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飞虎队”员

　　直到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吴其轺的家人才知道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作为中美航空混合联队(即“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飞行员，吴其轺的一生，经历了辉煌的战斗岁月与坎坷的牢狱之灾后，终于在晚年收获了些许宽慰。2010年10月13日，享年93岁的吴其轺在杭州辞世，健在的“飞虎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

　　记者◎魏一平  摄影◎张雷

　　吴老与老吴

　　2005年9月1日，时隔60年，吴其轺又踏上了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湖南芷江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小儿子吴缘被眼前的阵势给镇住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两辆奥迪，市政协主席把父亲让到他那辆车里，我和母亲坐后面一辆，一路上呼啸着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现在跟本刊记者说起来，吴缘还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

　　如果不是那封突然寄到家里来的邀请函，吴缘对父亲的了解很可能还仅限于“一个开过飞机打过仗的国民党”。在过去的50多年里，父亲对自己的经历从来闭口不谈，如果被儿子问多了，也顶多是淡淡的一句“在湖南的芷江打过一场大仗”。甚至连相濡以沫的妻子，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吴缘记得很清楚，邀请函是2005年6月18日寄到家里来的，邀请父亲去参加第二届芷江国际和平节。很快，有北京的记者找到家里，说是要采访吴其轺的“飞虎队”经历。“老爷子跟‘飞虎队’有什么关系？”吴缘很好奇，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北京的彭嘉衡介绍来的。彭是民国中央航校第15期学员，吴其轺是第11期学员，后来两人又都在第五大队任飞行员。虽然早在1980年就恢复了联络，但两人的往来书信中，“飞虎队”几乎是一个从未出现的字眼。

　　紧接着，不断有各路记者接踵而来，在外做生意的吴缘干脆退出了公司，每日陪着父亲接受采访，曾经的战火硝烟开始一点点被打开。也就是在到达芷江的那天，警车护送到宾馆之后，已经88岁高龄的吴其轺长舒了一口气，尘封60年，他终于打开话匣子，跟吴缘讲起了那场“大仗”——芷江保卫战。

　　湘西小城芷江，抗战时期却拥有盟军在远东地区的第二大机场，能停泊300多架飞机，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就驻扎于此。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很多也是从这里起飞。1945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湖南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保卫战)，中日双方共出动兵力28万，战线长达400多公里，最终以日军惨败结束，从而成为中国抗战从相持阶段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转折点。

　　当时的吴其轺，已经是“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老飞行员了。“飞虎队”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共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是驾驶驱逐机的一线战斗部队，承担了大部分的作战任务。“多的时候每天要出四五次任务，小黑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赶紧走。”虽然事后回忆起来酣畅淋漓，但当时却没有那么轻松。惨烈的空战让每一次起飞都成了可能的永别，为此，临飞之前，部队一般允许飞行员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看电影、喝咖啡、泡酒吧、跳舞，当时的芷江几乎就是繁华的美国城”。

　　这一年的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行动中，吴其轺驾驶的战机引擎被击中，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村民们用轿子把他抬回家，把过年剩的一点腊肉拿出来炒给他吃。4月17日，吴其轺赶回芷江机场。吴缘给本刊记者出示的一份美国空军档案复印件中，还详细记录了他的这次空战与失踪经历。

　　据不完全统计，在芷江保卫战期间，仅第五大队就出动飞机3101架次，平均每天60架次。这已是吴其轺自1941年参加空军以来第三次遭日机重创了，大难不死。但更多的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当时不断有战友牺牲，吴其轺负责安葬，还在部队里得了个“红白喜事”的绰号。

　　那天的国际和平节开幕式上，主持人用“吴英雄”对他做了隆重介绍。面对鲜花、掌声，老人反而有些不自在起来。回到房间，他“原形毕露”，把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打发走，略有不安地告诉吴缘：“我哪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最多的一天，吴其轺接受了126位记者的采访，累到最后连自己的年龄都会搞混。安静下来的时候，老人就会独自陷入沉思，说起跟随自己多年的勤务兵就止不住抹泪。

　　坐在杭州文三新村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吴缘，面对客厅还在燃着香的父亲的灵堂，悲伤之外也不免略感欣慰。这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是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在2005年调配的，因为不断有美国和台湾的战友前来拜访，原来那套54平方米的小房子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对于从小就被人骂作“历史反革命儿子”的吴缘来说，2005年是个始料未及的转折。他转过头让记者看他后脑勺上留下的一道道疤痕，虽然有着接近1.9米的大个子，但由于受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吴缘的童年基本上是在被骂与挨打中度过的。

　　也是在这一年，吴其轺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平日里的“老吴”开始被人唤作“吴老”。不过，老爷子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最后在医院的日子，住在干部病房里，医生护士喊“吴老”，他装作没听见，改叫“老吴”，90多岁的老头就乐呵呵地答应着。

　　尘封的历史

　　吴缘这几年一直陪在父亲身边，除了照顾他的起居，就是整理父亲的历史。他拖来一个大行李箱，满满一箱的资料见证了这个家族的跌宕起伏。

　　出生在福建闽清的吴其轺，在兄妹10人中排行老小。父亲吴銮仕是当地的开明绅士。1937年，吴其轺考取青岛师范大学，在去报到的路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示。他给父亲写信请求“弃笔从戎”，还没等到回信就已经入了伍，成为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11期驱逐科的学员。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吴其轺与同学开始了一年的徒步大转移，从南京出发，经芜湖、九江、常德、衡阳，最后到达云南驿(位于楚雄一带)时，3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200人。

　　在楚雄、蒙自一带接受完初中级飞行训练后，吴其轺进入巫家坝机场高级飞行班。1941年初，81名顺利毕业的学员坐上大卡车，去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参加毕业典礼。蒋介石为每一个学员亲授“中正剑”，提醒他们“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吴其轺曾多次跟吴缘讲起那天的场景，直到晚年，他还能一字不落地唱出黄埔军校校歌和空军军歌。

　　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凤凰山机场的吴其轺，被编入“轰炸驱逐总队”。那是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志愿航空队回国，刚刚起步的国民党空军独撑战局。6月22日，日军57架飞机轰炸凤凰山，由于当时中方飞机基本没有空中作战能力，敌机来轰炸时只好转移规避。吴其轺奉命驾驶毫无战斗力的教练机向广元方向疏散，刚起飞不久，就在岷江快活岭一带与4架日本神风战机相遇，离江面40米高度时被日机击中落水。

　　吴其轺的屁股中了4弹，金属座椅救了他一命，但却留下了终生腿疾，到了晚年，由于受伤的那条腿血液流通不畅，萎缩的肌肉更容易溃烂。受伤的他在水中昏迷过去，老乡划船来营救。让吴其轺念念不忘的是，因为当时发动机已起大火，飞机烧得通红，附近的江水很烫，好几位救他的百姓都被烫伤了。去年，吴缘带着92岁高龄的父亲，拖着病榻之躯回到了广元当年坠机的地方。那次转移中，与他一块起飞的6个战友，就有4个长眠于此。

　　在都江堰的二王庙养伤一年多，吴其轺才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凤凰山基地，但飞行的梦想却要离他远去了，给时任轰炸驱逐总队长的徐康良当起了英文翻译。耐不住性子的吴其轺整天软磨硬泡，徐只好答应让他试飞。“上了飞机哪还舍得下来，那时候打仗人手不够，只要能飞就行。”倔强的吴其轺拖着一条伤腿驾驶战机重返蓝天了。

　　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曾在1941年遭遇惨败，大队长、副大队长以下8名飞行员殉国，蒋介石撤销了第五大队的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戴“耻”字臂章上岗。两年后，随着美国援华先进战机陆续到来，为雪前耻，第五大队成为作战最为骁勇的部队。吴其轺多次飞越有“死亡之谷”称号的“驼峰航线”，主要任务就是去卡拉奇接应美国援华战机。“坐飞机过去，再自己开飞机回来，即便性能优良的美式P40战机，飞行高度也只有六七千米，只能在高山之间穿梭，一不小心就有去无回。”吴缘对家里一直使用的那些航空毛毯念念不忘，因为每次去接飞机，都会带回一个飞行包，一条毛毯就意味着父亲又成功飞越了一次“驼峰航线”。母亲裘秋瑾则在一旁插话道：“他带回来的空军羊毛靴，我一直穿了几十年。”

　　即便是报道铺天盖地，吴其轺也不会在家里夸夸其谈，他已经习惯了沉默，配合采访在他看来也是“国家需要”。家人只能通过一件件当年的空军用品来小心翼翼地试探，绣着“飞虎队”标志的领带与雪白的空军礼服，只有在最隆重的日子才会穿；直到晚年还在使用的一把皮椅子，是当年陈纳德将军视察第五大队时，看到吴其轺腿不好，下令从缴获的日本运输机上拆卸下来送给他的。不过，现在，他把这些物件都捐给了各个纪念馆，只留了一条自己最心爱的空军裤，死后做了寿衣，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

　　1945年8月21日，吴其轺终于迎来了重新穿上空军礼服的日子。这一天，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吴其轺受命与战友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他引领日机在芷江上空绕场3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下午，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今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在芷江部署全国16个战区、100处缴械点受降事宜，20天签发了24份备忘录。随后，吴其轺又奉命驾机护送何应钦“胜利还都”。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吴其轺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亲眼见证了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一幕。“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激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死去的战友。”晚年的吴其轺说起这些，还是会禁不住又唱起那首熟悉的黄埔军校校歌。

　　飞行员、三轮车夫与标本员

　　抗战胜利了，吴其轺却萌生了退伍的想法。“他不愿意打内战，就借口身体不好不飞。”吴缘告诉本刊记者，早在抗战结束时，父亲的军衔就是上尉，因为解放战争时消极应对，军衔一直没变，直到后来退守台湾才升至中校。1948年美国空军招考留学人员，急于离开的吴其轺从3000多名报考的空军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被录取的三人之一，到美国西点军校空军分校学习指挥。

　　1949年2月回国后，吴其轺被派往台湾桃园机场，后来与南京空军换防，直至解放前夕才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部队退至台湾。就在他苦闷迷茫的时候，1949年11月，却意外收到了父亲从香港转来的一封信：“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看到这样的字句，吴其轺吓出一身冷汗，当时蒋介石为防止台湾的空军起义，每次起飞只允许加很少的油，续航时间不过30分钟，根本飞不到大陆。

　　机会很快到来了，趁着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翰来台湾，他借口说想去香港转转。约翰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虽然当时台湾的所有机场戒备森严，但国民党军队不管美国飞行员的起降检查。就这样，吴其轺搭约翰的飞机偷偷到了香港启德机场，趁着中午换岗的时候从修理厂的后门溜了出去。“他赶紧脱掉军装，买了身西装穿上，因为第二天台湾方面的命令就下达了，见到吴其轺格杀勿论！”吴缘说，在父亲晚年的回忆中，这一幕的惊心动魄丝毫不亚于当年激烈的空战。

　　通过香港的地下党联络，吴其轺自己买船票回到天津，但是接头的人并没有来。他只好一个人到北京游荡，幸运再次降临，一天在公交车站巧遇当年一起养伤时的战友，终于找到了组织。吴其轺被安排在南苑机场当教管，不曾想在那待了3个月，他却连看看飞机的资格都没有。1950年2月，吴其轺申请退伍，到杭州投奔大哥，在之江大学图书馆谋了个职。

　　日子刚刚平静下来，风暴又来了。1954年在干部审查的时候，因为有美国和台湾的经历，吴其轺没有通过，被送到余杭农场，名为“学习自救”，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写到2005年写不动为止，前前后后有60多本。

　　妻子裘秋瑾经过亲戚介绍认识吴其轺的时候，她对其“飞虎队”的经历一无所知。“那时候只知道他以前是国民党员，自己不讲我也不好问，后来才知道，他一直不说，是为了不连累我们母子。”已经82岁的老太太向本刊记者说起这些，满是辛酸。1954年11月，亲戚把她送到农场，与吴其轺正式成婚，没有嫁妆，没有仪式，也没有喜筵，只悄悄领了一个结婚证就回来了。

　　之江大学分给吴其轺的小洋房被没收了，裘秋瑾只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借宿在亲戚家，靠帮亲戚看店为生，“买5分钱的菜，3口人要吃两天”。当初说是3个月的改造，没想到一去就是20年。这期间，吴其轺一个月才能回家一天，他爱写信，几乎每周都会往家里写一封信。现在再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老信纸，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与蹉跎哀叹，家长里短都是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殷殷嘱托。

　　吴缘从小学到中学，档案上家庭出身一栏一直都是“历史反革命”。为数不多的温馨记忆，只有父亲回来的时候，带他去杭州的外文书店看英文书，下午在公园散步，只是，当年那场“大仗”却再也不会提及了，常讲的故事变成了法国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直到后来翻阅父亲日记的时候，吴缘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农场里是何等苦闷。“每日光脚踩纸浆，冬天亦不例外，双脚已经肿胀，只盼明天能够出太阳，来救救我的脚。……昨晚入厕，惊见房梁上七人一起自缢！活着最好。”吴缘说起这些，高亢的嗓门才会低沉下来，他说自己接下来几年要做的就是好好读懂父亲。

　　吴其轺坚持到了最后，1974年从劳改农场回家，他已是56岁，但一无所有，只好在妻子工作的一个针织手套厂做起了三轮车夫。“一车装600斤，一天挣1块两毛钱。我带着两个儿子租住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每月3块3毛。”裘秋瑾心疼丈夫，不忍心看他冬天拖着一条伤腿去蹬三轮，想让他歇歇，可一次也没奏效。因为蹬三轮车体力消耗大，杭州闻名的小笼包，3个才1两，吴其轺父子仨起码要吃两斤，60个。他们怕一次吃60个包子吓着旁边的食客，就连着去3个饭馆吃饭，这样一来，还能白喝9碗汤。

　　1980年平反后，靠着当初农场开矿时对化石的喜好，加上有英语底子，吴其轺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地矿系的标本实验室做起了标本员。现在吴家还保留着两盒化石标本，那是吴其轺离休的时候学校送给他的纪念品，一块块核桃大的小石头上，各种动物的纹路清晰可见，旁边都是吴其轺用中英文标注的名称、时间与产地。这大概是吴其轺留给后代的唯一像样的遗物了。

　　最后的心愿

　　那些来采访吴其轺的记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最幸福？”答案总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儿：“活着。”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吴其轺的晚年，死亡并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他常向吴缘念叨，希望死后能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芷江机场的跑道边。

　　吴其轺的父亲吴銮仕，早年曾受闽清侨领黄乃裳之邀，前往马来西亚开创“新福州”垦殖场，即现在的诗巫市，并被推选为当地华侨的领导人。1940年吴銮仕回国传教，却在1951年以“恶霸”之名被枪毙。

　　吴家兄妹除三子夭折外，其余九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后来的命运却不免令人嘘唏。长子吴其玉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任北大教授，做过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后被打为“右派”；次子吴其瑞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解放后任南平市副市长，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自杀；四子吴其璋是黄埔军校第12期学员，1943年牺牲在密支那的战场上；五子吴其瑗，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文革”中被打断了腿；长女吴贞宜毕业于福建华南大学，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文革”中不忍迫害自杀；次女吴静宜也是福建华南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因为丈夫是台湾海军军官，“文革”中也多受牵连；三女吴端宜，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校长，被划为“右派”；小女吴肃宜也是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教务长，也被划为“右派”，后移居美国客死他乡。

　　当年81个一起参加蒋介石授剑的毕业典礼的同学，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32个。到了晚年，每每见到曾经的战友，老人总会抱头痛哭一番。一般来讲，飞行员如果有过一次迫降的经历后就会留下心理阴影，后来，一位民航的飞行员还专门慕名找到吴家向老爷子请教：“怎么能够3次被击落还照样飞？”吴其轺的回答倒也干脆：“没人干，只能上。”

　　在吴家的客厅里，摆放在冰箱上的两个玻璃罐格外显眼，那里面装的是来自辰溪与广元的土壤。这是吴其轺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他一直想回到当年坠机的地方看看恩人。2005年，在到芷江之前，吴其轺跟随凤凰卫视的摄制组找到了辰溪县那片迫降的小河滩。当年的救命恩人都已过世，老人抱着恩人的孙子老泪纵横。临行前，他特意让儿子在河滩上放了一挂鞭炮，那是他重生的地方。

　　从三四年前就陆陆续续住院治疗，但吴其轺似乎一直在坚持着等待什么。原来，抗战胜利后，美国空军曾授予他一枚“优异十字勋章”和一枚“航空奖章”，前者专为表彰那些执行空战任务50次以上的飞行员颁发。可惜后来寄存到姐姐家里的奖章，在“文革”抄家的时候丢失了。从1980年平反开始，吴其轺就不断地给美国方面写信，希望能够补回奖章。吴缘拿来厚厚的一摞信给本刊记者看，娟秀的英文言辞恳切，每年一封。终于在去年10月有了结果，金灿灿的两枚勋章从大洋彼岸寄了过来，附件里标注着吴其轺参加空战的次数：88次。

　　芷江“飞虎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吴其轺的离世，大陆健在的“飞虎队”员基本算是谢幕了。从2003年举办第一届芷江国际和平节以来，吴建宏辗转联络上了绝大部分当年的“飞虎队”员。“健在的基本都在台湾、香港和美国，华人飞行员也不过还有十几个人，反而是美籍的寿星更多，有100人左右。”据吴建宏了解，当年回到大陆的“飞虎队”员，后来的境遇大多不好。本刊记者在吴家采访的两天，正巧彭嘉衡的儿子也前来慰问，他告诉记者，今年8月份父亲已经去世，到了晚年，甚至连医疗费都成了大难题。

　　而据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掌握的资料，当年参加“飞虎队”第一、三、五大队的中国籍飞行员一共有381人，除此之外，还配备了人数更为庞大的指挥、地勤及服务人员，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也是“飞虎队”的一员。孙官生前两年重走远征军路线的时候，就在山区发现了一些这样的老人，但他们却大多隐姓埋名后半生，默默无闻，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