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铿

　　作者简介

　　贺铿，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2008年3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人们有理由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群众收入水平将再跃上新台阶，中国即将开启“国强民富”新时代。

　　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对“民富”目标的追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一系列问题也愈发凸显，其中很突出一个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

　　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也就是说，GDP增长得快，但是GDP当中劳动报酬的比例越来越小，居民收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增加的情况和GDP的增长情况不协调，尤其是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越来越小。收入再分配的时候，个人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导致我们内需不足，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就不足，已经到了影响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地步。要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健康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改变收入分配这个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使它逐渐恢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此次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更加强调民富，这是非常适时的。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好的生活。“国富”和“民富”并不矛盾，应该正确地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是我们收入分配改革当中一贯的主张。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要保证“民富”，要保障经济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单纯的只有“国富”，国家比较强大，老百姓或者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生活改善得不快，那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也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目标。既要注意“国富”，又要注意“民富”，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如何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初次分配很关键

　　怎么样使居民的收入能够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例增加呢？五中全会的公告谈得还不很具体。我认为，要改变这个比例关系，首先是要实行严格的最低工资制度，就是各个企业家给工人的工资必须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个最低的要求，那么你这个厂子是否能干下去那就是个问题了。当然也有人担心，我们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有的外商要走，有的厂商可能要破产。我认为，既然最低工资都不能保证，那你这个外商要走也没有办法。如果某家厂商要破产，那说明它的经营肯定存在着问题。而且，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各国为了确保国民收入当中劳动者报酬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手段。我国各级政府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不能一屁股坐在厂商一边，对于劳工的收入漠不关心。这方面，地方政府在考虑居民收入增长上应更多为百姓着想。要进行立法，规定企业按时足额给职工发放工资。否则政府可以罚款，直至进行刑事处罚。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要求我们的生产目的、目标进行转变，不能一味地以GDP增长得快不快来衡量我们的发展，而要用民生改善了多少，就业是不是充分，医疗、教育是不是更好等等民生指标来衡量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

　　而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发展经济，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中全会的公报里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十二五”规划一个基本的主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五中全会首倡，早在30年前已经提出。在今年年初国家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把它提高到刻不容缓的高度，强调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粗放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一次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强调其在“十二五”期间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让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认真地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否则我们的经济要持续、较快地向前发展就会成为问题。另外，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无法绕开这个问题。

　　此次五中全会提法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体现在公报所提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执政理念的转变。

　　而要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问题。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要明确：第一，促使经济增长动力转变，不能一味地依靠投资，要依靠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内需拉动，这就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二，生产方式要转变，不能一味地搞“两资一高”，大量地消耗宝贵的资源，消耗宝贵的能源，污染、破坏环境，应该在这个方面有明确的意识，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来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的生产真正由粗放型变成集约型。一方面政府要有正确的导向；另外，要依靠企业自主创新，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近10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凸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除了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外，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也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改革之初，这一数据是2.56。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到1983年这一数据降至1.82。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但到了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之后，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这一数据明显攀升，到2009年已变成3.33。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中国社会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现在开始算，距离2050年也只有30多年了。而中等发达国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城镇化。理论界认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普遍在20%以下，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其农村人口都是12.5%。而我们现在的农村人口还在50%以上。要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把农村人口降到20%以下，这个任务是很重的。如果不实现城镇化，大量的人还在进行农业劳动，那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

　　按照这个总的要求，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年恐怕要有1400万到1600万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能不能创造那么多就业岗位；二是能不能有效地解决转移到城市的农民的居住问题，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安居乐业”问题，有工作岗位，非农的就业岗位，又有一个基本的居住条件，才算是真正的转移了。

　　全会公报提出“十二五”期间城镇化要做得“积极稳妥”，而且“要加强城镇化的管理”，我觉得提得非常之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理论界，也值得我们各级领导深深地去理解，使我们的城镇化能够健康地发展。

　　“十二五”的发展值得期待

　　总之，“十二五”是非常重要的五年，在这五年之内，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或者要有突破性的转变。在协调发展方面，地区之间、东中西部、城乡之间要得到和谐发展，要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使中西部发展得更快一点，使农村发展得更快一点。在收入分配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举措，让居民的收入有普遍增加，而且在增加的过程中，要尽量地缩小差距，使得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得更快一点，达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社会发展方面，也要做大量的工作，使我们相对滞后的社会发展问题能够发展得快一点，使我们的教育、文化产业和医疗机构等等都能得到较快的发展，扭转相对滞后的状况。尤其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要有一个更快的发展，使我们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向坚实的一步。“十二五”期间整个发展过程中，它的意义非常重要，它的任务也非常艰巨。

　　我对未来5五年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只要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够掌握得比较好，能够做到真正地科学，未来5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保持在9%左右，甚至9%以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