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坐以待毙，还是动以求变

　　小企业压成本，中等规模企业忙调整，大型出口企业握紧议价权，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们探索着各自的应对之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攀、宋媛、陈刚、章苒发自广州、北京、南京、杭州 “人民币升值，企业最直接的应对就是提高价格，但实际情况却是难以落实。”江苏渭西集团外贸部门的负责人龚华剑10月下旬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家从事金属加工品出口的企业本来准备提高产品价格，但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因为一般与国外客户的协议都是在年初确定价格，已经确定的以美元结算的订单只能由公司承担汇率带来的损失。

　　“中国制造”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眼看着利润流失、定单溜走，如何“动以求变”呢？

　　小企业压成本、转内销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地做出了反应。降低成本，比如寻找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代工，是很自然的选择。

　　话说“船小好掉头”，在义乌原本从事“前店后厂”经营的周爱玲从今年开始把毛绒雪花之类“不怕压”的商品转到了江西生产。尽管多了运输费，但成本大概能降低两三成。

　　不过，这种办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能代工的商品仅占销售总量的10%左右。“小商品的外贸利润已经薄如刀锋，毛利润不到10%，再压缩下去就算有量也没有多少盈利，但我们实在是想不出其他应对办法。”周爱玲说。

　　通过降低外贸依存度应对海外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是不少义乌小商户的新选择。

　　“东边不亮西边亮，国内市场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我们的产品工艺比较独特，在海外市场上很抢手，现在发现它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市场认可度也很高。中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国外品牌都纷纷抢占中国市场，我们也没必要只重视海外市场。汇率波动让我们发现了内销这片新领域。”许志福是时代工艺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该公司的铁吹玻璃工艺品过去80%以上出口美国，近一年多以来，公司已经将外贸比例缩减到了60%以内。

　　即便是对国际市场有更直接感知的侨商们，也已开始转移市场。嘉兴市侨商会副会长陈林根介绍，商会成员过去80%的销售份额来自海外，最近一两年已逐步缩减到大约30%，而80%的利润来自国内市场。该商会现有180多名侨商会员，大多在国内有生产基地，经营箱包、服装、羊毛制品等，在欧美等地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

　　“短期而言，转战国内市场是一条应对汇率变动的好路子。人民币升值客观上带动了扩大内需，并让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淘汰掉一批企业，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陈林根说。

　　中等企业调整有难度

　　对于有较大出口规模但还难以左右产品市场走势的出口企业来说，转移工厂、转换市场并不容易，它们应对汇率变化首先表现在一些技术手段和企业内部调整上。

　　“目前并没有有效的办法应对升值压力，只能等待汇率相对稳定再行签约。”龚华剑说。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应对之策，不少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汇率是硬性的“环境指标”，对于企业来说几乎无所作为，只能先承担下来，静观其变，等到情况相对稳定时再出手。

　　不过，记者了解到，一些企业也确实留有“后手”，那些有条件并且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的企业，明显占得了先机。比如，与银行签订远期汇率合同，这些企业借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以“非美元”结算，如采用欧元、日元等进行结算，能一定程度上回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是出口企业乐意的方式，但需要海外与进口商协商。

　　更长远的解决办法是转变产品结构。专家介绍，日本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后，虽有不少日企不得不投资海外，但留下来的本土企业追求高端技术和产品质量，努力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也维持、造就了许多国际大品牌。

　　“公司产品转型的目标是生产特种纸品替代目前国内市场上的进口产品，把产能转移到高端产品上，将常规生活用纸业务放到第二位，这样并不会造成出口转内销的市场竞争，并且提高了产品竞争力。”苏州金红叶纸业集团国际贸易处的庄飞纳介绍，产品结构转型是数年来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举措之一，为公司规避汇率风险作出了主要贡献。

　　不过，本币升值助力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日程。“结构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汇率的过快、过度升值，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无法优化结构，反倒导致结构问题积重难返。”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说。

　　大企业紧握议价利器

　　大型出口企业对国际生产销售的布局和议价能力的把控，是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冲击波”的利器。这种战略应对首先来自企业管理者日益开阔的国际视野。

　　从正在举行的广交会的一线调查来看，这表现得犹为明显。许多大型企业管理人员甚至能条清缕析地和记者分析“汇率战”演变成“贸易战”的可能性。

　　“美国还是想和中国磋商汇率问题的，现在就撕破脸开打贸易战对美国也不利，”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销售公司总经理肖友元对记者说，“早在去年底、今年初，广大中国外贸企业就作出了相应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判断，而依据这些判断做出的产品出口价格也是全球很多地区经销商运营的基础。如果通过所谓的制裁手段逼迫市场打破这种结构，最直接受害的就是该国的消费者。”

　　“少数国家单靠汇率政策的‘压迫’，不可能让中国的外贸产业丧失竞争能力，”有判断就会有策略，海尔集团公司海外推进本部部长刁云峰说，“以海尔为例，现在集团在全球拥有29个制造基地，很多产品的生产、设计、销售均已经本土化，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会对企业的生存构成根本性的冲击。”

　　所谓“船大好出海”。企业做大就有了议价的能力，而在一个国范围内，一个链条齐整的行业做大了，一样使自己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

　　“汇率的成本最终会被部分转嫁！”浙江宁波西摩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严建波的底气，恰来自中国执全球电器制造行当牛耳的地位，“人民币继续升值，中国出口企业肯定会提价，那么国外客户要么选择接受涨价，要么选择到其它价格更低的国家采购，但目前尚未有哪个国家具备替代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而且采购商重新选择客户的成本也较高。”

　　“我们年初就已经按人民币5%的升值幅度做了计划，将汇率变动在合同中注明，按照一定幅度进行报价成交，将汇率变动的风险融入经营之中，并通过严格控制供应链、减少库存，降低公司运营风险。”广东新宝电器公司创意设计总监廖志文也说道。

　　许多企业表示，随着近年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产品升级力度，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权大幅提高，企业已经拥有了随着货币币值变化“随行就市”调整产品价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