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秋天，我曾去过圆明园，那时看到的场景，是我对圆明园最新的记忆了。当时，我是北京语言学院的一名学生。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外国人屈指可数——主要是外交人员和学生，如今30多年过去了，北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应该还记得，北京的西北当时是相当偏僻的，田野纵横交错。记得有一天我约了几位朋友，一起骑车前往圆明园。那里几乎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没有游人、没有停车场、没有路标，偶然或许能碰上一位路过的老农或者一个赶着几只羊的孩子。圆明园废墟，真可谓是一大片被遗忘的地方，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那时候它和老师组织我们去的地方大相径庭——老师带我们去红旗渠、去韶山、去延安、去河南某农田中央的一个小茅舍并向我们讲解毛主席就是在那里提出“人民公社好”的。

　　当然，在我真正目睹废墟前，我对它已有所了解。在1960年代成长期间，我经历了英国学校历史教育的转型。当时正逢大英帝国经历着二战以后又一波解体。这种转型使我们开始反思原来英雄式地歌颂国家丰功伟绩的旧模式，开始质疑帝国宣称的贵族的和高尚的道德目的，而这种传统的思想体现在一些纪念碑上。比如，在我家乡就有一座戈登的雕像，在英国时称“中国戈登”，圆明园被毁时他在现场，李鸿章率领“常胜军”一起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也在。对诸如戈登这样的英雄的解构以及对历史记忆的重构，是英国历史教学变化中最主要的结果之一。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英国历史上阴暗的一面，比如奴隶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学校(当时我大概十五六岁)，我学到了与中国有着接触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史，而且还从教科书上学到了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起义的历史。我记得(但我不能担保我没有记错)就是那本教科书，还摘录了《话说伦敦》(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圆明园被毁的内容。

　　后来我到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任馆长，期间，我发现如今英国公众和比较流行的观点倾向对它过度重视。比如，游客们普遍认为中国大多数历史文物都收藏于此，而且包括其他国家博物馆的文物，都是英国军队从颐和园掠夺来的。确实，有一部分的确是伴随着北京被外国军队占领后被掠夺来的，但大多数在伦敦的文物，是通过商品在全球艺术市场上的流通来的。我还清楚记得某一天下午，一位妇女说要将一套茶具捐给博物馆。她坚定地告诉我，这是她上辈(当时参加了英国在华的军队)带回来的。然而，这套茶具实际上来自日本，而且时间是1930年左右。当我告诉她时，她坚信是我搞错了。可以说，一些文物更重要的是作为某种历史而被记住了，凸显了其重要价值。中国如今爱国情绪十分高涨，一些和圆明园有关联的海外文物备受关注。但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这些从未离开过中国的建筑残片。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系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