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是150年来中国人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之一。这个事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圆明园的文化、艺术、建筑和象征价值，更主要的是体现了这个时期西方列强对待中国的方式。

　　这场人类文明中最丑恶劫掠的背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起因为中英之间的“亚罗号”争端。且不论亚罗号事件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英国政府以这么一件普通的口岸纠纷案为口实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本身就表明了英国政府恃强凌弱的面目。英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的这种方式，即使是稍有良知的英国人也难以认同。反对党领袖格拉斯顿勋爵(Lord Gladstone)这样指责英国首相巴麦尊(Henry John Lord Palmerston，1784—1865)支持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扩大事态、挑起战争的行径：“你们已把一个领事变成了一个外交官，而这位摇身一变的领事的确挥洒自如地指导英国，去全力对付一个毫无防御的民族之芸芸众生。”英国国会下院在1857年3月曾以263票对247票否决了首相巴麦尊的对华开战提案。

　　但是战争还是爆发并不断扩大，最后以火烧圆明园的邪恶方式结束。推动英法两国如此作为的动力是什么？一些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为英法的强盗行径辩护，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不同文明以及不同对外关系理念之间的冲突，从而淡化甚至忽略其中的道德评判。如美国学者马士和宓亨利称，1834—1860年间中外关系的线索是西方国家“并不是中国的藩属，而是应该享受平等待遇的主权国家”。按他们的说法，英法的侵略似乎成了追求国际交往平等地位的一种“正当”甚至“正义”事业！

　　事实果真如此吗？西方列强真的是为了追求“平等”待遇对中国开战的吗？根本不是！当英国人依仗武力在全世界各地摧毁当地政权、建立殖民地时，他们何尝想到过“平等”？当英国政府禁止英国人吸食鸦片却支持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之时，他们有过“平等”概念吗？没有！西方列强在处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对欧洲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执行着一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公允地评论的那样：“国际关系中目前的平等原则，是在欧洲向外扩张的前夕，产生于封闭的基督教文明内部各国之间的竞争，而在20世纪以前，这种平等原则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才得到尊重。”欧洲列强从来没有像对待彼此那样“平等”地对待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所谓向北京“讨要平等待遇”的说法，纯粹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借口而已。

　　事实上，19世纪的英国人在开展对外交往时，很少顾及“平等”或“正义”之类的理念，只有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令他们深信不疑，那就是“力量”——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急剧膨胀的物质优势，英国人坚信他们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正如一位英国人在参观1851年第一次国际工业博览会时感慨的那样：“珍妮纺织机和铁路、丘纳德的班船和电报，对我来说是一些迹象，表明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与宇宙和睦相处；表明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威力非凡的神灵在起作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英国政府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其代表人物便是首相巴麦尊，他曾这样公开叫嚣：“像中国拉美这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8—10年就需揍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他们心胸狭窄，接受一个意见不可能坚持8—10年以上。口头警告是没有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的肩膀上。”1857年，为了能够将手杖打到中国的肩膀上，巴麦尊不惜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以清除他发动战争的阻力。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迪斯累利批评巴麦尊说，“他对外制造纠纷，采取好斗政策，以求得国内的安定，保护国内的统治。”英国史学家莫尔顿则给巴麦尊作了这样的确切评语：“对待强国极为谨慎，而对弱国每每加以威吓欺诈。”“1840—1860年英国对中国所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巴麦尊负有极大的责任。”

　　认识了19世纪英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心态，我们就不难理解圆明园被毁的原因了。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巴麦尊的身后有着成千上万与他一样只相信力量而不相信任何国际道德规范的扩张主义者，他们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如义律(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元凶)、巴夏礼、额尔金勋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811—1863)、布鲁斯(Sir Frederick Wright-Bruce， 1814—1867)、孟托班(Charles de Montauban，1796—1878，侵华法军统帅)、穆拉维也夫(Nikolai Muraviev-Amursky，1809—1881，强占中国东北领土的俄国将军)……其中特别要说一下两位关键人物：侵华英军统帅额尔金勋爵和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这两个同胞兄弟出自一个臭名昭著的父亲，第七任额尔金勋爵(Thomas Bruce，7th Eral of Elgin，1766—1841)。此人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公使期间(1799—1803年)，肆意劫掠古希腊文物，甚至将古希腊文明象征之一的帕特农神庙中无数精美的大理石雕像切割下来运回英国。他这种骇人听闻的强盗行径得到了报应，他得病烂掉了鼻子，回国途中又被法国人拘禁了数年，回国后发现老婆与别人私通。但在1810年停妻再婚后，他还是生下了第八任额尔金勋爵和布鲁斯，将自己的强盗品行注入这两个儿子的血脉中：布鲁斯的蛮不讲理酿成了1858年6月的大沽之战，使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继续了两年；额尔金勋爵则在1860年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并亲自下令洗劫、焚毁了圆明园。

　　150年前世界上有着这么一大批骄横、贪婪和无耻的帝国主义者，再加上还有一个昏聩软弱的清王朝之存在，圆明园的毁灭似乎是在情理之中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计秋枫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