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史的视角，就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圆明园罹劫的研究，就是在梳理中外学者关于圆明园罹劫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研究成果基本状况、主要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包括展开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这样的梳理和思考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把握这一课题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情况，不同国度、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主要学术观点、史料来源和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思考问题，首先，当然是注意历史上的研究情况。毫无疑问，从1860年以来，中国对圆明园的追忆和研究没有停止过。这当中包括对圆明园历史和罹劫经过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包括对罹劫历史的探讨和分析。在清代，《庚申记略》(佚名)是一份关于圆明园被掠前后的较详细的记载，从英法联军进犯大沽炮台，焚烧圆明园，到清廷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作者痛诋英法侵略者的傲慢、清室的腐朽无能。康有为在欧洲看了圆明园文物，凄然之际写下《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深望恢复昔日辉煌。民国年间，向达的《圆明园罹劫七十周年纪念述闻》是一篇重要论文，发表在1930年的《大公报》上，其声讨英法联军罪行：“自有中西交通以来，西洋Vandalism(摧毁文化艺术)之为祸于中国，当以此役为最先而最巨矣。”新中国成立以后，较早对圆明园研究的学者是王威，他在1953年《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圆明园——为圆明园被强盗焚掠九十三周年纪念而作”的文章，指出英法联军对中国文物的破坏程度极为严重，其“残暴的程度为近代史上所罕见”，焚掠圆明园是人类文化史无法估计的重大损失。他的专著《圆明园》于1957年正式出版(1980年修补、增订)。1979年《故宫博物院刊》的一篇题为“圆明园的焚毁”的文章则重申圆明园遗迹的意义，认为它不仅是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历史见证，也是清后期统治者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痕迹。

　　西方也有关于圆明园研究的史料和专著。据知，额尔金的《信札和日记》、诺里斯多的《日志》、巴夏礼的《外交官回忆录》都留下了当年掠夺者的记录。他们的强盗逻辑是明确的，就是焚毁圆明园是对清廷必要的惩罚。英军将领格兰特认为，“给中国的自尊以有效的一击是必要的，这足以让中国确信，她并非欧洲人民的对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一些学者就持这样的观点。英国作家丹比的著作就有这样的表示：“中国人视圆明园为他们国家资产的一部分，但他们忘记了此园的存在只是供在位皇帝一个人享乐”，“就像子孙们被剥夺了绚烂夺目的遗产，中国人愤恨艺术瑰宝和建筑奇观的丧失，将控诉指向英国人。”在圆明园问题上，法国人雨果的态度极为罕见。他写道：“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吉利”，“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他是当时坚决谴责这一暴行的少有的西方人之一。总的说，西方人研究圆明园的著作还相当少，史料多于研究，也许是一种出于掩饰和存心淡化处理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就是像费正清这样的明智学者，其所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亲自撰写的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涉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只是一句话稍稍带过。

　　从学术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更注意当代的研究情况和研究趋势的探讨。窃以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或者说进入21世纪以后，圆明园的研究也可谓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07年，由王道成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一书的出版，50万字的篇幅收集了近90篇论文，基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圆明园研究的状况及其学术走向。这一时期，更多的文章是从圆明园昔日的典雅和辉煌，赞叹中华民族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伟大天才；同时也继续着对这段罹劫痛史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的探讨，鞭挞西方劫掠者，升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和思想。大家还激烈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保存圆明园遗址还是部分恢复或重建？这几乎成为近年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话题。包括新中国开国元老在内的一批专家学者认为，在原址基础上部分恢复或重建圆明园是必要的，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还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反对者则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罹劫前的圆明园乃是中华民族五代能工巧匠智慧的产物，对于一个自强的民族来说，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要有意义得多。与此同时，又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值得关注，就是要把圆明园的罹劫看成是全人类的重大劫难来研究，并见证人类用理性的沟通来解决各种问题。这是研究视点的又一重要变化。

　　我们当然也注意海外华裔学者对圆明园罹劫的探讨和研究。2001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的汪荣祖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是一部代表作。无论从史料来源与把握、学术合作的广泛性，以及探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外圆明园研究史上都堪称难得。诚然，这位学者的撰述目的和学术观点值得关注。他说力求做一个“无情的历史书写者”，然而不容置疑的史实与普遍意义在昭示，抢劫与焚烧圆明园都是难以自圆其说、难辞其咎的行为。他鲜明地指出，中国人不能忘记焚烧圆明园的仇恨，在于中国人民“把这座伟大的宫苑视为他们灿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他十分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圆明园研究的新动向，但认为没有必要重修圆明园。他写道：“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特别令人低回，起遐想之处”，“圆明园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汪先生现执教于宝岛台湾，某种程度上也是海峡彼岸的一种声音吧。

　　我们没有想到，在西方，竟然出现一部如此不同凡响的圆明园罹劫研究专著，这就是法国学者伯纳·布立赛2003年出版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是西方学者中第一部全景式描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历史过程的著作，也是首部正视和反思这段历史并向中国人民忏悔的大书。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史料扎实，颇多当年亲历者的手记和军队日志。作者说他是在2000年访问圆明园废墟时感受到了这一份沉重，想起法国人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深感自己作为历史学家有责任把这段被存心遮掩和淡化的历史撰写出来。布里赛写道，“残酷的历史事实，偏偏让这座宫苑毁于西方人之手”，“打个比方，等于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加国家图书馆统统毁于一旦。”布里赛的著作引起法国学术界、舆论界震惊，但大都接受了他的这份检讨和观点。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我欣喜地看到，一位法国作家为澄清我们共同历史上的片段作出了贡献。”前总统德斯坦也表态，希望这部著作的出版“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

　　很显然，世纪之交，中外学者的圆明园研究有了大变化。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重大变化。新形势下中国人的圆明园罹劫研究，除了继续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还想圆前辈没能重修圆明园的梦，并以此作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又一精神源泉，虽然如何恢复还在激烈的争鸣之中。海外华裔远在天涯海角，但对祖国大陆及其故土一直心向往之，圆明园之痛也是他们之痛，研究是其寄托心绪情怀的重要途径，毕竟同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中华民族的富兴，同样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布里赛著作的出现及其受欢迎，是国际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独立强盛的反照。世纪之交中外学者圆明园罹劫研究的情况表明，相互之间的一些历史观点在接近，合作探讨可期。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正确对待过去和未来，是学者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新现象。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政惠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