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耻辱成为历史  把光彩留给后人

　　150年前圆明园遭劫，是“天朝上国”的奇耻大辱，也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英法联军曾有过强盗行径的可耻记录。

　　圆明园是中国文化艺术精品荟萃之所，也是中西建筑艺术融合过程的见证。“火烧圆明园”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即东方传统文化艺术在其巅峰遇到西方文化的一次摧毁性打击。

　　站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应该将这一事件看做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东西方文化的又一次剧烈碰撞。此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历一个半世纪而不止。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就在这种碰撞中蹒跚前行。

　　所谓“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应该从人类由动物界超脱出来说起。人类是从猿类进化来的。猿类是杂食动物，既不同于豺狼虎豹等肉食动物，也不同于马牛羊鹿等草食动物。猿类既有肉食动物的凶狠，也有草食动物的群聚协调性。人类也是这样，既有如豺狼般凶猛的动物性，也有群聚协调的社会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等的差异，各地区形成了不同色彩的文化。大体上说，以半岛和海洋犬牙交错的欧洲为代表，形成了基于游牧、渔猎和商品经济的“西方文化”；以华北大平原、汾渭谷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代表，形成了基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东方文化”。我们感觉到，西方文化的特征仿佛接近于“肉食动物”，东方文化的特征似乎接近于“草食动物”。地理大发现之前，东西方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丝绸之路”还不足以撼动双方的文化基因。地理大发现启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开始了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过程。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采取了积极主动进攻的态势。其具体表现主要是西方殖民者向东方寻找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圆明园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遭遇浩劫的。

　　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筑在以定居农业为主导的地基上，形成了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即所谓“礼”。制“礼”的目的在于止争，让人们懂得自己的身份，取得自己应得的产品；而不该我要的我不能取，就叫做“义”。简单说，所谓“礼”，就是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规范；所谓“义”，就是适宜的物质产品分配方式。“天朝上国”自诩“礼义之邦”，以儒家“礼义”维护着东方大国的稳定。这种状况持续达两千年之久。当不持臣礼、不下跪、不朝贡的西方殖民者东来之时，明清皇室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态度。

　　西方殖民者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动辄露出豺狼本相，甚至闯入皇家园林，将财物洗劫一空。“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固然是夜郎自大、封闭保守的“天朝上国”的奇耻大辱，但也是崇尚“天赋人权”和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的西方文化的耻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野蛮的一章。

　　在殖民扩张时代，殖民者曾把强盗行径视为荣耀，把从别人家里掠走的财物视作“战利品”，放在自己家中炫耀。但是，历史前进到21世纪，强盗行径不再光彩，“战利品”不过是证明自己祖先野蛮凶残的证据，继续放在自己家中的博古架上，是耻辱；捐赠给自己所在地区的博物馆，也不光彩。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把那些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艺术品放回它们最应该陈列的地方，就是我们为人类文明史作出的贡献。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臧振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