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予改革派官员足够的尊重

　　——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改革阶段，或者说仍然必须依靠强势改革来获得发展的国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各种改革者始终无法脱离公众的视线和舆论的漩涡。

　　目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一切行动仍然为公众所关注，原因在于其为当今“改革派官员”中少有的能不断获得升迁、不断获得新平台继续其理想的代表。

　　长期关注中国改革派官员命运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官员难能可贵，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其实也很多，社会各阶层都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甚至协助其完善与升华，而不是简单地反对甚至否定。”

　　改革仍然不断行进

　　《南风窗》：将有能力的干部实现全国轮换，让部分官员从东部到西部任职，在中国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为何现在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为外界所关注？

　　徐湘林：东部干部到西部任职的情况的确长期都存在，不过我不知道这样的规模具体有多大。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中央是为了避免地方官员形成保护势力，所以不主张本地官员本地任职，因此形成了不少官员被外调的情况；到了90年代前后，中央政府更意识到官员的素质、观念对各地方发展的重要性，更是加大了这样的轮调工作，甚至包括了一些中高级官员的任免。

　　这些官员基本都有这样的共性：经济型官员为主，锐意改革力度很大。就目前的情况看，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原因主要有三种：首先是中央的统筹考虑，其次是官员个人的事业选择，再者是西部地方主政者渴求人才的意愿增强。

　　尤其最后一种情况值得关注，即西部很多地方的“一把手”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希望有优秀人才过来帮助实现理想，这样的情形在一些贫困、落后地方更为突出。例如四川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巴中市，市委书记李仲彬已经拿出30多个官员职位向全省、全国招聘人才。我了解过这些职位都是货真价实的，就任者都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体现个人价值。

　　《南风窗》：2007年底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能否算作是“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一种模式利弊检验？

　　徐湘林： 仇和能够长期获得媒体的关注，与其一直坚持大刀阔斧，努力改变现状，不瞻前顾后，不计较短期个人得失的风格有关。本来这样的官员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有一些，比如山西省的吕日周，但是能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说有机会坚持工作的不是很多。

　　我注意到仇和现象有“特别之处”，即他的改革意图和工作实践都始终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并且给予了广泛的空间，并没有因为出现一些争论或反对声音就将其叫停，这是其他许多改革派官员少有的待遇，当然也可以解读为“其他官员技不服人”。

　　类似仇和这样的官员，必须拥有“一把手”的工作权力与空间，而且必须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会有成就，这也就是他在江苏省副省长职位上没干多久，就被上级调到昆明任市委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他而言，去到昆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发展经济，同时进行的还有整顿吏治改善干群关系。因此，他们在早期总是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这样的工作内容也很容易出彩。

　　至于有人提出仇和在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得不多的情况，应该也是事实。但是对于这类改革官员而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其主要任务，也是更容易见到成效的，而民主、法制等工作并不是一名地方党政官员简单努力就能够做到的，这些工作需要上级、中央的统筹考虑和安排，需要步调一致才能行动，作为地方官员较难把握好方向与节奏。所以我认为仇和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来平衡地方的治理结构，是符合逻辑的。

　　化解危机获得前途

　　《南风窗》：类似仇和的东部官员到西部工作后都能够给后者带去许多变化，但同时也衍生出了许多难以短期调和的矛盾，其是不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

　　徐湘林：改革是必须推行新政策的，这就必然会发生利益的纠结，但是任何一项改革政策都不可能让不同利益群体同时满意，其中总会有被忽略、被牺牲的群体，这是各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情况。在中国，推行这样的改革需要有强大的政治资源，过程中首先要不怕得罪既得利益者，而且后期的发展还要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情况非常复杂。于是，他们中最终成功的英雄有之，悲壮的结局也不少见，从我在全国各地了解、接触过的官员变化，都说明了这些情况的客观存在。

　　对于仇和这样的改革派官员，社会各阶层都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只要他们没有刻意牟求私利，获得成绩或者遭遇困难都应该得到宽容的对待，而不是轻易地反对甚至否定。

　　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难度可想而知，作为改革官员本身，也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多方协商、细致考虑，尤其要把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摆正。

　　仇和不是神仙，所以他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是可以预见的。在这样的阶段，仇和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承诺的事情要按期到位，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不能久拖不决；二是要说服上级继续支持自己的既定工作，后者的态度非常关键。

　　由此，仇和才能保证自己的决策、执行体系正常运转，虽然这些工作很难，但是也必须努力稳住，反之，情况很可能向执政危机方向发展，有些情况就覆水难收了。当然，很多矛盾不可以求一次性解决，需要慢慢分析、化解，不同阶段使用不同“配方”，这样的方式与中医治疗疾病有点相像。

　　《南风窗》：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但“让大量农民进城”的弊端越来越凸显，有人提出以“让城市下乡”来缓解一些发展中的压力，前者指的是人，后者指的则是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改革官员该怎样判断两种方式的利弊？

　　徐湘林：中国的发展走“城市化”道路是必然的。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科技的广泛运用，农村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如何提升农村的地位，使其与城市有可以竞争的优势，也是基层改革官员们需要思考的长期课题。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和大城市，在这些方面是可以勇敢尝试的，的确没有必要单纯围绕“城市”做文章。

　　具体到仇和而言，这些工作是否会成为他的兴趣点，自然与他的经历和能力有关。目前仇和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在东部江苏的成功经验能不能移植到西部云南，这个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的。因为两地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都不同，而且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是也拥有未来融入东南亚、南亚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仇和那种江苏人的传统理财观念、发展方式能不能让昆明适应，或者说要多长时间能够适应都是需要考虑的。

　　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需要凡事“量入为出”，仇和目前在昆明的“举债建设”方式也不一定是错误，一个地方的工作要做大，冒点风险是必须的。比如上海在早期的建设过程中也是靠大量举债来维持的，当然上海的地位比较特殊，其市场、人才、基础、政策等多方面获得的支持都比较到位，而相比之下昆明肯定风险就大得多，所以对于后者的资金、生产要素等方面的变化和使用度应该如何把握，过程中的矛盾如何化解等需要足够的智慧。

　　昆明的许多人不适应仇和的新政策、新方式，势必会给仇和自身带来许多阻力。我和许多改革派官员交流过，当地干部素质低、意识差、缺乏进取心，或说普遍缺乏人才也是他们执政中的一大困扰，由此经常形成政策执行方面的不力，所以他们不得不亲自抓许多工作，这样也就很容易演变成“权力集中”、“责任集中”，各种麻烦也就伴随发生了。例如近期仇和遭遇的“房地产诈骗案”，应该就可以找出类似的因素。

　　面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改革官员们应该拥有更开放的胸怀，更高的智慧去应对，尤其在政治上应该吸引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通过相互协商达成共识，目前仍处改革中的中国所有事物都是构建型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

　　对于仇和个人而言，其本届任期已经过半，以上这些建议对于他的前途很重要，而他的前途对于许多利益相关者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