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没有文凭谈起

　　□ 董根明

　　1917年1月13日，北京大学发布蔡元培校长的公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的学历只是前清秀才，他虽曾留学日本，也算是“海归”，但没有获得任何大学的毕业文凭。对于蔡元培校长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事，尽管北京大学亦有少数教师窃窃私语，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但蔡元培校长的态度鲜明，他说陈独秀先生不仅于新学有专长，且精通训诂音韵学，北京大学需要陈独秀这样的人才。当时，没有大学文凭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唯陈独秀一人，还有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医校专科尚未毕业的鲁迅和仅有中专文凭的梁漱溟等人。陈独秀、鲁迅和梁漱溟等人虽没有文凭，但他们都无愧于北京大学教授的称号。今天的北京大学仍然以校史上涌现过这样一批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当今社会，没有文凭，莫说可聘为大学教授，就连跨入大学门槛做一名教员都是天方夜谭了。有学者将上述现象归之于蔡元培校长的慧眼识才和礼贤下士。诚然，蔡元培是开明的、有胆识的校长，他是光绪朝二甲进士，翰林出身，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刚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即多次亲往陈独秀下榻的旅馆，拜访仅有秀才功名的《新青年》主编，表达聘请的诚意，其慧眼识才的洞见和礼贤下士之风度确实令人敬佩。问题的关键是，如今的大学校长即使具有蔡元培先生的“慧眼识才”和“礼贤下士”，恐怕也难以造就当年北京大学的用人环境，更不用说聘任没有文凭的人为大学教授了。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有列强觊觎，内则军阀专权，但蔡元培校长主政的北京大学却能开风气之先，不拘一格聘人才。仅就用人环境而言，与民国初年相比，当今社会到底缺失了什么呢？

　　陈独秀、鲁迅和梁漱溟等人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使在北京大学不是人所共知，但也绝不可能仅蔡校长一人知晓，当时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社会主流的意识是认可他们为大学教授的。这一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人们对荐举者人格和诚信的默许。蔡元培先生学贯中西、兼通文史，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在民国初年教育界有着崇高的社会威望，被蔡元培先生荐举的学人当是可以信赖的。如何诠释陈独秀没有文凭而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学界可以有很多的揣测和分析，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蔡元培校长对陈独秀是信任的。正是蔡元培校长的信任为陈独秀主政北京大学文科营造了权威的工作环境。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人们之所以认可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实质上也是对蔡元培先生社会公信力的赞同。

　　蔡元培校长之所以选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显然不是因为陈独秀有什么文凭，而是看中了他的学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因为与北京大学的结合而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在聘任与被聘任关系建构的过程中，作为聘任方的蔡校长是诚信的，因为他没有一点的徇私舞弊，而作为被聘任方的陈独秀也确有过人的才华和胆识，进而佐证了蔡校长的诚信。正是这种基本的社会诚信奠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得伯乐可以大胆的地发现千里马，往昔被困顿的千里马也因觅得了施展潜能的舞台而得以脱颖。

　　没有文凭的陈独秀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但这一话题的启示意义却未曾消逝。由于蔡校长是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人，他所倡导的用人理念势必会影响到社会民众普遍的价值选择，使得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都能获得一份有尊严的工作，而不必考虑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文凭。蔡校长本人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专家，他有慧眼识才的能力，凡他认准了的，他就选聘，而不必考量其在何种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实，选聘人才使用量化指标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无能的方法。因为不知其学术水准，于是就使用最傻瓜的办法，看你主持了什么级别的科研课题，在什么类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有几本专著，至于其学术价值到底如何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刊印成文字的杂志和书籍越来越多，而社会诚信和权威的公信力则渐行渐远！(作者为安庆师范学院教授)

　　文 化 安 庆

　　□ 方锡球

　　“安庆”作为一个符号有异常丰富的沉甸甸的文化含量。它的文化种类多样，文化思想多元；其文化层面从形下到形上，既有深度、高度，又有广度；其文化的元素富于变化，始终充盈着旺盛的生气。安庆文化感性和理性交织，地域特色鲜明，生动鲜明地体现着华夏文明的文化精髓和意义特征。

　　文化安庆历史悠久，人文资源荟萃。薛家岗和张四墩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见证安庆祖先自古就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东周时期安庆是古皖国所在地，安徽省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改舒州德庆军为舒州安庆军，“安庆”自此得名。安庆城始建于公元1217年，至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东晋诗人郭璞曾称“此地宜城”，故安庆又别名“宜城”。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民国二十六年(1938)，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省会和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化安庆创造了众多的天下第一。安庆最得风气之先，是中国最早接受近代文明的城市之一。清咸丰十一(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清光绪年间陈独秀在安庆举办藏书楼演说、创办《安徽俗话报》，第一次举起“新文化”的旗帜；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十四年(1908)先后发生在安庆的徐锡麟巡警学堂起义和熊成基马炮营起义，接连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和新军起义的第一枪；安徽省的第一座发电厂、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家电报局、第一部电话、第一条官办公路、第一个飞机场、第一个现代图书馆、第一所大学、第一张报纸⋯⋯都诞生在这里。

　　文化安庆感性弥漫，充满着青春朝气。她婀娜多姿，沉着文静，美轮美奂。她素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禅宗圣地”的美誉。是《孔雀东南飞》、“大乔小乔”、“不越雷池一步”、“六尺巷”等著名故事的发生地，是独领风骚中国文坛近三百年的“桐城派”的故里，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为代表的徽班成长的摇篮，是黄梅戏形成和发展的地方。

　　文化安庆“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杰出人才辈出。安庆诞生了百科全书学者方以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和开拓者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它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佛教领袖赵朴初、道教领袖陈撄宁、“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将军外交家”黄镇、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等影响中国、闻名世界的杰出人物的故乡。

　　多样态的文化，多元化的思想，不仅成就了文化安庆的青春文化气质，也使生长在安庆的主体精神具有理性的深度，而且生成于此的理性精神不断与时推移，生生不息。若是从现代学科划分，它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经济、教育、文化、学术史等诸多学科门类。古皖文化、禅宗文化、戏剧文化、桐城派文化、科技文化、和谐文化、教育文化、近代工业文化、新文化、现代美学、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和这里的名山秀水交相辉映，生生不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安庆地域文化。

　　文化安庆山川秀美。不仅有天柱山、花亭湖、巨石山等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有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白崖寨、鹞落坪、妙道山、薛家岗等数十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或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黄山、九华山、庐山等世界著名风景区之间的交通枢纽。潜山县境的古南岳天柱山，一柱擎天，万岳归宗，以雄奇灵秀著称；岳西县境的司空山，为佛教禅宗二祖慧可“遁迹修禅”之处，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宿松县境的小孤山，耸立大江之中，世称“海门天柱”；“白崖寨”则有“南国小长城”之名；枞阳县境的浮山，幻若水上蓬莱，是典型的火山地质公园；市区的迎江寺振风塔，塔影横江，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

　　文化安庆充盈的是文化的气息，看到的是文化的积淀，流淌的是文化的汁液。文化安庆的文化个性充分体现华夏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性状和形态。长期以来，安庆本土文化及其精神影响海内外，它曾经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哺育过千千万万的皖江儿女，使得他们能够为国家、民族振兴做出并继续做出重要或杰出的贡献。今天，弘扬安庆文化，不仅是为了传承它，更是为了创造安庆乃至安徽新的文化和文明。(作者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

　　黄镇《长征速写》失而复得

　　□ 朱洪

　　黄镇1909年1月8日出生于安徽枞阳，参加宁都起义时加入红军，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他的作品《长征画集》和长征一起，载入了史册。

　　黄镇晚年在《〈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一文里，这样描写了自己在长征途中画画的情景：

　　在漫漫途程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是真实生活的速写。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一家干人(穷人)走进了我的画面，那十五六岁女孩赤身裸体的悲惨景象，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感情，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十三根铁索的险峻和二十二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还有青藏高原上深山老林的夜宿也是很难忘记的。那种砭人肌骨的寒冷，战士们深夜的谈话，古老森林里不可捉摸的声音，都使我要画下这种气氛；还有草地宿营的篝火，行军的行列，都会自动走到我的笔下来；我走一路，画一路，有时画在纸上，有时画在门板上，也有时画在石壁上。

　　据说当时黄镇十分羡慕战友王幼平身上背的一个皮包，不仅看上去洋里洋气，关键是不怕风吹雨打，便于保护画稿。

　　于是，据一起参加宁都起义的姬鹏飞、王幼平、莫文骅、孙毅、苏进的回忆，当时黄镇一把抓了王幼平的包，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王幼平只好割爱把皮包送给他了。”

　　长征途中，黄镇背着这个包，走一路画一路，竟画了几百张。晚年，王首道还记得黄镇在长征途中为林伯渠画过一帧题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当时，王首道和林伯渠编在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林老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和普通战士一起步行。

　　黄镇还画了一幅《董振堂同志》速写，这也成了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烈士最后的人物肖像。《永远忘不掉的事实！》这幅画则形象生动地记载了红军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帮助贫苦老百姓的故事。

　　可惜，黄镇的许多速写，大都遗失了。值得一提的是，侥幸留存下来的二十四幅长征速写，居然失而复得了。

　　最初，阿英、李一、陈宜郁等准备在《文献》月刊连载萧华托人送来的表现红军长征的这些珍贵的画，但担心不能连载完刊物就遭到破坏，于是出版了画册《西行漫画》。当时画稿没有署名，阿英以为作者是萧华，便署名为萧华。

　　这本画集当时用铜版纸、道令纸精印了两千册。不久，风雨书屋被查抄，人员遭到逮捕，画册从此没有机会再印。

　　1958年12月，一位热心的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本署名为萧华的《西行漫画》初版本，一看出版时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直觉告诉这位读者，这是一本极其尊贵的红军时期的作品，他觉得很有重新出版的价值。当月，这位读者向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了推荐，人民美术出版社马上同意再版，

　　除了北京图书馆发现的这一本，另外一本《西行漫画》，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同志在厂甸的一个小书摊上发现的。

　　人民美术出版社邵宇立即拜访了萧华同志，请他为重印本写序。萧华这才见到初版《西行漫画》，才知道初版误用了自己的名字。萧华对邵宇说，他不会画画，不是他画的，但也不知作者是谁。

　　找不到作者，出版社仍然请肖华写一个“序”，介绍这本画集的出版经过。肖华仔细看了《西行漫画》的内容，因有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手握拐棍长征的情景，估计是红五军团人画的。他在序中写道：“漫画的作者已经查不清楚是什么人。我想，很可能是红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

　　他猜着了！红五军团正是宁都起义军队组成的，黄镇当时任红五军团宣传部科长。但他不知道，作者现在正远在印尼作大使呢！

　　1962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打算再版《西行漫画》(第三版)。出版前，邵宇和黄胄找到去年才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黄镇，问他《西行漫画》的作者。

　　黄镇翻开《西行漫画》的第一页，眼睛一亮，兴奋地说：“啊！这就是我在长征途中画⋯⋯”邵宇和黄胄听了，欣喜若狂，原来眼前的黄副部长，就是作者呀！

　　在初版二十四年后，《西行漫画》终于第一次署上了作者黄镇的名字。

　　二十四幅画，在相隔二十四年后署上作者的名字，多么巧合啊！

　　如今，将军、外交家、书画家黄镇已去世十七年(1989)，但他的不朽的作品——《长征画集》如阿英所说，“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行程永恒存在”！(作者为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后 记

　　文化安徽之安庆采稿记

　　□ 陈文璟

　　下午到的合肥，晚上约了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陆发春教授，主要是想知道他的《一场新文化，多半安徽人》是否写好了。

　　一碟花生米，一盘鸡蛋韭菜，三瓶啤酒。我们吃了2个半小时。谈话从近百年前，安徽的文人们折腾得中国都变了样子，谈论现在的安徽文化。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我们相信文化就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他建议我至少在5个省的范围内，做细致而准确的文化调查。他认为如果能坚持下去，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会有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广度，对文化的发展来说也是个功德无量的事。

　　第二天，乘大巴车去安庆，路上起初是层出不穷的高层建筑错落在田野上，过了肥西，逐渐是农田，丛丛的树林，掩映着一些农村村舍，时不时有弯曲幽静的河水消失在原野里，这种对比之下，不免想起赵孟的《鹊华秋色》来，要是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再描述了吧！其实，就是自己小时候的故乡，风吹过翠绿的芦苇丛，跳跃飞起的翠鸟，还有清澈的河水，以及如洗的天空，都已经成为梦想，现在，可以说草木都可杀人，农药喷洒的蔬菜，虫子都不敢吃，我们的生活在一方面获得了进步，另一方面呢？GDP 增长了，成了世界第二，但我们的幸福指数呢？

　　安庆师范学院的红楼是1934年由国民政府出资修建的，水泥雕花的大门，红砖的建筑，大方雅气，尤其是跟周围的园林设计非常相配，情境交融，已经过了近80年，还觉得很美，这就需要浓厚的文化内涵了。

　　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洪老师非常热情，介绍了安庆的文化概况，尤其是安庆师范学院的有关情况，送了我一些书，提供了几篇稿子。一篇是黄镇的趣闻，一篇是赵朴初赵老的文字，一篇关于海子的，都是安庆名人。我觉得很好玩，一个是长寿的佛教徒，一个是执节的官员，一个是短命的文人，他们都曾经带给安庆以文化荣誉，反映的正是安庆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天早上8点半的班车去的安庆师范学院新址。

　　文学院院长方锡球老师温和而且好客，问我到安庆的初步印象，我忽然想起来路上的想法，就说，是否可以写一篇“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和古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之前我们不以富贵为荣，以不读书为耻，所以，我们的生活目的在于读书，在于修身；现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以读书为荣，以无钱为耻，所以，我们生活的目的在于消费，在于积累财富。我刚进安庆，觉得市容破旧，不及合肥，可是一天下来，我又觉得安庆气氛十分惬意，也就是说，从生活舒适度来看，安庆实际上要比合肥舒服。那么，我们追求富国强民的时候，是生活幸福感，还是数字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呢？当前提出的共享改革成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呢？就请他再写篇文化安庆窥探，他也欣然答应了。

　　历史系董根明教授研究是陈独秀的专家，对陈独秀的事情是相当熟悉。我就问：陈独秀没有文凭，但是蔡元培先生却能为他制作假证明，而且录用他，关键是当时的人不以为意，陈独秀本人也确实做成了大事。而现在却是有真文凭的也未必有能力，而且，文凭的真假成了一个判断的标准，这说明什么呢？董老师认为，这是公信力的缺失导致的。蔡先生本身的公信力，他说了人们相信，陈独秀本身的公信力，他被推荐了能做成。而现在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道德感在逐渐丧失。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文化是一个比较无奈的办法，不高明但没办法。我建议他写篇《从陈独秀没有文凭谈起》一定很有意思。

　　又拜会了宣传部部长朱守良先生，我们谈得比较投机，他是朱熹的后人，我是孔门学生，当然比较契合。背些古文，谈些文化理想，是我的长项。说起安庆师范学院，历史悠久，校区风水这么好，不写篇安庆教育扫描是不可以的，既然朱先生生于斯，长于斯，又在这里担任宣传部部长很长时间，就请写篇安庆的教育扫描吧！这样安庆的最初介绍也就完整了。

　　次日，我匆忙赶回到合肥，参加文博会，主要是考察下安徽文化产业的发展，随后到省委宣传部汇报工作，谈及文化产业，就想请省委的叶文成常务副部长写一篇关于安徽文化产业的文字。

　　这使我们的组稿工作顺利完成了！(作者为本刊编辑)

　　鸣  谢

　　感谢南开大学教授陈玉圃先生对此栏目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