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官员撰文认为“拆迁符合公共利益”，“强拆全程合法”。

　　宜黄官场评价，落马官员“倒霉”，而免职书记邱建国是“好书记”，退休干部们还上书作保。

　　了解“好书记”治下的官员拆迁逻辑，正是解析强拆自焚悲剧不断发生之根源的钥匙。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发自江西宜黄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拆迁户是人民，但拆迁户不一定就代表人民”，10月中旬，网络上的两篇为宜黄官方辩护的文章引起热议。其作者均为在职宜黄官员。他们的言论被网络舆论称之为自焚事件后的“宜黄反扑”。“宜黄反扑”的主角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公务员，“慧昌”是其笔名。10月23日，在其自家的两层楼小院里，这名科级干部兼佛教信徒终于面见南方周末记者，“我只是觉得政府承受了太多误解。”他抱着一只搪瓷茶缸说。

　　10月中旬，他在一家寺院清修时，构思了这篇后来在全国引起争论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慧昌肤色黝黑，留着一小撇胡子，自称是官员中的一个“已无上升空间”的写作爱好者。在最初投给南方周末的文章中，他分析了强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之后又一篇题为《我是宜黄事件人员，我认为舆论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正的》的网帖出现，作者以“宜人”为笔名，称强拆并未侵害钟家合法权益，而强拆是为了公共利益。从行文来看，作者应是参与处理拆迁自焚事件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慧昌去寺院寻求内心的安静之前，9月10日，在钟家燃起的火，终于烧及宜黄官员。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免职。“书记只是运气不好。”慧昌说，“苏县长更倒霉，他到宜黄才半年。”

　　在风波过后的宜黄官员中，这是一种普遍的评价。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即使在自焚事件后，宜黄的离退休和在职干部们，不仅对强拆有着迥异于舆论的判断，对“拆出人命”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的风评也颇高。“过去5年宜黄的变化比前20年都大。”曾任宜黄县委常委的黄三耕说。

　　了解“好书记”邱建国治下的官员拆迁逻辑，是解析强拆自焚悲剧不断发生之根源的钥匙。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宜黄现任及退休干部，了解宜黄近年的发展：这是一辆高速运行的跑车，而钟家，只是车轮下被忽略的小小石子。

　　“没有强拆就没有宜黄速度”

　　邱建国在干部们中的政誉，源自于五年来的政绩。“邱书记有魄力，有能力，劲头大。”黄三耕说。

　　在自焚事件一个星期以前，邱建国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与时间赛跑，创宜黄速度”。

　　记者了解到，2009年该县GDP在全省前移2位；财政收入在全省前移9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全省前移8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省前移8位，今年上半年全县GDP在全省前移7位，增幅位列全市第2位。

　　“大家都知道单纯追求政绩不好，但政绩就像学生的成绩，家长固然希望孩子全面发展，但最终评价孩子的仍然是学习成绩。”慧昌说，“而政绩需要干货。”

　　所谓的干货，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规划中准备建在钟家地界上的宏大车站。

　　自焚事件发生之前，抚州乃至江西，对于“宜黄速度”是满意的。宜黄县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抚州市委政府多次给予宜黄县的经济工作高度表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2009年，抚州市委办公室、政研室还组成调研组对 “宜黄现象”进行总结。江西省社科院两次组团来宜黄就应对危机、破解难题、加快发展、逆势赶超的“成功经验”调研。

　　在“宜黄现象”的宏大发展的叙事下，那些看似细小的矛盾被掩盖和忽略了。今年4月18日，因为已经成为全县皆知的“钉子户”，钟家的电被强行停掉。

　　钟家只得花了3200元买来一台发电机，自己发电照明。最终发电所用的汽油在9月10日这天，点燃了钟家三个人的身体。

　　宜黄发展的步伐太快了。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年初县里要求他们乡今年的财政收入增加50%。结果宜黄自己的乡干部还没有慌，“邻县的领导慌了。“宜黄都增加50%，我们怎么办？”

　　名闻江西的“宜黄速度”，压迫着解决“钉子户”问题的时间。新车站工程是写进了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而钟家的三层小楼成了阻止其发展最紧迫的障碍。

　　这是一个奇特的场景：一方面，政府为了提高全县的生活水平，殚精竭虑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邱建国提出，对于投资商，县主要领导要坚持亲自参与谈判、选地、开工等；甚至节假日或客商来亲朋都有挂点县领导接待。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标受益者，却在四处上访维护权益。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此次新车站建设拆迁涉及的21户中，绝大部分经历了政府的强制拆迁。这印证了慧昌所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城市”。

　　但新城市的强劲生命带给钟家的好处却并不明显。他们所处区域楼盘价格已达2500元每平方米左右。但拆迁补偿款是41万。这意味着钟家所能享有的发展成果是：居住面积从现在的300多平米变成将来的120多平米。

　　“你的财富是政府给的”

　　经济发展无疑是宜黄当下最大的政治。今年宜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财政总收入增长2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

　　在宜黄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县长的邱建国做《政府工作报告》，全文13000字中，无一处提到过去几年因为城区建设激化的社会矛盾。

　　2006年，邱建国从抚州市驻京办主任改任宜黄县长。当时县城没有一幢电梯房，没有国道，甚至没有红绿灯。“建国书记利用他在驻京办主任任上的人脉，给县里找来了资金。”黄三耕说。

　　现在宜黄县新县城的发展脉络便是那时定下的：搞好基础设施，为房地产开发创造条件。

　　和老城区隔河相望的新城区由此一步步向东摊开，向钟家的三层小楼逼来。此种扩张，在短时期内使宜黄房地产迅速地成为支柱行业。这也是钟家所在的乱坟岗在五六年间跃升黄金地段的原因。

　　恰是在这一背景中，宜黄的官员认为，是政府的权力赋予了这一地块的价值。“如果不是邱书记，钟家所在的地段根本不值钱。”宜黄县房地局拆迁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政府不开发，你这里就不值钱；你不能因为政府开发了，值钱了，翻过来找政府要大价钱。”慧昌说。他认为，这反映了公民们的道德修养有待提高。“人心不足蛇吞象，”不知道感恩。

　　如果抛开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来看，官员们的逻辑的确有数据支撑。1999年，钟家以每平方米40元的价格买下这里120多平米的荒山。而政府此次赔偿的标准为41万。

　　宜黄的市民也无力反驳这样的逻辑。“政府强拆是太过分了。”家住宜黄桥头的郑生辅说，“但钟家要300万的确没有道理。”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抚州市在自焚事件已舆论沸腾的9月20日仍然发给媒体一份“最新回应”，称“强拆全程合法”。

　　只是在学者的眼里，这样的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官员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不过他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掌握着几乎不受控制的权力。”学者秋风著文道，“为什么本属农民的土地，地方政府可以拿去赚钱，而农民就不可以？”

　　但实施拆迁的官员，在和钟家开始谈判之前已经持有这样的逻辑。尽管官方的资料显示，政府与钟家前后谈过五十余次，但从一开始谈判就是鸡同鸭讲。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采访发现，在同拆迁户沟通的过程中，官方此种“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自信，却往往成为谈判破裂的原因之一。在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说：“(我们)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能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但有些人却不支持我们的工作。”

　　正是在这种政府的“好意”和钟家的“不领情”中，始终没有任何一方能做出妥协。双方的口水慢慢耗尽，汽油最后终于登场。

　　“问题在于没有控制住局面”

　　每天早晨，宜黄河边的亲水湾都会有十几个宜黄的退休老干部锻炼身体，他们全是邱建国施政方略的支持者。而对于钟家自焚事件，老人都表示惋惜，“怎么会闹出人命呢？”

　　但他们所指责的，只是彼时现场指挥副县长李敏军的个人能力，“没有控制住局面”。他们并不觉得强拆这种做法本身有什么问题。

　　如果局势控制得当——有官员提到8月10日邹国宏家被强制拆迁。邹家的儿子媳妇带着汽油上了二层楼，甚至掏出了打火机，但消防队用云梯爬上了二楼，一扬手就把打火机弄飞了。

　　“关键是钟家是外来户，在本地没有亲戚，所以政府无法发动亲戚去做他的工作。”一位老干部跟记者介绍他们当年的工作经验。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9月12日左右，各单位传达县委县政府指示，要求在自焚事件后，各单位“坚定胜利信心”。有干部提起成都、武汉等地的例子，认为他们的书记、县长会平安熬过这个坎。

　　9月20日，抚州市政府宣布调查结果，坚持认为，全程没有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政府怎么可能违法违规呢？”慧昌说，“缺什么手续随时可以补上。”

　　而对于几个被免职的前同事，“倒霉，现场控制力差”，是事发后官员们私下讨论时的共识。

　　“倒霉”，几乎是宜黄官场对于自焚事件后官员落马的第一反应。而对于一死两伤的钟家，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宜黄官员无人给出明确评价。倒是慧昌在其文章中认为：“笔杆子能杀人”。按照他的看法，是媒体的偏颇造成了事件的恶化。

　　正是因为这样的“倒霉”说，加之县里进5年来的巨大变化，自焚事件后，县里的十多个离退休老干部，曾联名上书给抚州市委市政府，保过邱建国。邱建国被免职后，老干部们甚至酝酿打着横幅上街游行，来保护这名给宜黄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好书记”。

　　人们相信邱建国的复出，只是时间问题。理由是书记县长的免职原因上级没有作任何交代。“估计是因为舆论压力”。

　　新的宜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已经在邱建国、苏建国免职当日组成。

　　10月25日，细雨中钟家的那栋三层小楼，已经人去楼空。隔着玻璃望进去，凳子、洗衣机、床垫凌乱一地。那是四十多天前留下的。电在停了4个多月后终于通了。门口的白炽灯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