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面临安全威胁，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长青的话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中国与朝鲜，政治相关，地缘相邻，民族相亲，用什么方式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一是和平谈判，二是御敌国门，三是出兵朝鲜。60年过去了，实践表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选择。

　　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高于一切

　　国家利益是衡量出兵与否的定盘。正确的战略决策需要对形势和趋势作出科学判断，需要统筹全局，需要大视野大智慧。国家安全与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环境密切相关。朝鲜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大举进犯朝鲜的同时，公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境内，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已命令美军参战，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当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进驻台湾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10月7日，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美军飞机频繁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矛头直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如何维护我国安全是当时不得不作出的战略抉择。毛泽东明确决断：“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是以战略家的气魄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决策。

　　参战最能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朝鲜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想到苏联可能出兵。但是，斯大林担心美苏两家直接交手，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因此，苏联除了道义上支持外，主要是贷款给中国，再用贷款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弹药。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我国出兵援助。1950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毅然决策，克服一切困难，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以至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宣称：如果他当选，就停止朝鲜战争。杜鲁门为了推卸责任，不得不拿麦克阿瑟作替罪羊，撤去了他的全部职务，把朝鲜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实践表明，出兵朝鲜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战略决策。正如毛泽东所说：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派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党中央、毛泽东的果断决策，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执政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战略能力。

　　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相融合促进国防发展

　　国家战略牵引军事力量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加强国防建设的机遇期；同强敌较量，是促进国防发展的重大战略契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面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主力，除数十万美军和韩国军队外，还有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比利时、希腊、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联邦等16个国家的军队，各种情况比国内战争要复杂得多。在朝鲜半岛上，作战双方兵力最多时达到300万人。敌军装备好，火力强，机动快，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劣相差很大。这对我军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正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军加快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过渡，武器装备大力改善，陆军中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数量和质量有很大提高，空军、海军得到较大发展。这标志我军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指出：“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军事战略体现出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相融合的深刻内涵，战胜敌人是强化军队建设的战略抓手，军队发展成为打赢局部战争的实力基础。

　　作战战略和发展战略相融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抗美援朝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最终迫使美军接受停战谈判。我们贯彻边打边建的方针，取得显著成效。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实践推动一支百万大军的发展，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相互融合，加快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我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有力地牵引了军队建设发展。2005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五个统筹”，进一步体现了作战战略与发展战略的融合。

　　挖掘出兵朝鲜的战争遗产

　　拓展国内战争的战略思维。我军创建以来，始终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浴血奋战，主要战场在国内，主要作战对手是国民党军队和入侵中国的日本侵略军，“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创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以后，适应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和平的新形势，打赢国内战争的战略思维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要求，必须摆脱已有的思维定势，拓展国防发展的战略视野。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地区的驻军总数不足20万人，是全国驻军最少的一个地区，只占当时全军总兵力的二十七分之一。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随后，英勇的志愿军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为保家卫国、维护和平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也是我军经历的现代条件下作战最充分的一场战争。出兵朝鲜大力拓展了我军建设发展的战略视野。

　　军事战略强力支撑国家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面临来自外部强敌全面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国家战略的重心在于首先确保国家的生存，确保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一并考虑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政权已基本巩固，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重心逐步由生存向发展转移。1988年以前，基于对战争形势的严峻判断，国防建设主要以作战战略为统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重心，军队建设适应军事斗争的战略需求。1988年底，基于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形势判断，中央军委重新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提出筹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问题，需要关照到我军的发展战略和作战战略。这次调整，考虑到20世纪乃至更长时间不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以及需要我举国迎敌的全面反侵略战争，但在我国陆地边境和海上，与周边国家因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而提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正是适应国家战略的这种转变，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实现三次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战略每一次调整发展，都不单纯由军事要素所决定，而是适应国家战略的需求。如果脱离国家战略而孤立地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军事战略创新发展便会迷失方向。

　　新形势下，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军事力量运用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军事力量在非战争运用中不断强化，这并不等于说军事力量的作战功能在弱化。因为，军队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是基于提高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能力基础上的新要求；人民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但首先是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战斗队。和平与发展时期，军事力量非战争运用的频率提高，这并不意味着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迟缓。抗美援朝的战争实践启示我们，军事战略的调整发展要拓展战略眼光，强化大局意识，深入探索军事力量运用新的特点规律。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蔡仁照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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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0月25日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方面部队的名称。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研究过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同时征求过民主人士的意见。之所以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和编制，表示不是中国跟美国宣战，而是人民志愿支援朝鲜。虽然名称为志愿军，但实际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支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后来则一直承认“志愿军”这一称谓，以便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使战争升级。

　　三八线：

　　国际通称The 38th Parallel。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以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这条线就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以北为朝鲜，以南为韩国。

　　《朝鲜停战协定》：

　　全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协定包括序言和正文5条63款，并附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十二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这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朝鲜把这一天定为“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该停战协定来之不易，其谈判过程从1952年5月至1953年7月，大小会议就举行了数百次之多。甚至在临近签署协定之前，仍有情报说有人要破坏签字仪式。为了指挥官的安全，双方只好各派一名“出席代表”到开城签字，朝鲜的金日成元帅、中国的彭德怀司令员和美国的克拉克陆军上将则被安排在各自的驻地签字。值得指出的是，战争的主要当事者之一韩国没能在协议上签字，原因是其总统李承晚在当年曾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停战，并主张要单独北进。随后韩国国会也通过了北进统一的决议。

　　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为和平而斗争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代表在开城(后来移至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会议。“联合国军”方面，美国当然是谈判的绝对支配者；中朝方面，两党达成协议：对外由朝鲜人民军代表中朝军队，实际的谈判业务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导，由李克农和乔冠华负责领导具体的谈判工作。这样，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等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二者之间的第一次直接对话。由于美国为确立和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军事基础而刻意拖延谈判，并且为避免来自各方的压力而使用各种手段掩盖其战略企图，这次对话因而变得十分曲折艰难。其中又尤以杜鲁门当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事实上，美方是以一种优势的心态来看待停战谈判的。美设定只谈军事问题的大框架，在谈判诸问题上态度强硬，并未表现出真正的谈判诚意。与此同时，出于尽早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考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直都愿意早一些达成停战协议，因而在战俘问题出现之前总是作出合理的让步，并迫使美国方面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不遭受谴责而接受这些让步。因此，在历经约半年多的谈判之后，到1952年春季，除战俘遣返这一项之外，双方在其余几项议程上基本达成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2年初(2月27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最终立场”是“不同意强制遣返战俘”，即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而中朝方面的基本立场就是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的规定：战事停止后，全部遣返双方战俘。显然，此种立场使遣俘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从而能够尽早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状态。实际上，无论美国学者是否愿意承认，国际学术界利用大量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对其在谈判期间遣俘政策的研究表明，华盛顿当局在战俘问题上的多重考虑，以及其顽固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把问题弄得异常复杂，进而阻碍了谈判的顺利发展。杜鲁门希望利用遣俘问题拖延停战谈判，使战争持续进行下去，从而顺利获得国会对政府巨额军费预算的批准，以便实现其夺取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萧规曹随，在赢得总统大选并前往朝鲜战场考察后，他公开发表威胁性言论，表示新政府将使战争升级，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

　　和美国方面的好战倾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领导人在1952年下半年已经准备致力于早一些打破谈判僵局，解决战俘遣返问题，进而推动战争尽早结束，使和平早日到来。1952年8月，当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时，就向斯大林提出可以考虑“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节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这和谈判无限期休会后(11月)印度在联合国的提案有某些相同之处，只是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抢先在联合国否决了印度提案，使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得放弃对它的讨论。

　　尽管斯大林在12月下旬向《纽约时报》记者表示，苏联希望结束朝鲜战争且愿意与美国新总统合作，举行双方的首脑级会谈。然而，从周恩来早先的提议来看，中国政府早在斯大林转变想法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对停战谈判的政策。斯大林关于停战的新思想只是与中国的政策调整方向相吻合罢了。至今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采取与西方缓和的新方针，导致中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政策，即中国调整政策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到1953年初，中国领导人曾考虑由中朝方面首先提出谈判复会的可能性。美国方面，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后，正式着手考虑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只是，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职业军人出身的美国新总统急于兑现在总统大选中许下的诺言——在朝鲜实现停战，因而打算继续贯彻在朝鲜前线考察时的想法：如果在短期内不能通过谈判这种软方式尽快缔结停战协议，那么就采取军事上的硬手段，发动强大的地面进攻，甚至企图诉诸核武器扩大战争的范围，以迅速结束战争。在对停战谈判复会不抱什么希望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首先应“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的请求，以一种“例行公事”的方式，向中朝方面提出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在中国领导人眼里，美国人的行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良好契机。毛泽东特意指示一线的谈判人员要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策略。中国政府在和苏联新领导层协商后，由周恩来在1953年3月30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为尽早实现停战，中朝政府共同研究后一致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表明了中朝方面所作出的实质性让步。甚至美国军方官修战史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提到战俘问题并作出了明显是关键的让步”，“展现出自1952年4月以来解决朝鲜战争最光明的希望”。

　　以双方交换伤病战俘为契机，停战谈判在1953年4月26日复会，但由于在具体的遣俘方案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所以谈判在5月中旬再次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政府沉不住气了，准备扩大战争以迫使中朝方面缔约。尤其是该政府在5月20日明确制定了以核攻击为核心的结束战争的政策。就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制定扩大战争计划之际，中国政府一直朝促进谈判成功的方向努力。在停战谈判复会后，周恩来曾指示中方负责谈判的代表，“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并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协商精神促成朝鲜停战不利的”。当5月下旬美国代表就遣俘问题提出一个新方案时，中朝方面经细致研究后予以接受。6月8日，双方就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7月27日缔结了至今仍旧生效的《朝鲜停战协定》。

　　总之，在推动朝鲜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迈向和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自始至终致力于打破停战谈判僵局，而且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就在调整谈判政策，力争尽早缔结停战协定。特别是在和苏联新领导层的意见一致后，中国政府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其所做的一切皆与美国政府发出的使战争升级的威胁信息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领导人根据对形势的判断作出决断，通过与美国方面艰难的博弈，最终推动战争结束，使朝鲜半岛恢复和平状态。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峰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