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财新-《新世纪》：在谈到推进各方面改革时，《建议》用了“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个表述，这个新词有何意义？另外，说到改革的优先顺序，汇率、费改税和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刘鹤：“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财新-《新世纪》：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建议》列得较细。这些年，改革呼吁不断，但一直是走走停停，可能与政府权力较大，又担心通胀影响增长有关。这次的决心如何，会不会在考虑实施的时候又因担心波动而停顿？

　　刘鹤：最近油价调整了，资源税也在一些地方试验，我们会从实际出发加快推进改革。以什么机制调整价格，存在很多技术性环节的问题。我想指出，对“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解需要深化。最近，我与美国同行讨论时了解到，同样是电价，同样说供求，我们和美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美国涉及公共产品价格的决定需要通过模型(model)精细测算，通过听证，然后再到州政府批准。消费者、生产者收益或损失算得非常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现实往往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一样。理论是静态的，没有限定具体利益关系。这种经济体只存在于虚拟的孤岛，在现代社会中不存在。逐步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关系国计民生，需要非常科学和审慎。

　　财新-《新世纪》：我们注意到，对汇率改革，《建议》中加了一个定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确认了今年6月以来的汇改。

　　刘鹤：这个表述已有共识，就是渐进式改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理解几个基本问题：首先，美国失业不是中国汇率造成的，因为美国现在的失业主要在建筑业，而不是制造业，失业群体缺乏市场技能，他们的失业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另外，“十二五”期间，中国有自己的改革议程，既包括汇改，也包括资源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工资调整，这有一个顺序问题。逼迫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的想法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最后，我们反对“汇率战”，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财新-《新世纪》：在对外开放方面，过去的重点在于对外出口及吸引投资，现在是对外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资和“走出去”并重，是不是意味着对外经贸政策的转变？

　　刘鹤：与其说是政策改变，不如说是环境和条件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一出口国，我们不希望贸易顺差过大。从出口来说，主要是改善品种、提高质量、调整结构。

　　这次《建议》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与改革开放初期追求顺差和出口创汇相比，现在有非常重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银行家们议论的首要问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引资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本刊记者王晶、杜珂对此文亦有贡献

　　刘鹤简历

　　1952年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MPA，主修国际金融和公共政策。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长期规划司工作，参与“八五”以来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199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工作。2003年3月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参与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报告起草工作。

　　“十二五”保增长让位？

　　决策层达成共识，未来五年经济增长应适当减速

　　记者 霍侃 张环宇

　　“旧瓶装新酒。”这是一家国际投行10月15日给客户的报告中，对中国“十二五”规划所做的预先描摹。当天，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正集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

　　阐述未来几年中国国家战略意图的《建议》于10月27日公布全文。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亮点不是增长指标，而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提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决策智囊，在对《建议》所展露的构想思路表示肯定的同时认为，较多提法都是过去没有的。

　　“看似差不多(表述)，但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位亲身参与者道出他的感受。

　　调结构闯关

　　调结构、转方式，“十二五”是老调重弹，还是会有本质不同？

　　在王小广看来，过去，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更多是泛泛而谈，没有明确的目标。《建议》提出了定性目标，这就是最大的不同。“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这个关口在‘十二五’必须过去”。他认为，明年3月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是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

　　《建议》提出的五大主要目标中，“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分列前两位。中国30余年的改革显示，保增长和调结构两个目标，长期无疑具有一致性，但短期内的确会存在矛盾。如何协调两者轻重缓急，无疑是未来五年决策的关键所在。

　　从“七五”期间便开始参与五年计划(规划)研究制定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对于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原来不承认，现在承认了”，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当然会有问题，如就业问题就会显现，但目前的高增长也是难以持续的，“两位数的增长，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

　　未来五年，各领域改革对结构调整的诉求将更加强烈。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十二五”期间，调结构是主，保增长应该是次，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最主要的任务，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个前提。

　　范剑平特别提醒，应该避免一谈到调结构，就每年都提出一些特殊情况，如以“今年国际局势不好”等借口关注短期问题，而把长期任务抛之脑后。

　　目前，对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适度减速，在学界和决策层已基本达成共识。王小广说，中国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结构调整实际上包括了增长速度的适度放慢的意味，如果没有放慢增长的环境，结构调整不可能加快。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则认为，《建议》对结构调整的突出强调，意味着中央对经济增速回落有更大的容忍度。“这体现出了方向性的转变。因为如果把增长率目标定得很高，其他不强调，最终会导致各地攀比经济增速，使结构调整更加困难。”

　　虽政策方向已明，但仍有学者担心，政策执行效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甚至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

　　在张卓元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多个途径，“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政府改革是重中之重，即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原因在于，政府五年一届，官员多倾向于任期效益最大化，就会选择最容易做大GDP和显示政绩的粗放扩张。在张卓元看来，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非常不足，粗放扩张的动力却很强，“到地方去看就能感觉到，在GDP挂帅的情况下，实现这一转变太难。”

　　规划建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建议》中的很多内容，‘十一五’都有所提及，但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十二五”期间将更加倾向于服务业，比如资源品价格改革、增值税转型方面。

　　“消费需求”居首

　　《建议》的第二部分单独论述“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调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并提出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首次被列于投资和出口之前。

　　政策表述的细微变化当然意义深远，但更重要的在于采取哪些具体可行的政策激活消费。范剑平认为，一个国家的市场容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二是人均购买力。现在人口总量已经有了，下一步关键是在富民道路上走得更坚实一点，让老百姓富起来，提高人均购买力。

　　庄健更进一步认为提高实际购买力有三个步骤，首先是让老百姓有钱可花，即收入要增长；其次是有钱敢花，即社会保障体系要更加完善，消费没有后顾之忧；第三是花钱放心，即改善消费市场和环境，“最重要的是前两步，收入增长是核心”。

　　在收入增长方面，《建议》首度提出指引，制定了“双同步”目标，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范剑平说，“双同步”的目标是反反复复经过论证的，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如果想让消费率回升、首先要让老百姓收入要回升”的阶段，如果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对于“同步”目标，仍然存在一些疑虑，一是约束力有多大，最终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能否成为约束性的量化指标；二是居民收入增长是与经济增长的预期增速同步，还是与实际实现增速同步。王小广认为，“与预期增速同步很好做到，如果能够实现与实际增速同步，就更好”。

　　初步测算，过去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6%-8%。

　　范剑平认为，这一“同步”目标可能还是预期性指标，很难做到约束性指标。“保证收入增速不低于GDP预期增幅，这就很了不起了”。首先做到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预期目标，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收入增长也不能大跃进”。

　　“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另一项所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获得的新利润基本都被资本所有者拿走了，劳动者从中间分得很少。

　　在此，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劳动力市场开放、国企分红改革、垄断行业放开、民营企业发展等诸多领域的突破。

　　在庄健看来，居民收入增加仍然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也要在劳资谈判机制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张卓元也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重要的措施是让劳动者有谈判实力。目前的劳资谈判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资方处于强势，而且政府、工会往往倾向于资方。所以，“应该很好地建设工会，并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让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有发言权”。

　　除此，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善，也将影响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以农民工为例，庄健认为，不仅要让农民工进入城市，政府还必须给予农民工平等的机会。如果农民工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不能得到同等对待，必然会影响到就业和工作技能的提高，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方面。

　　本刊记者王长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