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社会所盼，十七届五中全会透露出的新的五年愿景和承诺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有重要比例。与此前提法相较，还加重了语气。

　　在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中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两个比重的用词是“逐步提高”。

　　本次全会还宣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据新华网等舆论管道反映，对此，“网民普遍表示支持并深受鼓舞”。

　　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鸿沟如何填平、短期能否破局，却面临较大分歧。

　　就在全会召开之前不久，本刊曾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判断：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引得众说纷纭，不少网民担心被“忽悠”。

　　今年年中，曾有人提出借鉴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是其代表人物。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对此表示质疑。杨宜勇的说法颇有“降温”的味道：“不能一味地追求快。”

　　但“务实”的杨宜勇也认为，改变收入失衡格局的时机已不容错过，他认为，应把收入分配调控作为“十二五”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样，“软改革就会硬起来。”

　　与公众、专家表现出的关切相应，今年8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也通过专题调研报告建议，尽快制定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此调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十二五”规划进行的专题调研之一。

　　抓住收入差距逆转拐点

　　今年7月，曾有媒体组织公众与专家会诊一个缠绕国人多年的问题：“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吗”？

　　国际上一般认为，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腐败丛生等现象。

　　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600美元。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的研究，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后继续向0.5的红线靠拢。

　　他的研究显示，近十多年来，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或雇主)倾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已由原来的55%以上降低到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GDP与财政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

　　收入分配问题显性化非一日之寒，决策层和有关部门亦早已对此进行筹划。如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另据报道，从2004年开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已6次易稿，但至今未能出台。

　　郑功成日前发出警示：“收入分配问题源于民生与经济层面，事实上却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成为现阶段影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该领域的资深专家，杨宜勇近年也多次呼吁，“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学界多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大，李扬计算其对基尼系数有40%的贡献度，杨宜勇则认为60%与此有关，其他的因素是垄断、不公平、腐败等。

　　李扬表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收入差距逆转的拐点。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按李扬的说法，城镇化率到达这一程度后，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有时农村条件在发展三产方面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比城市更高。

　　但逆转过程不会自动展开。李扬认为，创造条件加速这一进程便是政府的重要任务，比如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

　　收入增长须明确指标

　　今年6月，人社部专家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以借鉴在日本成功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列入“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不妨提出这样的目标。”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王小广撰文回应认为，居民收入倍增意味着需要比GDP增长快近一倍，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量的调整来实现，比如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居民，但是这样做的阻力非常大，执行难度也很大。

　　在他看来，“中国连物业税的征收都做不到，在当今社会从富人或富裕地区拿钱补贴穷人比虎口拔牙还难。”

　　郑功成也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多年难见实质行动，首要原因便是利益格局已经形成，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自动放弃在财富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就在学界争议、决策层未予表态之时，日前已有地方先行提出“收入倍增计划”。

　　今年8月，吉林省宣布实施“富民工程”，提出到2015年，实现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都翻一番以上。

　　上海浦东新区也计划从今年起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到“十二五”期末，浦东的农民收入能够比2009年翻一番。为此，浦东新区分别针对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具体目标。

　　此外，今年富士康公司在“N连跳”后大幅提高一线工人工资，也让特定人群短期内收入倍增不再是梦想。

　　全国性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尚未得到广泛共识，但在未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像对节能减排一样，确定一些收入分配领域的量化指标，则在相当程度上被认可。

　　杨宜勇说：“基尼系数不能再扩大了，在2015年要达到什么标准，2020年要达到什么标准，必须得有一个说法，必须要锁定一个目标，然后不遗余力地实现。”

　　郑功成也公开表示：“特别希望‘十二五’期间能够明确相关的指标，比如基尼系数降到0.45以下，到2020年‘十三五’时期降到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下，必须要有这样的目标才能算账。”

　　他认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来形成的，用10年来恢复到相对合理、公平的格局，即可给予高度评价，“大家应该让国家能够理性地、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细化“民富”路线图

　　五中全会前后，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的一个分析得到热捧：“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规划较多追求“国强”，而“十二五”规划则在追求“民富”。

　　而与理论问题相比，老百姓更为关注执政者在未来五年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达到“民富”效果。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鸿沟的日趋拉大，政府让税、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等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已被理论和实践界反复讨论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富民”已悄然进入了实操阶段。

　　比如为实现其提出的“富民工程”，吉林省已制定出指标性较强、较为细化的地方政府“富民”路线图。这一路线图包括了13个部分、53条具体措施。其中核心做法有四。

　　其一，发展产业、推动创业、扩大就业，把创业作为富民的重要途径，通过创业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增加居民财富。到2015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要调整到10:50:40，新增个体工商户120万户，新增中小企业5万户，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的45%，并为此出台一系列财税和信贷支持政策。

　　为破除创业中的政策障碍，吉林提出开放知识产权收益，职务性技术成果在本省转化或入股的，其知识产权由主要发明人或研发团队拥有。科技人员以知识产权入股的，作价金额可达公司注册资本的70%。

　　其二，促进工资性收入、农民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快增长，把提高工资水平作为调节分配关系的着力点和增加居民收入的主渠道。特别提出，要确保社会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增速。

　　为强化政府在提高收入方面的责任，吉林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两年一调整、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职工工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为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吉林还提出企业年工资增幅超过20%的，超过部分免征应交社保费单位缴费等方式。

　　其三，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安居工程、加大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扶持力度，到2015年基本满足城乡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需求。

　　其四，强化城镇化和公共财政对富民的促进作用。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要达到60%；将新增财力的70%用于民生，引导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源投向“富民工程”。

　　此外结合本地特点，吉林的富民政策明显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如在3年内实现全省城镇居民5项社保全覆盖，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医保待遇，解决23万集体企业职工、16.9万五七家属等特定群体养老保险问题，将51万“关停并转”国企退休人员全部纳入医保等。

　　“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恐怕是最难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这涉及深层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问题。”而以吉林、上海等地为代表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令公众看到了在“强国”到“民富”的转型问题上，执政党不仅有意愿，而且正在将其付诸行动。

　　据本刊最新获悉，高层针对当前“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突出”，已明确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根据形势发展和条件允许，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有效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