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梁从诫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句话，从61岁开始了他“自然之友”的艰辛事业

　　本刊记者/黄艾禾

　　梁从诫先生走了，走得很平静。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消息传开，北京东城那所朴素的旧式宿舍楼中的家中，挤满了前来慰问和吊唁的人们。梁从诫的儿子梁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卧床不起已经好几年，这次是突然肺部感染继而引发脏器衰竭，他去世时已无神志，所以很平静。

　　“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都用了“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去世”这样的标题，岂不知，这是梁从诫生前最不爱听的一种身份介绍。作为梁思成和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一生都想摆脱这种名门之后的光环与重负，而以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来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

　　梁从诫的父母都是建筑学领域的大家，他们自然也希望儿子子承父业。取名“从诫”，就是希望他师从中国宋代的优秀建筑师李诫。然而到了梁从诫考大学时，因为考建筑系的分数差了几分，后来进了历史系。

　　1958年梁从诫研究生毕业后，曾在云南大学教书，后又回到北京，在外交部研究国际关系，经历文革的动乱和下放。到文革结束后，从1978到1988 年，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这是他享受体制内铁饭碗福利待遇的最后一个职务。1988年，时年56岁的他辞职，去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担任导师(教授)。

　　应该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思考中国的环保问题。

　　“一个人一生会有一个高峰，而梁从诫先生的高峰，却是从他60岁以后开始的”，与梁从诫一起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现任“自然之友”理事长的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到了今天，关于“自然之友”早期创立时，四位创始人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激情澎湃地忧患国家的未来的情景，在“玲珑园”开恳谈会的情景，在媒体的描述中已经近乎是一个传奇。那是1993年的6月5日，正是“世界环境日”，数十位知识分子在公园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讨论环境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这还是一个生僻的词语，人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环保问题似乎还很遥远。

　　那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康雪也到了现场，她完全被吸引住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环保……这项事业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也不分国界，如此博大，又如此重要，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当时，她也被梁从诫的个人魅力所折服：“梁先生讲话风趣幽默，充满睿智”，而且意气风发，热力四溢，用她的一位密友的话来形容，梁从诫当时的状态，就是一副“找到了自己的事业”的感觉。那一年，梁从诫61岁。

　　从此，康雪的人生被改变，她成了“自然之友”的坚定铁杆，一直至今。

　　“他带动和孵化了中国一代环保人”

　　“梁从诫对于‘自然之友’的开创之功，对于中国环保事业的贡献，恐怕他自己都想不到”，杨东平说，“他以他的感召，带动和孵化了中国一代的环保人，比如奚志农、杨欣等等，这一代人的崛起，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推动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影响。”

　　“虽然环保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对此都没概念，也不知道什么是NGO，而他因为对外面世界有更多了解，比我们有‘先知先觉’。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再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问题，将是灾难性的。梁先生很早就知道世界上的那些著名NGO，以公民自己的力量来投入对社会做贡献，保护环境，他认为，在中国，我们也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开创性的。”杨东平说。

　　杨东平后来很久才知道，梁从诫是在辞去了体制内铁饭碗，没有了一切的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情况下开始在中国做环保的，而且已经是60多岁，这样的事情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他真是做的大决断啊”，杨感慨道。

　　对于在中国做NGO的风险，梁从诫不是没想到过。他后来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当初他们四个人在讨论问题时，梁从诫问，做这样的事情，说不定还会有政治上的风险，而大家说，我们想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就一定不批准呢？“当时我还问大家，万一有政治风险，出点麻烦了，后悔不后悔？大家说不后悔。我们就跟小孩似的，说咱们拉钩，大家不后悔就拉钩。”梁从诫这样回忆道。

　　但是，做“自然之友”所经历的艰辛险阻，还是超出了想象。根据国家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主管单位。他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在“中国文化书院”下，注册上了“绿色文化分院”，英文名friends of nature(自然之友)。而这个“挂靠”关系，也将要结束了——仅从注册登记，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做真正的民间组织有多难。早期的“自然之友”连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就在梁从诫的家中进行。

　　“积极的悲观主义”

　　从今天看来，“自然之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十多年来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自然之友”会员们又出去办起新的NGO，这样的NGO已有十多家。

　　“自然之友”累计获得国内国际各类奖项20余项，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和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等等。而“自然之友”是从来没花国家一分钱的，全靠会费、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私人捐赠，特别是国际大型基金会、公益组织的捐款。媒体曾经披露过一个数字：截至1999年9月30日，“自然之友”所得到的资金共计252.6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63万元。

　　但是这后面的艰辛呢？他们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地方势力的阻挠，金钱的诱惑，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最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也无法改变。

　　梁晓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样一幕。那是在2003年，有一天梁从诫对梁晓燕说：我最近心情很坏，我们聊聊吧。这样，他们吃了很长时间的一顿饭。梁从诫说，没进入环保事业时，我还觉得自己能做点事，但现在，随着你对这一领域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问题太多，感到自己不是越来越有力量，而是黑沉沉的一片，像是压在一块巨石之下。“我一直在想，我这样做真的有价值吗？我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坚持做下去？”

　　“那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梁晓燕说，“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迟早会经历这种内心的黑暗时刻。忽然有一天，我们对自己的生存意义，对于给自己找到并安放一个合适的位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种悲观，实际在许多环保人心中都真实地存在过。”

　　“我们那天讨论了很久，想把它梳理清楚些。最终我们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最终一定能改变什么，那么对这一点我们是持悲观主义的，没有人能决定世界的改变，也许这只能是由上帝来决定。而我们，只能做人的事情。当你具体地在和一个个人打交道时，你会获得反馈和交流，让你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如果只有抽象思考而无实际的行动，那你无法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有实际支撑的，或许，我们这叫做‘积极的悲观主义’——哪怕最终不会有什么改变，但这是我们的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这样深谈过，但是，也似乎是进入了一种境界，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纵观梁从诫的一生，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子女，都同意，他的最后十几年，也就是从60岁以后的人生，是他最耀眼的一段。这里不应该拿世俗的成败来衡量，因为从环保事业来说，很难说其在中国有了很大成功。但是不管环保事业发展得是否顺利，梁从诫完全是从自己做起的。他出门自备碗筷，生活尽量避免浪费，他家的洗澡水都是接在盆里再用来擦地洗厕所的。他出行尽量骑车，连去参加政协会议也不例外，以致被门卫挡在门外，直到2006年他73岁那年，骑车被人撞倒，腿被撞断。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直至不能自理。

　　外人来看梁从诫，总不免爱以名门之后的大家子弟来打量他，而梁从诫，一直希望以自己之努力，只做“梁从诫”而不是谁谁之子。如果说到家族的背负与名门的教养，那给他的就是这份中国士大夫式的做人的自持自律，一切自然而坦荡纯正，毫无通融耍滑。

　　康雪记得，当年梁先生曾半开玩笑地说起过自己的未来葬礼：要放着好听的音乐，还要在他的脚底板上各画上一个笑脸。

　　先生其实是可以这样笑慰九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