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开阳县很多农民获得20块钱的意外收入，是村里在美国芝加哥碳交易市场卖碳指标得来的。尽管清洁发展机制的前途未卜，但它在这几年的实践，至少已经把碳交易概念成功引入到人们的观念之中。CCTV《经济半小时》播出《碳交易迷局》，以下为节目实录：

　　贵州省开阳县位于贵阳市郊，全县八成以上都是农业人口，是个典型的农业县。今年这里许多农民都拿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入，20块钱。数虽然不多，但是来的却有些蹊跷，既不是农业补贴，也不是扶助资金，开阳县的很多农民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这二十块钱到底是怎么来的。那谁给他们发的钱呢？

　　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顶宁村村民  龚洋华

　　龚洋华：沼气池给了20块钱，他们讲，外国人给我们的钱，买了我们国家的沼气池。

　　他叫龚洋华，是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顶宁村的村民，也是贵阳市第一批领到20元钱的人，不过这20元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至今还有些糊涂。

　　龚洋华：他们通知我去开始，当时我们也不晓得开什么会，发了20块钱。

　　早在前几年，城关镇就家家户户盖起了沼气池，村民们都知道有了沼气，可以节省煤钱和柴火，生活方便了很多，但是让龚洋华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家的沼气池，跟日本的企业有什么关系？不过，对于这20元钱的来历，开阳县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主任艾兴隆心里倒是有本明白帐。

　　开阳县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主任 艾兴隆

　　艾兴隆：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一批，已经开发成自愿减排项目。

　　艾主任告诉我们，村民们得到的这20元钱，是村里卖碳指标得来的。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碳交易市场，在那里，一个机构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可以卖给另外一个需要减排指标的机构。贵阳市农村的农户沼气项目，因为少用了煤和柴火，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节省下的碳排放指标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易。前段时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指定的一家机构对这里的沼气池使用情况和产生的碳减排指标进行了评估，县里最终与一家日本公司达成了交易。

　　记者：这总共是多少钱打过来？

　　戴主任：二十万零八千零四十。

　　记者：这个分到每一户大概是多少钱？

　　戴主任：每一户，每一口沼气池20元。

　　现在，尽管20块钱已经攥在了手里，可村民们对碳交易，还是一头雾水。

　　记者了解到，碳交易市场是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达国家履约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在欧洲和美州国家，碳交易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目前国际上的碳交易有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MD)、排放贸易(ET)和自愿减排市场四种形式。

　　联合履约和排放贸易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机制，发展中国家只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市场的交易。开阳县的之前的碳交易是在自愿交易市场进行的。艾主任告诉我们，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需要经过过联合国的审查，相比较自愿市场的项目，他对沼气使用量、沼气池修建年份等指标要求都更高，碳指标的价格也比自愿市场高出好几倍。最近，他们正在进行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项目的开发。

　　贵阳市副市长  帅文

　　帅文：原来是按照每口20元这个进行交易的，现在我们希望能够适当的提高。”

　　采访中我们得知，贵阳市投资了7000多左右，新建了140多个大中型沼气池，按照贵阳市的计划，一旦项目成功，每年将会减少碳排放量一万吨左右，至少能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贵阳市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主任陆海告诉我们，之前开阳县在自愿减排项目上的20多万元收益，中介公司没有收取费用，今后项目如何分成，双方还在协商当中。

　　贵阳市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主任  陆海

　　陆海：我们原先最初的设想我们想至少能够三七开，农户得到七，但是在和中介公司正在商议的时候，还存在一些争议，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在和中介公司在商谈中。

　　20元的意外收获，为开阳县的老百姓带来了意外惊喜。在国际碳交易兴起的五年多来，国内一些投资者也看中了其中的商机，投资发展清洁能源项目，希望通过联合国的项目审查，从碳交易中赚上一笔。他们的盈利情况怎么样呢？

　　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我们见到了正愁眉不展的潘德海，他告诉我们，原本是计划靠碳减排指标交易得到一笔钱。没想到，一分钱没挣到，投资的一个多亿也被彻底套住了。

　　云南省福贡县宏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德海

　　潘德海：那是太气愤了，真是，一下子心都凉了。

　　六年前，潘德海听说了碳减排指标交易的事，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规定，水电属于清洁能源，每发一度水电都会产生相应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而这个减排指标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交易。

　　潘德海：我们证实了这个项目清洁能源能得到联合国的注册，然后能得到买方给我们购买这个减排量。

　　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潘德海和他的投资伙伴们，看中了水能资源丰富的云南怒江。

　　潘德海：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回报率估计总占8%左右。如果像我们这个电站，装机两万二，一年能增加800来万的收入。

　　在电站开工建设的同时，潘德海就开始了清洁发展机制的申请工作。不过，潘德海发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申请程序繁杂，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针对审核报告和专家的问题提供的材料有上百斤。

　　恒远碳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  刘波

　　刘波：比如说他提的，你节约了一吨煤是怎么节约，那么我就会去找很多官方的资料，或者是一些民间的资料或者是一些出版品，专家的一些文章都可以，来佐证我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有一些支撑文件，那么DOE说，OK，你这个问题我同意了，这个窗口才关闭。

　　直到在2009年的3月，潘德海意外地看到了来自联合国的一份公告：他的项目申请被拒绝了。

　　潘德海：花了这么多的努力，提供了这么多的相关的资料什么，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动，最终得到是一封冷冰冰的拒绝函。

　　北京天擎动力国际清洁能源咨询公司董事长  朱京京

　　朱京京：到09年的时候，这个联合国EB(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执行理事会)正式拒绝了这个项目，理由就是有效电量不符合他们所提出的要求。

　　有效电量系数指的是电站实际的发电量与设计发电量的比值，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在2009年3月，要求申请的项目，有效电量系数必须达到百分之百。潘德海的水电站正是被这条规则卡在了门外。对这个拒绝的理由，潘德海有着说不尽的苦衷。

　　潘德海：是我们申报之后才出台的一个政策，我们申报之前没有这么一个限制，说是有效电量系数要达到100%。

　　潘德海告诉我们，最近这几年，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吸引，浙江投资客在怒江流域建设的水电站已经超过了30家。但是当地输电网的建设一直比较滞后，水电站发的电没法全部输送出去，当地政府只好采取了限制送电额度的办法，发电外输量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潘德海：我们根据设计也能达得到，根据设计，正常情况下。但是目前我们情况是，就是我们电站发展很快，网络建设这一块相对有点滞后。

　　潘德海从代为申请项目的中介公司那里了解到，一次申请不成功的项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一般不会再次考虑。现在他最苦恼的就是怎么把投资的一个多亿收回来。

　　潘德海：我们现在收益，总共收益，也是2千多万块钱。但是我们每年付给银行的利息，融资的成本及国家的税收、水资源费等等，我们现在都是属于亏损状态。

　　同样面临着有效电量系数不足百分之百的问题，一些规模较小的水电站由于申请周期短，早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新规定出台之前，就幸运地通过了注册。那么，通过注册的这些水电站，目前的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了这家金满河水电站，这家水电站在不久前刚拿到了碳减排指标交易的第一笔收益。

　　金满河水电站站长  李少荣

　　李少荣：2008年10月30号在联合国成功注册，我们减排量大约是3万吨。

　　记者：这个减排项目能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是多少？

　　李少荣：大概一年就是一百到两百万左右。

　　不过，李少荣站长告诉我们，尽管如此有这笔资金的支持，金满河水电站目前也是处在勉强维持运营的状态。

　　李少荣：没有清洁发展机制之前我们大概一年的收入大概是500到600万左右。

　　记者：成本呢？

　　李少荣：运营成本大概是650万到700万左右。

　　记者：那整个受到清洁发展机制收益之后大概占到我们总收入多少？

　　李少荣：大概占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李少荣告诉我们，来自CDM项目的收益还是无法起支撑整个水电站的运营，一个是怒江的电价很低，一度电售价只有一角三分多，而且由于当地电网输电能力弱，发的电也只能输送一部分出去。现在，不论有没有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注册，怒江流域的这30多家水电站都处于亏损或者勉强维持运营的状况。

　　李少荣：09年吧，我们设计发电量是5841万，我们实际发电量只有3300万，只能发出设计发电量的60%左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电价偏低，从目前的运营情况来看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种亏损状态。

　　投资水力发电，既赚到了电费，碳交易上还有笔不错的收益，这是潘德海和李少荣他们最初打的如意算盘。但几年下来，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乎他们预料，不仅清洁发展机制机制的环节多、门槛高、周期长，而且即便侥幸闯过这些难关，实际获取的收益也远远低于预期。从事碳交易的中介公司能不能给这些企业提供更多帮助呢？

　　英文缩写为清洁发展机制的清洁发展机制，让很多投资者看到了发展低碳产业的新机遇。然而，前面我们也看到，清洁发展机制并不是天上掉馅饼，不少国内低碳项目在匆匆投资后，现在却遭遇了滑铁卢。从碳交易中赚到真金白银，实现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梦想，实现起来究竟有哪些障碍？我们再到中介企业去看看。

　　天擎动力是一家碳指标交易中介公司，潘德海的水电站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就是他们承办的。当我们来到这家公司时，员工们正在庆祝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联合国的注册成功。

　　北京天擎动力清洁能源咨询公司员工  张胜轩

　　张胜轩：我们公司有一个项目，刚才刚刚获得了消息，注册了，所以说大家都比较高兴。

　　记者：是什么项目？

　　张胜轩：一个小规模的水电，位于云南省的香格里拉。

　　记者：这个你们申请了多长时间才成功？

　　张胜轩：这个是一个应该比较早的项目，应该大概时间三年左右吧，三四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大家觉得这个项目注册挺不容易的。

　　公司经理杨爱民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注册变得越来越艰难，从申请到项目注册、减排量签发的周期越来越长，通过的比例越来越低。

　　北京天擎动力清洁能源咨询公司总经理 杨爱民

　　杨爱民：很早以前，在05、06年的时候，我们记得申报一个项目，从项目开发，一直到项目申请注册成功，这个过程大概是一年左右时间，甚至半年多都能够做得到，那么现在呢我们注册一个项目历时时间差不多两年到三年时间，甚至更长，也就是说这个过程越来越复杂。

　　董事长朱京京告诉我们，今年8月在德国波恩进行的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执行理事会第55次会议上， 有22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被执行理事会拒绝，其中有20个项目来自中国，都是风电和水电项目。这20个项目中有两个是由这家公司承办的，这两个项目又被项目执行理事会提出的新问题拒在门外。

　　北京天擎动力清洁能源咨询公司董事长 朱京京

　　朱京京：它是一个电价，最高电价问题，所以又提出一个新的电价，他可能不断地提出新的东西让你答复，你要答复不对的话，甚至于不符合他的要求，你这个项目可能就被拒绝了。

　　杨爱民向我们介绍，自公司成立以来，成功率基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注册审核越来越严格，申请成功率越来越低。随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机制的不确定性上升，许多计划投资清洁能源的业主也放弃了原先的打算，这也使中介公司的生意冷清了起来。

　　北京天擎动力清洁能源咨询公司总经理 杨爱民

　　杨爱民：(项目)大概在二百个左右，到目前为止注册呢，加上今天刚刚注册的项目是89个，跟别的公司一起合作的项目开发了两个，一共91，到目前为止还不到50%。

　　记者：像这种成功率的话，我们公司的成本和收益能摊开吗？

　　杨爱民：应该说是很难摊开，因为现在时间延长，对我们来说成本是在迅速地增加。另外一个对项目业主而言，这个时间的成本，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导致投资者在决策方面会更犹豫一些。

　　采访中我们发现，项目通过率低，导致各家碳交易中介的日子都不好过。五年前，由于看好低碳经济带来的商机，王春甫和刘波做起了这家主营碳交易的公司。王春甫告诉我们， 5年以来，他们还没从碳交易中挣到一分钱。

　　恒远碳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王春甫

　　王春甫：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像政府一级的官员他们还是蛮理解，他们有排放权的概念，然后对清洁发展机制也有一些理解。但是到了下边去他们就不理解，因为为什么不理解？这个就像诈骗了。

　　王春甫告诉我们，为了争取客户的信任，他们不得不承担前期开发的成本。项目申请需要半年时间，通过了联合国注册后，项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需要专家审核和签发，这个过程要等待一年半以上。最后的收益实际上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拿到。

　　恒远碳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刘波

　　刘波：目前的话整个价格都在涨，根据项目的规模跟难度不一样，大概是20万到40万之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出核查报告的费用，可能在15万到30万左右

　　刘波告诉我们，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手续费和公司的人力、差旅等成本，公司每个项目平均下来要承担至少80万的开发成本。5年来，他们投入了近两千万成本，但是到现在，只回收了六七百万的中介费。 公司做的30多个项目中，只有一个项目收回了成本。有两个项目被彻底拒绝，剩余的项目还在等待注册或者审核减排量，能否通过或者带来盈利还是未知数。让王春甫苦恼的是，等待项目审批时间漫长并且充满了各种不确定。金融危机前，国际二级市场上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量的价格最高曾经到过25欧元左右。此后一路走跌，到了现在的13、14欧元，跌幅达到50%。这也使与之挂钩的一级市场价格也连降了4欧元，到了现在的8欧元左右。

　　恒远碳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王春甫

　　王春甫：我们05年开始做到两年的时间，(价格)大概下滑了20%，就现在我们基本成交的价格在8欧元左右，就是每吨的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价格。

　　王春甫说，最近几年因为汇率的变化，他们又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

　　王春甫：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汇差，然后这几年大概又下降了20%，我们的这个价值空间就这么多，现在基本上都跌完了。

　　虽然，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全球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给国，每年提供交易的碳减排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我们也看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申请之路越来越艰难、漫长，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动荡，行情不明朗。而在国内，北京、天津、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也都成立了环境交易所。这些碳减排指标能否转向国内交易市场呢？

　　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告诉我们，目前环交所的生意还非常冷清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  熊焰

　　熊焰：交易额7000、8000万，完全是用我的话是没有经济学意义。

　　熊焰说，环交所成立两年以来，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真正的排放指标交易量很少，所有成交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量和自愿减排量加起来只有100万吨左右。而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碳交易平台上日交易量都超过上千万吨。

　　熊焰：应该说截至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碳交易，真正意义的碳交易，实际只能处于探索和预热阶段，没有真正大规模地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展开。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政府批准了2641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其中有928个在联合国通过注册，项目数量占到全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数的40%，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在清洁发展机制下取得了初步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得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碳交易只占到全球碳交易很小的比重。

　　英国瑞碳公司首席运营官 

　　张灵慧

　　张灵慧：准确地说中国只是清洁发展机制领域提供碳减排量的主要国家之一，因为京都议定书下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那现在中国只能说是CER的提供方，在欧洲的交易系统当中，CER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估计大概只占到10%左右。

　　熊焰告诉我们，目前的碳交易之所以清淡，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没有强制规定减排义务，国内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没有必要购买碳指标。目前国内已经达成的碳交易，买主主要都来自其他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对国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有严格控制，企业和机构对碳排放权都有着很大需求。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9年一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配额市场的二氧化碳交易总量就达到73亿吨，市值达1200多亿美元。

　　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主任曾少军告诉我们，国际碳交易是在京都预定书规定的机制下进行的。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即将在2012年结束，而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又未达成能够延续议定书的国际协议，接下来的碳交易市场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影响了目前的碳交易。

　　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主任  曾少军

　　曾少军：目前整个清洁发展机制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价格跟原来比要低多了，你开发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本身所能够获得清洁发展机制的这种资金，从某种程度上还不能够盖住这个开发清洁发展机制本身的商务费用。

　　去年11月25日温总理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在2005年的水平上，再降低40%到45%。这也成为国内碳减排市场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世界银行碳融资分析师程茁认为，健全国内的碳减排交易市场则是当务之急。

　　世界银行碳融资分析师 程茁

　　程茁：一个完善的市场，看市场体系，应该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就是说技术基础、机构设置和政策指导，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曾少军告诉我们，碳交易市场中金融机构的参与非常重要。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期权期货等形式的碳金融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碳市场还鲜有金融机构的参与。

　　曾少军：有金融机构进来以后，我们形成很大的叫做碳池，我们把一些自愿减排量，我们把它金融机构把它运作起来，把它集中的购买到，然后来跟国外的这些买家进行谈判、驳议、交易，因为你大以后，你这个支付能力就增强了，只有这个大的金融机构参与，才能够把整个市场把它给烘托起来。

　　对于如何完善碳交易市场，刘强认为，目前急需要在政策指导，交易和金融等服务机构设置以及一系列技术基础方面，展开尝试性运营。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刘强

　　刘强：我觉得最终碳交易的市场和发展，可能还真的是通过，必须要通过一些试点，来真正找到碳交易过程中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的地方，碳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国家现在也在做积极的准备。

　　半小时观察

　　尽管清洁发展机制的前途未卜，但它在这几年的实践，至少已经把碳交易概念成功引入到人们的观念之中。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要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发展绿色经济，除了依靠科技进步和行政调控之外，引入市场机制，依靠市场力量，必不可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刚刚下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首次提到，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关部门也表示，未来将选择部门、行业和省份开展碳交易试点。我们期待着能打造出一只只无形的市场之手，把中国经济引上低碳发展之路。 主编：庄严 编导：张硕 摄像：毛云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