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执政党群众工作新考验

　　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首要是要解决好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工作方式亦需契合现代民主法制，制度平台仍有待创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面临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十二五”期间的诸多考验，群众工作仍是执政党极为重视且力图加强的政治优势。

　　日前，中央再次重点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站稳群众立场，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联系近期颇有回潮的强拆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干部中颇有市场的“强拆为了现代化”心态，这一重申和相关要求透射出高层的忧虑和紧迫感。

　　多位党建领域资深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解读道，对于党的群众工作，既要高度强调其重要性，也要清醒认识其复杂性。在新形势下，直面新的挑战，关键作为：一是解决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二是工作方式需契合现代民主法制，三是亟需创新制度平台。

　　群众工作越来越难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今时今日，近至“十二五”目标任务，远至中国社会发展转型，也都必须紧紧依靠群众以及群众工作。

　　然而，从党内外的反映来看，普遍认为群众工作越来越难了。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传统依赖的群众工作方式逐渐失灵，部分群众“不顾大局”给改革发展稳定添乱，社会情绪极不稳定一点就着。江西省宜黄县某官员甚而称之“人们不愿相信政府一方的说法，哪怕是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在一些群众眼里，相反看见的是自身利益受到不当侵害，部分基层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只做表面文章，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甚至动辄打压，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进而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党群距离由此拉开。

　　“应该讲，我们今天做群众工作，比过去具有更好的条件、更高的技术手段。但究竟‘难’在哪里？”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分析，首先难在宏观制度方面，主要是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社会分配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某些群众把怨气撒到基层干部头上，导致基层具体工作难做。

　　其次，宏观上党和政府控制的资源很多，但具体到每一单位、每一地方，可利用资源并不平衡，有的地方乡镇政府负债率较高，很难为群众办实事；而今天的群众如果看不到“实事”就很难认同基层干部。

　　其三，权力来自上级，很多事情是做给上面看的，导致了群众观念冷漠，作风漂浮。

　　再有，工作方式缺少创新，群众心里不能认同。

　　还有，缺少干事的心态，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难得接近群众，等等。

　　面临诸多困难，群众工作从理论到实务都有待创新。2009年以来，中央党校为参加培训的部分领导干部准备了“党的群众工作”研究专题，高新民即是主讲人之一。

　　在中央党校党建部另一位教授张希贤看来，有的地方和部门群众工作制度不健全，已有制度贯彻落实不力，一些工作领域和环节缺乏制度安排，工作系统性、协调性、持续性不强，都是现实困难。

　　“华北某县的一把手曾经私下跟我说，现在是解放了农民，也解散了农民。农村大量的群众失去了组织平台，分化严重，对话困难，传统的群众工作也就力有不逮。”张希贤说。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体制上理顺党政官员的授权问题。张希贤认为，一方面近年来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不断创新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仍有待真正落实。虽然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有群众立场，但乌纱帽是“上面”给的，必然首先考虑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考核，因此在树政绩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忽视与人民群众的协商，出现了“代民作主”、越俎代庖、强拆强迁种种行为。

　　而少数干部经由群体性事件免职之后，重能平调甚至升迁，更是树立了一种错误导向：只要不捅大娄子，只要能及时“摆平”，领导干部可以在谋划当地发展时不惜违背群众的意愿。

　　“对党负责要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张希贤说，“不能总认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更要看到保住这样一个干部，对执政党的威信损伤有多大。”

　　背后是利益问题

　　在与基层党政干部接触中，高新民发现其普遍反映现在思想工作难做，“因为所有思想问题的背后都是个利益问题”。如果利益问题不解决，思想工作收效甚少，“这是最大的问题”。

　　高新民认为，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十分丰富，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出现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群众基础发生了多方面变化，主要特征包括：代际更迭，群众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划分为多个不同利益群体；社会价值观多元、利益诉求碎片化。

　　另一方面，作为群众工作的施行者——执政党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社会上有多少利益群体，党员的社会身份就来自多少利益群体；二是党的干部队伍发生重大变化，经历几次代际更迭，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战争年代老一辈党的干部相比也有很大变化。

　　两个方面的变化相互交织，又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结合在一起，对党形成了重大考验与挑战。“首先考验了党能否公正协调利益关系，”高新民说，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指社会分配格局能否公正协调，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基层各种利益矛盾能否得到公正、及时化解。

　　对此，来自高层的新要求十分明晰：确定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和工作目标任务时，充分考虑不同群众的利益和承受能力，有利于群众的就干，不利于群众的就不干，决不能干劳民伤财、违反群众意愿的事。同时，要坚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兼顾好各方面群众关切。

　　“当务之急是解决底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县域以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拆迁群众的利益补偿问题，”张希贤说，“相对而言，富人、权贵的利益，已经有了更多保障。”

　　高新民指出，利益协调的含义，还包括如何使群众利益诉求以制度化的渠道合法地表现出来。这又考验了党如何应对民主政治。

　　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诉求日渐强烈。群众首先关注的是利益，但利益能否得到公正协调，需要特定的制度、法律保障，这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权力制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转变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而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能够与这种变化相适应，有的则明显不能适应，习惯于用传统的强制性手段对待群众。少数地方甚至出现过领导一句话就决定一条街道、一个村庄是否拆迁的行为；出现过仅因上访就把群众抓起来的行为；出现过仅因在互联网发表批评政绩工程就导致牢狱之灾的现象，等等。这与社会主流价值理念有很大差距。”高新民说。

　　同时，还有党风廉政问题能否最大限度解决的考验。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其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党风廉政问题有关。就干部队伍总体而言，出现的问题大多数属于作风层面，如对群众冷漠，方式简单粗暴，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等，导致群众难以接受。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本质上还是没有把群众当做国家权力和权利的主体。

　　“所有的考验，汇集到一点，就是群众工作事关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高新民说。

　　工作平台亟待创新

　　从中央的要求看，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一方面要坚持传统有效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创新，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改进群众工作方式。高新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转变理念，树立“四观”——“大群工”观，即群众工作是一个蕴含在整个政治体系运作之中的过程，党群关系是整个政治体系运转的结果；服务观，即以服务作为党政机关、基层组织的主要功能和业绩考核内容；民主与依法执政观，即群众基础变了，民主与依法执政是群众工作应有的基本观念，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民众利益本位观，即公权力不得与民争利。

　　二是进一步改进决策方式，通过民主决策，给利益相关方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防止少数人控制话语权。以民主与法制的途径确保公正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人民放心。

　　三是把服务融入到社会控制中，以服务的良好形象获得群众认可与社会的稳定。

　　四是进一步在基层实行选举制度改革，以授权方式的改革，迫使各级领导干部为群众服务，迫使各级组织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

　　五是进一步改革、完善人大代表制度，使其真正反映选民意志。

　　此外，还需创新领导方式、工作方式，以民主、法制的手段为主解决群众问题，同时充分运用高科技时代提供的一切手段、渠道，如互联网留言版等，热线电话等，及时了解群众意见，排查矛盾，解决群众困难。

　　“但一切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最终还得依赖各级领导机构的重视，因此，关键在领导。”高新民说。

　　正确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障，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张希贤认为，改革与创新党的群众工作，首先需要构建开展党群工作的新平台。现今党群工作中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平台的“老化”与缺失。

　　比如，农村可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专业协会，城镇可以街道和社区为基础，大力发展各种新型社会组织，把人民群众按市场化要求重新组织起来，使党群工作在新的平台上推进。

　　与此同时，创新基层党的领导体制。张希贤认为，今天的城市城镇，居委会和城中村、近郊村的党组织，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需要，应当创新城市基层社会党的领导体制。农村的青壮年主力走了，年轻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进城了，许多农村党支部已经无法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因此也可依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农村社区化发展，用农村社区党工委逐步取代村党支部。

　　比如，一些地方探索创建了社区“大党委制”，在城市拆迁和城中村、近郊村的改造过程中，避免了群众的震荡；一些地方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力图满足农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实践证明，党群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是党在基层的领导体制问题。因此，新时期党群工作，必须有体制创新作保证。”张希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