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血液告急”的3个月

　　临床用血的压力绝不仅限于昆明，在全国也是季节性常态。“血荒”的表象之下，核心还是无偿献血制度。与现实的需求相比，这项社会公共政策得到的知识性普及和有效推动，还远远不够。

　　主笔◎王鸿谅

　　医院的需求

　　那个孕妇急救的故事，即便过了半个月，董伟群回忆起来还是有些惊心。她是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科长，在输血科里从业15年，今年老科长退休，她挑起了大梁，一上任，就遇到了昆明10年来最严峻的一次持续性血液紧张。

　　“病人是晚上送过来的，大出血，家属慌了，从别的医院直接找车拉到了我们医院，送来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人已经昏迷了。她以前从没到我们医院就诊，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病历资料，接诊的医生做了迅速诊断，需要马上做急救手术，不然大人和小孩都很危险。按照她当时的状况，手术备血至少需要3000毫升。她是O型血，但当时医院血库的应急储备里，O型血只有600毫升。”

　　董伟群解释说：“对每一家三甲大医院来说，血量储备都是一项任务，包括正常储备和应急储备，按照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具体到我们医院，正常储备应该是A、B、O三种血型每种8000到10000毫升，AB血型3000毫升；应急储备A、B、O三种血型每种3000毫升，AB型1000毫升。这样才能保证临床用血的正常运转。”医院的临床用血量，有明显的周期性，医务部主任李薇说：“七八月份开始，是一个医疗高峰，因为择期手术大都被安排在这个时期，全国范围内都是这种情况。”

　　择期手术，是指手术时间并不急迫，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手术迟早并不影响治疗效果的手术，容许术前的充分准备，达到一定的标准条件，再选择最有利的时间来施行手术。一方面，“秋天身体出汗少，手术后创口的感染概率相对夏天小”，另一方面“七、八月是学校放假的时候，那些需要做手术的家长们才能放下心来处理自己的事情”，李薇也是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多年的临床经验，也让她能更近距离地观察到这些患者，她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血液供应都来自于血液中心，医院必须量入为出。这种周期性，也让董伟群和输血科的同事们每年7月开始都要面临一轮挑战，“只能根据现实的情况来做调整，保证危、急、重症患者的手术，按照轻重缓急，来调配血液的用途，把择期手术先压一压”。只是今年的情况格外紧迫，董伟群回忆：“其实年初的时候，临床用血就紧张过一段，但很快就缓过来了，可是从7月份开始，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最紧张的时候，A、B、O这三种常用血型的应急储备，都只有300到600毫升，真的是远远不够。”附一医院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它的这种窘境，也是昆明市所有医院的缩影。

　　这名孕妇是国庆期间入院的，整个昆明的血液紧张已经持续了3个月。“没办法，只能向血液中心紧急求助。”董伟群很明白，“其实一旦医院血库紧张，血液中心也是一样的紧张，不过，血液中心毕竟有更多的应急储备，而且血液中心里也有完备的信息网络，可以及时了解各个医院的血液储备情况，做一些临时调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事情发生在晚上，“不堵车，血液中心调配出了3000毫升的血液之后，可以最快时间送到医院”。前前后后“也就30多分钟”，可董伟群觉得，“过了很久很久”。在血液到来之前，是可以想见的艰难场面，“时间太难挨了，病人的生命指征越来越弱，家属着急，医生们也着急啊，可是没有血，医生们只能干着急”。

　　因为血液及时送到，最后是个大团圆结局，一家三口平安出院。医务部主任李薇说起来会不由自主的自豪：“这3个月再怎么困难，血液再怎么紧张，我们医院里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例危、急、重症病人因为缺少临床用血而导致不良后果的情形，我们撑了过来。”但谁也不敢松口气，只要血液紧张还在继续，险情随时可能到来，更何况，“压下来的择期手术还有很多”。

　　作为一种应急手段，医院开始倡导患者亲友间的“互助献血”，这并不是亲友间相互输血的意思，而是患者亲友主动到血液中心献血，补充血源，血液中心再根据情况调整库存，优先安排患者的择期手术用血。但这毕竟只是应急手段，李薇的困惑还在于：用血紧张明明是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在一般人的认识里，还是更像一个医疗系统的内部问题，除非身边有亲友等着用血，根本感受不到这种急迫性和深层次的根源。”

　　血液中心的现实

　　昆明血液中心的供血科里，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是昆明8家血液需求量最大的医院每天报过来的计划，各种血型的需求量，基本都在5000毫升以上，供血科的周医生一直在忙着接医院的电话，他说：“现在，我们根本没法做到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采回来的血只有那些，各家医院匀着给，能给个1/10就不错了。”

　　整个昆明260多家医院的临床用血，全部由血液中心来提供，这里才是压力的终端。血液中心血源管理科主任李开红说：“血库理想库存量为40万至45万毫升，但现在每天的库存量往往连10万毫升都达不到。”她感叹，“以前也经历过血液短缺，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每天采回来多少血好像都不够用，有多少就发出去多少，库里根本存不下来，最紧张的时候，血库的冰箱到了下午差不多都空了，只能留下几袋血做紧急备用”。

　　昆明血液中心只有一个固定采血点，就是血液中心的采血大厅，但是这里主要接待献成分血的人，全血的采集，还是依靠5辆流动采血车，分别位于昆明百货大楼、百汇、东风广场、大观商业城和官渡广场，都是热闹的商业区。“人流量是一个大前提，”李开红说，“当初设立这些点的时候就仔细考虑过的。”采血车一般每天早上10点到达，下午6点收车，跟商业区的节奏同步，一辆车上配备5名工作人员，负责征询、检验和采血等各项工作。

　　采血车风雨无阻，工作每天都不变，今年也一样，可是，血液采集量却有了严重的滑落。“以暑假来划分最明显，暑假前，5辆采血车每天能采集到的血液一共有8万毫升左右，每天的出库量也基本保持在8万至10万毫升，与采集量基本持平，我们就能保证正常库存。”李开红说，“但暑假以来，5辆采血车平均每天的采血总量只有2万毫升左右，周末采血最多的时候也只在4万毫升左右。但临床用血量却在急剧增加，平均每天的出库量连续性地达到了4万多毫升，入不敷出，结果就是现在的样子。”

　　寒暑假的采血量减少，几乎已经成了某种固定的规律。“还是那个老问题，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是献血的主力军，按照我们以前做过的统计，占到了70%以上。”李开红说，“你别看这5个采血点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真正愿意走到献血车前的，还是以这两个群体为主。”

　　一般情况下，这种紧张随着新学期的到来都会有所好转，可今年昆明有些特殊，因为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需要，昆明的各大高校集体外迁，到了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呈贡新区。大学城的建设早就开始了，陆续有学校在往外迁，但整体的搬迁集中在这个暑假。“昆明城区小，以前周边的高校距离商业区，打个车最多也就十来分钟，现在就不同了。”李开红说，“20多公里的距离，学生们外出活动的频率都会明显降低，更不可能指望他们专门跑到市中心来献血。”

　　当下的燃眉之急，只不过是把李开红一直以来的困境集中凸显了出来。招募和组织无偿献血工作，从来都不容易。“我们也用了很多方法，甚至还引入了市场营销的培训课程，跟全国的兄弟单位交流过经验，但大家的局面其实都差不多，血液中心也只是个职能机构，人员、编制和经费其实都很有限，昆明血液中心从成立到现在的20年里，工作量增加了5倍，但是编制只增加了4个，现有编制132人，加上合同工共170人左右。”李开红感慨，“很多事情，并不是血液中心想做就能办成的，就拿5辆采血车来说，前几年连车停在哪里都是个问题，因为一些奇怪的规定，常常被城管驱赶，说影响了市容。这几年把关系理顺了，我才不用老是去跑城管了。我们当然想设立固定的献血屋，可是这个需要层层的审批，也不是我们能做主的。这次，因为大学城外迁带来的困境，我们报了计划，终于在呈贡那边租下了两个商铺门面，准备建立固定献血屋，但是要到明年才能投入使用。”

　　持续了3个月的紧张，一直到10月份媒体的集中关注才有了一些好转，采血车前的人明显加倍，每天能采集回来的血量不断攀升。只不过，血液采集回来，还要经过复杂的检验确认安全合格后才能发往医院，单是一道核酸检测就需要8个小时，所有的检验工序全部完成需要4天。所以，用血压力的缓解，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收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恢复到正常库存，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这些足以让李开红感叹：“媒体的宣传比血液中心的宣传有用多了。”

　　一项公共政策的困局

　　李开红从部队转业到血液中心10年了，她刚好赶上了1998年《献血法》颁布之后，从有偿献血到无偿献血的转变。《献血法》的颁布，大背景是有偿献血导致的血液安全问题。血液买卖的泛滥，艾滋病的泛滥，那些惨痛的教训，阴影至今犹在。可是，从有偿到无偿，这是一种观念的质变，“过程太艰难了”。

　　李开红回忆：“《献血法》颁布之后，有偿献血和无偿献血并存过很长一段时间，有偿的主要是成分血采集，这个跟献全血不同，捐献的只是血液中的某种成分，可以是血小板、粒细胞或外周血干细胞。采血的时候，通过某种专用的细胞分离器，分离出所需要的成分，其他的血液成分再回输到献血者体内。虽然和献全血一样安全，但献血者因为对许多专业知识并不了解，往往存在恐惧和疑惑，难度更大。”但无偿献血是大势所趋，国家也定下了“一刀切”的时间。“在昆明，真正‘一刀切’是2006年的事情。”李开红回忆，“太难了，那个时候，只能靠我们自己通过血液中心的网络，寻找经常无偿献血的人，挨个上门去做工作，同样的话，要反复地说，被拒绝也是很经常的事情，那也没办法，只能继续找，反复动员。”

　　献全血的部分，相对好得多。“1998年刚开始的时候，血液也紧张过一阵，但因为国家很重视，所以政府的参与力度高，用下计划的方式，把任务分配下去。”李开红说，“那个时候，严格地说是义务献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偿献血，单位下计划，然后用放假和福利的方式来变相补偿，但这种方式也会出问题，里面总有利益空间，这样就有了钻空子的人，为了完成献血计划，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过买人头买指标的事情，成了变相的有偿献血，结果，反而违背了《献血法》的初衷，给血液安全带来隐患。”

　　当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减弱的时候，李开红和她的同事们也发现了一个现实：“跟10年前比起来，其实人们对于无偿献血的了解，知识还是一样的少得可怜，很多起码的常识，依旧需要采血的医务人员一遍遍地重复，献血应该是一个有准备的行为，但是从我们5辆采血车上汇集的情况来分析，随机献血的人群，占到了绝大多数。”

　　10月22日，记者选择了人流最多的昆明百货大楼的献血车作为考察样本，那些满怀热心而来，却只能无奈而归的人，除了本身的健康情况之外，还有几种常见的问题。首先是忘记携带身份证，为了保证血液的安全，血源的可追溯性，献血者必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这是个常识，但在实际中，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其次是献血前3天不要喝酒，需要有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些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男性，兴高采烈地坐下，掏出身份证，回忆一下，说昨晚刚刚喝了酒，还一再地跟医生争取，说喝的不多，没有关系，自己身体不受影响……单是记者观察的2个小时之内，因为上述两种对话而只能离开的热心献血者，不下30人。

　　负责审查健康征询表格的李医生拿出他的记录，说：“别看这么多人来，从上午开始，到15点，完成了征询表格筛选的大概有100人，再经过血液检测，真正能采血的只有27人，效率太低了。”李医生必须很耐心，一遍遍重复同样的问题和回答，再一遍遍提醒不同的人，“献血是一个需要有准备的事情，希望您下次准备好了再来”。

　　无偿献血的招募和组织工作，其实都由细节构成，李开红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宣传和普及的力度”，可这些，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时候真的有心无力。“一个黄金时段的公益广告宣传，胜过我们一对一地说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但我们没有那样的经费。有时候，一些企业会组织员工集体献血，我们当然很欢迎，可企业也有自己的考虑，希望能够做一些形象宣传，但这些血液中心没办法做到。”李开红甚至不愿意强调献血人群的具体构成比例，“我们一直觉得，无偿献血的宣传应该是鼓励性的，去表彰和宣传那些愿意献血的人，对于没有献血的，也不能道德至上地去打击和批评。毕竟，这项公共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更多人来参与啊”。

　　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师余成普在清华读博士的时候，关注的问题就是无偿献血，他把这种季节性的“血荒”归结为一种“组织问题”，2007年的时候，他曾经在长沙做过定点考察，人们对于献血常识的缺乏，也是令他惊讶的问题，他在自己调研中得出的结论，其实也与李开红不谋而合。“在一项公共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上，自上而下的推动力，远远胜过自下而上的改变，在无偿献血的问题上，取消掉计划性的指令，并不等于政府就要完全旁观，指导性的指令，同样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他说。不过，不管局面如何的困难，李开红都坚信，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问题，她特别反对那种动辄用经济理论来分析，觉得恢复一部分有偿献血才是出路的观点。“从有偿到无偿，这种进步多难啊，明明已经进步了，为什么要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