代表扩大会议，对原来的决议进行修改，并通过新的方案。

　　洛解村村民们沿袭熟人社会的“议事传统”，每日聚集到村里的小卖铺前，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讨论问题。而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相去太远。

　　袁天鹏担心的是，“没有充分的讨论，直接进入‘表决’程序的方案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代表扩大会议表决代替了罗伯特议事，袁天鹏只好打道回京。不过洛解村的难题最终也达成了解决方案： 6000万征地款一半分给村民，另一半留作村里的“集体资产”。

　　中国式“议事”

　　在成都，“萝卜”则变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式议事”。

　　贵阳受挫之后，袁天鹏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地方政府的改革。

　　2008年，四川邛崃市的油榨乡马岩村为完成土地确权这项复杂工作，公推海选出32名议事员，成立了“新村发展议事会”。此后，成都将类似组织统一定名为“村民议事会”。

　　村民议事会在成功完成土地确权任务时也暴露了诸多问题：会场缺少秩序，七嘴八舌，时常跑题……   

　　2009年下半年，作为基层民主改革的推动者之一、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从北京请来了袁天鹏，希望将“萝卜”运用到成都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议事规则中，以完善村民议事会的规则程序。

　　“课讲得很好，我们讨论了很多。”秦代红说，但因经费问题，双方并未达成推广协议。

　　即便如此，袁天鹏在成都的合作伙伴还是受邀到成都彭州市桂花镇红石桥村培训罗伯特议事规则。其后成都市统筹委决定，在全市范围推行“罗伯特规则”，甚至给每一个村印发融合了罗伯特理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议事规则》。然而，舶来的议事规则要与土生土长的“议事会”结合并不容易。

　　“罗伯特？没听说过”。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询问，瓦窑村和马岩村的议事员们茫然一片。马岩村村支书杨帮华说，市里面是发了村民议事会的议事规则，议事员也全都学习过一遍，“似乎规定了讨论不能跑题，其他内容就不记得了” 。

　　杨帮华等人并不在乎舶来的洋规则。在他看来，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从田间地头摸索出来的村民议事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事规则：村支书做主持人，议事员们泡杯茶，坐成一圈。主持人宣布议题后轮流发言，有插嘴辩论的，开始还有主持人叫停，但到了分成两派意见的时候，持不同意见的两个人就自动凑到一起，“一对一摆谈”，直到把对方说服。

　　今年67岁的张方荣是马岩村4组的议事员。据他介绍，2009年7月，村里为是否出资给5组修路的问题，先后开了3次议事会。

　　第一次开会时，出席的28名议事员中有7人反对修路。多数派之一的张方荣坐到少数派之列的6组议事员旁边，与其面对面的交谈，说服了该议事员。10天后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仍有3人反对，再说服之。半个月后的第三次会议中，所有人终于形成一致意见，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签字按手印留档，问题解决完毕。

　　无独有偶，瓦窑村的议事会也采用了这种“一对一摆谈”说服的方式。一段由该村书记唐朝阳用手机录下的议事会现场视频显示：方桌围了一圈，议事员们都站着，三三两两的面对面争论，被说服后就在意见文件上按个手印，表示通过。

　　罗伯特议事变成了一对一摆谈，袁天鹏有些无奈：村民议事会中，罗伯特已被“留头保尾”，保留主持人宣布议题的“头”和最后议事员投票表决的“尾”，而当讨论出现分歧时，“面对主持人”“限时限次”“正反轮流”等规则常常被抛在一边。

　　“梅花章”打败“洋萝卜”

　　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开会，议事员们仍觉得自己的开会方式“效果很好，无须改变”。

　　2009年5月，马岩村决定修建4公里水泥路。村中共10个组，先修哪个组的路段成为争论焦点。议事员张方荣说，为此至少开了5次会。

　　第一次开会各议事员争执不下。有人提出来抓阄，谁抓到“1”，就先修那个组的路段。1组议事员叶隆春不同意：“我们组要修的路是最长的，若最后一个修路，万一钱不够修不完怎么办？”

　　第二次会议时，有更多的人不同意抓阄，讨论陷入僵局。

　　经过数次会议后，终于提出新方案：将全村4公里的路段分成前后两半段，抓阄决定先修前半段还是后半段。

　　然而，该由谁来抓阄？议事员们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报告上级，由油榨乡党委副书记杨永胜来抓阄，得出了“摆平各方”的结果。

　　此外，村民议事会还创造了广为人知的“梅花章”。2008年，马岩村得到20万元发展资金，村里将这笔资金入股一个养猪场，每年可得2万元分红。

　　收入多了，议论也多起来。叶隆春在议事会上建议，将财务章分成5瓣，从议事员中选出5个财务监督成员，每人各持一瓣。若需报账，必须经5人的一致同意。

　　杨帮华说，有了梅花章，我终于敢随便进餐馆了。若有人怀疑“吃欺头”(此处指公款吃喝)，就让他去看有没有梅花章盖印。

　　村民议事会产生后，杨帮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以前的村民代表是我指定的几个人。开会就是听安排，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杨帮华说，议事员则是通过海选推举出来的，村民们信任他们，自然肯听他们讲的政策。

　　叶隆春说，村支两委把权力移交给村民议事会，以前的“一言堂”，变成了现在的“群言堂”。

　　杨帮华认为，村民议事会征求了群众意见，真正体现了民主。据他介绍，在决策资金使用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等重大问题上，议事会采取“三步量分”的办法：首先发放“一户一表”，向村中每户征集意见；其次由村民议事会票选项目；最后由群众为项目打分，按得分高低决定实施顺序。

　　这样的议事会成为成都市的样本，被成都市统筹委列入到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改革中。秦代红说，村民议事会等民主管理机制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农民的民主智慧本身就是自我管理的一部分。

　　与推行者的乐观不同，杨帮华表示了他的担忧，除了要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外，还需培养经济意识。“在基层，即使有议事会，许多致富好办法也照样推不动。”

　　而在袁天鹏看来，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只专制的“老虎”，人人都想当头，“议而不决的时候，他们(村民)更愿意推举一个意见领袖替他们做主，而不是从程序来寻求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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