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为谋求经济利益，或为赚取学术资本，或为开发旅游资源

　　“野人”被谁利用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妤航

　　为何要在全球招募“‘野人’考察”(以下简称“野考”)志愿者？标准是什么？用于野考的1000万资金是如何算出来的？会怎么花？2010年10月，“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正式宣布，募集到充足考察经费后，将重启神农架野考。消息传出，研究会发起者王善才的电话便没停过，所有问题都围绕着“野人”展开。

　　诸多专家苦寻“野人”30多年却迟迟无果。此起彼伏的野考，是因痴迷科学还是另有目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奔赴湖北神农架，试图拨开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层层迷雾。

　　重启野考质疑重重

　　在武汉市某高档社区，记者见到了王善才。75岁高龄的他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一见面，就将研究会会刊递到记者手中。记者翻阅后发现，研究会领导人员中，除王善才是专业研究人员，几乎全是行政官员，12名受聘顾问中也只有3位科研人员，头衔还分别是地理学家、建筑学家和植物学家，与“野人”的关系似乎不大。对这样一份行政明显大于学术的成员构成名单，王善才解释说：“领导只是挂名，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实际进行考察的，都是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

　　重启野考的消息公布后，来自媒体和民众的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善才的专业背景，成为首先被质疑的对象。据记者了解，王善才并非古人类学研究科班出身，而是在1955年从部队转业后，借在湖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之余，参加了中科院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全国考古培训班，所学专业是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他的科研著作，也大多集中在遗址考古、挖掘方面。

　　野考的专业性也令专家们有颇多疑问。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武仙竹认为：“我们申报课题，都要先交代工作对象、路线方针、运用方法、目标结果等，且都是通过申请国家科研基金或其他基金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他(王善才)这个，却只有个大概，告诉大家打算组几支队伍、每支队伍多少人。至于1000万启动资金是怎么算出来的，落到生活、交通、科研等方面比例是多少，都没有具体描述。”

　　王善才则称，这次重启野考并非心血来潮。“‘野人’找了几十年，基本是用‘剿匪’法，声势虽大，但由于欠缺经费和先进设备，很难采集直接证据。”据他说，2007年，曾有一个香港机构愿出钱支持野考，并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但在种种反对声中，研究会的成立耗时3年，而这期间，对方也出现了一些变数。目前，双方还在接洽中。

　　“政府若能出面、出资发起野考当然好，但省林业部门不赞同，我们只能成立民间协会来做这件事。民间协会很难申请科研基金，只好求助于社会。”研究会副主席、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宝生认为，野考是件大事，要动用高科技手段，没资金怎么行？他于是提出，要造造舆论，早点争取到资金。“我们的本意是等资金到位后再展开全球招募，而且会首先、主要依靠常年在神农架考察的老科考队员。其他方面，现在谈都为时过早。”王善才说。

　　至于1000万考察资金，王善才始终没给记者一个详细的计算清单，只是说，配备精良的视频监控装备是最大的支出。

　　30年野考争论不休

　　在有关“野人”的讲述中，最离奇的，莫过于邓执中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遭遇。10月18日，记者专门电话采访了已77岁的邓老先生，他如今定居在上海。提起当时的情形，老先生仍记忆犹新。“1942年8月，我和7岁的小妹到湖北房县走亲戚，在水边遇到‘野人’。”两个小孩吓昏过去，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野人”的洞中。“害怕极了，放声大哭，可‘野人’并没将我们怎样，还给我们苞米、核桃吃。洞里的3个‘野人’中，小‘野人’受了伤，不住呻吟，我就跑到洞口采回艾蒿用嘴嚼烂给它敷伤口。两天后，小‘野人’伤好了，他们见我们不吃东西只是哭，就将我们送回水边。可能是对我们的报答吧。”邓执中告诉记者，自己在山洞里住了三五天。

　　邓执中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南京华东空军司令部总台当过报务员，1955年转业后曾任武汉长江航运局主任、政委等职，是个有身份的国家干部。记者发现，他的故事自2004年由《十堰日报》刊载以来，已被数家媒体报道，细节处却总有出入。有说“邓老先生和一个男孩遇到‘野人’”，有说“洞里有18个‘野人’”。是各位记者加入了自己的演绎？还是时隔多年，邓执中的记忆已经模糊？已无从求证。

　　神农架“野人”最早进入专家学者的视野，是在上世纪70年代。

　　1974年7月，《湖北日报》内参连续两期刊登了有关房县发现“野人”的情况通报，生动描述了两个农民遇到“野人”的事件及现场细节。其中一位名叫殷洪发的农民，在清晨砍葛藤的路上，遇到“一个满身白麻色长毛，两脚走路的动物，伸出两只手走过来要抱他”，他使出全身力气，用镰刀向它左臂一砍，它“用力将头一摆，头上长毛断下二三十根……露出脸部，眼睛是红的，嘴像猴子，它叫着逃跑上山了。”内参提到的另一个农民叫朱国强，当时他正在山崖上放牛，“一个满身长毛的类人猿走到他跟前，将枪抓住，朱国强全力夺枪，抓了个机会猛放一枪，却从它的腋下打出，没有打中。猿若无其事，还是拉着(枪)不放。后来猿被拉倒，被一旁的母牛用角顶了两下，才跑了。朱国强没敢顾4头牛，就往山下跑，跑了一段，回头一看，见猿没有再跑，站在山上正用手抓痒……

　　情况很快被逐级上报到中央，有关负责人批示：请中科院速派人赴实地考察，了解真相。中科院当即委派汪松、冯祚健等3位专家赶赴神农架。冯祚健首先提出质疑：若“野人”是食草或杂食动物，为何要冒险去接近异类？若它是食肉动物，扑向异类应是为了猎杀对方，为何会直奔猎枪并反复争夺，异类逃脱后也并不追赶？为何它在枪响后若无其事，那几头牛居然也无动于衷……这些举动，都不符合动物行为学的理论。已在该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汪松，也在综合了当地生态环境等因素后认为，不可能存在“野人”，老乡的传说都只是捕风捉影，不能成为可靠佐证。带着满腹疑云，调查组返回北京，投入到“野人”毛发的鉴定工作中。鉴定结果为：不支持“野人”存在。冯、汪二人也成为日后否定派的重要人物。

　　1976年5月14日，神农架林区5位干部的一次目击事件，直接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神农架的最大规模国家级正式科考。

　　当日凌晨1时许，5位干部乘一辆吉普车从十堰返回神农架。经过一个弯道时，司机突然发现前方道路上有个一身红毛、身形高大的奇怪动物，正佝偻着身子迎面走来，并在三五米外和5人对峙了几分钟。第二天，5人向当地政府电话汇报，同时以“神农架林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中科院发了电报。

　　一个月后，中科院的黄万波、张振标等组成的27人专家组抵达神农架，开始了历时60天的第一次野考。这时，房县又传来发现“野人”的消息。调查小组立即赶到现场，并在“野人”蹭痒的树干上发现了几十根毛发……黄万波将这些毛发带回北京，并在公安部进行压膜检验，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得知这些毛发不是熊的，也不是人的。黄万波告诉记者，那些毛发如今还在他手上，但后来并未对其再做DNA检测。

　　此后，中科院又分别在1977年和1980年组织了两次野考，却都无斩获。国家有组织的野考至此停止，民间的“‘野人’热潮”却延续下来。1981年，100余名来自全国的野考科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在房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野考活动也从房县扩展到全国。

　　但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胡鸿兴仍坚定地认为，“野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武仙竹也向记者提供了他支持胡鸿兴的几点原因：其一，在生物学研究中，一般将50个个体作为哺乳动物的最小可存活种群，少于这个数，该物种会因近交衰退而逐步灭绝。若“野人”真的存在，这么多年不会只是零星目睹。其二，若按目击者描述，“野人”高2米多，身形巨大，脚长48厘米，步幅1.5米，应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留下了大量痕迹，但目前找到的所谓脚印、睡窝等，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也会遗留，发现的少许毛发，也缺少现代技术手段的科学验证。其三，“野人”的活动遗迹，如采食遗迹、活动场地、使用的工具等，也都没有发现。

　　当记者向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罗永斌逐一列举了上述几点质疑后，他说：“中科院专家‘没有野人’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比如汪松，根本从未进到神农架原始森林的里面，就说神农架海拔高，其针叶林环境没有‘野人’生存的条件。实际上，神农架地势复杂，不少地方浆木果实非常多，怎能说没有食物？再说，‘野人’奔跑速度极快，对我们来说很宽阔的领域，对他们来说也许并不远。科学实践，怎么能只坐在家里考量？”

　　找的是“野人”还是财源

　　“野人”到底存在与否？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而正是这种谜一样的悬而未决，为不少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不久前被媒体和网友揭开真面目的“仙道”李一，就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四川富商刘宗朝的资助下，带领“国光探险队”到神农架找“野人”。“野人”没找到，李一却敛到了第一桶金。

　　李一还未走远，“李二”身形渐现。随着调查的深入，众多学者和科考队员向记者揭示了有人利用“野人”炒作的事实。他们共同提到一个名字：张金星。

　　这是一个在野考方面出镜率极高的名字。从1994年第一次进入神农架以来，张金星曾多次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见过“野人”踪迹，甚至给“野人”治过病。

　　张金星喜欢穿一身迷彩服，留着大胡子。他曾多次明确表示，自己要蓄须明志，不找到“野人”不会剪掉胡子。但记者在神农架林区木鱼镇见到他时，“留了16年”的胡子也只有10厘米左右的长度。提起当初到神农架寻找“野人”的初衷，他说：“我觉得‘野人’在向我招手，我对自己能找到‘野人’胸有成竹。”

　　张金星在木鱼镇一待就是16年。2004年前，他的生活及考察经费主要靠自筹及社会赞助；此后，随着其知名度的提高，神农架林区政府每年会给他2万元生活补助，资助其进行野考。不少当地老百姓告诉记者，张金星刚到神农架时还经常上山，2004年后就忙于四处参加活动，很少上山了，可但凡有媒体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总会说自己正在山上进行考察。

　　从外貌到行头，从故事到经历，张金星打着“野人”的幌子，吸引了诸多关注。不少人慕名而来，张趁势将签名、合影的收费做了明码标价。即便对记者，他也“公事公办”：一本书23元，题字5元，合影5元，三项的“打包价”为30元。

　　采访中，张金星的言语常自相矛盾。他一会儿说自己还未真正见到“野人”；一会儿又说最近一次遇到“野人”，距离只有20米左右；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记者，他和“野人”是好朋友，以前要寻找他们，现在要保护他们，所以不能对外公布结果。他一面强调自己很低调，不想将找“野人”的事弄得沸沸扬扬，一面又主动分发印好的资料和名片。“我有能力证明‘野人’的存在，只是，一差团体的支持，二差经费的支撑。”“大概要多少钱？”“300万才能启动，一共多少钱就没边了。”他甚至扬言，“要有几个亿，就把神农架买下来，给‘野人’买个家”。

　　在寻找“野人”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也会有复杂的利益诉求。采访中，王善才的一句话引起记者的注意：“在这空白领域，谁能率先找到‘野人’，谁就将载入史册。”记者问，他本人是否冲着获得学术成果才组织野考，他矢口否认，还气愤地说，“国内的确有一些学者为扬名、捞取学术资本，才热衷于野考。”

　　“野人”对旅游的号召力，更令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心动。记者在神农架调查时，就在多处宣传材料中看到有关“野人”的描述。研究会一位陈姓人士告诉记者：“政府认为重新寻找‘野人’是件好事，要大力宣传鼓励，却不愿意出资帮助，只想靠这张牌来挣钱。”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7月，神农架林区发布了某村民发现“野人”毛发的消息，巧的是，几天后，神农架的旅游宣传推介会便在北京举行。

　　在神农架景区，记者偶遇了一位来自郑州的刘姓游客。他说，虽然他也不信这里真有“野人”，还是忍不住慕“野人”之名来旅游。像他这样的游客不在少数。如今，神农架高举“生态旅游”的招牌，其实当地政府乃至居民十分清楚，这里位置偏僻，真正吸引游客的，一是原始森林，二就是神秘的“野人”。

　　但不可否认，“野人”这个谜一般的物种，也着实吸引着一批“自然之友”不计利益地探寻其真相。在神农架，记者拜访了研究会的袁裕豪老师傅。今年62岁的他，曾参与过中科院第一次野考活动，多年的坚持，让他对神农架的山形地貌了然于心。他带记者重回当年发现“野人”的现场，年月日、哪个山坡、什么情形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坚称自己见过“野人”，而当时那种“心都要跳出来”的感觉，也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采访过程中，袁裕豪不愿让记者拍照，因为“做这个事就是自己愿意，不想炒作也不图利”。

　　调查进行到此，记者想到经典影片《罗生门》中，强盗、武士、女人、樵夫因为各自利益的不同，对一个简单的案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讲述。导演黑泽明说：“我们和事实真相永远隔着利益这道河，而我还不知谁曾跨过。”如今，寻找“野人”也成了一个“罗生门”。这到底是出闹剧，还是对自然之谜的解读？是科学研究，还是“弘扬国威”？找的是“野人”，还是财源？市场经济下，求名求利也许没什么错。但若是以“野人”为名，就难说没错了。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如果背离了这一点，而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这种“科学研究”就将失去精髓。再者，若真是以发展旅游产业为目的进行野考，在轰轰烈烈的炒作和“开发”之后，真正受伤害的，将是神农架的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这片原始森林。地球已经伤痕累累，人心却依然“欲望日炽”，面对神秘莫测的“野人”，以及他们的“家园”，我们还是保持一份尊重和敬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