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互信为何建立艰难

　　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连续五次的同题舆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都做了仔细的分析和观察。在他看来，同题舆论调查堪称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因为调查中既有固定题目，比如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对方国家是否值得信赖，未来两国关系走势如何看待等，每次也根据当年的中日关系大势增加了新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日本救援队参加汶川地震救援，表现良好，那一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信赖程度一下上升到56%，比2007年高出41个百分点，直观而迅速地反映出两国国民对双方关系的敏感程度。

　　2010年的这张晴雨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逻辑和方向？本刊就2010年中日同题调查的结果，专访了高洪。

　　双方认知度为何下滑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的调查结果，和前几次相比，你是否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

　　高洪：我的感受正如同现在的季节，寒风瑟瑟---双方认知度的下滑可以说相当惊人。比如，2010年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日本方面的调查结果认为“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人加起来达到90%，这比2007年的52%、2008年的57%、2009年的47%一下上升了三四十个百分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看法认为不好的也达到81%，比2008年的29%和2009年的43%都要高很多。这明显体现出两国关系遇冷、特别是国民感情急剧降温的实际状况。

　　从相互信任度上看也是一样。2010年认为对方值得信赖的调查结果在日方是7%，比过去的24%、19%、28%大幅跌落；中方同样如此，从2009年的34%一下滑到如今的15%，减了一半还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意味着今年中日关系遇到了转折点，还是预示中日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高洪：近年来的中日关系，由于其中几个重要因素的变化，使过去旧的平衡被打破，因此难免会在一些敏感点上出问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连续快速发展。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是“大而不强”，日本是“强而不大”，双方有很多利益上的包容性和互补性。但现在，中国今年GDP总量超过日本，给日本国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冲击。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我们保卫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这在日方看来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一些日本人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媒体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造成了某种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治事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在调整中，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多矛盾和摩擦，比如在自民党的小泉执政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所谓“政冷经热”局面。之后两国通过首脑外交，政府间加强政治互信，缔结了第四个政治文件，经过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等几个阶段，建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与此同时，日本政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2009年政党交替，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变为日本执政党，其执政理念、战略抉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民主党政府，从第一届鸠山由纪夫，到背后的小泽一郎联合主导局面，转换到第二届首相菅直人。

　　鸠山政府曾经考虑过要调整大国关系，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建立一种所谓平等对话框架下的日美关系，倾向于重返亚洲，重视对华关系。但这种调整随着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双双去职而结束。菅直人政府调整了对外战略选择，又改回到依傍美国对亚洲开展强势外交的一种状态。

　　第三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因素是美国因素。

　　美国有其自身的远东战略，有对日本的要求，也有和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需要与中国合作的一面。这让美国的东北亚战略表现出多种性质。

　　对美国来说，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问题是要维系美元的国际金融地位。在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以后，如果亚洲，按照民主党第一届政府的做法，出现了中日的快速接近，甚至实现了鸠山由纪夫早些时候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话，早晚可能出现一个类似欧盟或者说有东亚特色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共同货币，这必将给美元造成新的挑战。对美国而言，现在主要支撑美元的恰恰是泛亚太地区，其中最有活力的恰恰又是东北亚所在的经济区域，因而美国需要中日之间有适度的摩擦---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既非战争状态，但也不会太亲密。

　　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旧的平衡被打破，而在新的平衡出现之前，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同意你的说法---中日关系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

　　双方经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瞭望东方周刊》：从经济方面看，今年调查增加了一个新题目，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日本方面反对者达到81%。同样，连续几年的“关于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这一题目，日方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一直认为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这是什么原因？

　　高洪：中日经济关系过去有一个巨大的水平差，但是近年差距在逐步缩小。贸易上也一样，过去是垂直分工，现在逐渐向水平方向变化。GDP，虽然我们人均不高，但经济总量至少在统计意义上讲与日本很接近。

　　本次调查中提到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日本企业，虽然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尤其是跟日本的对华投资、日本的全球经济实力相比，还没到足以让人们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有民族危机感，比较有预警能力，所以一有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事情发生，就引起不小的反响。

　　本次中日共同调查结果反映出，只有9%的日本受访者把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看成好事，而看成坏事的有81%。我觉得里面包含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发展上竞争意识过度，或者再往深处说是冷战思维的遗存仍在作祟。企业间，特别是跨国大企业集团，无论合作还是兼并，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然而涉及中日之间，就难免有一些政治意义上的判断。

　　我个人认为，日本民众也是过于敏感了，因为中日经济关系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同时经济关系恰恰是保证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过去我们常讲用发展经济贸易的渠道和交流合作来夯实政治基础，强化政治互信。这本来是个好事情。

　　就中日贸易而言，变化也很大。我记得1996年中日贸易当时占中国外贸总量的20%左右，占日本外贸总量的10%。而到2009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日贸易总量是2300亿美元，但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对日贸易只占10%左右，而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量中，对华贸易占了20%---两国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正好调换了一个位置。

　　这种情况下，中日经济关系的交流合作对两国都有积极作用，双方经济关系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

　　历史上早就证明了从经济上讲“合则两利”，从政治上讲“斗则两伤”。对中日两国而言，经济关系更是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的部分。

　　“斗而不破”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关系上，日本受访者认为美国比中国重要；而从经济上考虑，又认为中国比美国重要。这又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高洪：今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也是引起我非常大兴趣的数据。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处在一个两种三角关系交错扭曲的状态。

　　在军事、安全，甚至意识形态上，日本更倾向于在美日韩的三角框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利益诉求；但同时日本要发展经济，恢复景气，要使国家经济上更有活力，则又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周边邻国，所以要有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中日韩三角框架。

　　对日本来说，一只脚踩在美日韩框架里，另一只脚踩在中日韩经济框架之中，就免不了造成政策选择上的扭曲。对政治家而言，它是制定政策上的悖论；对国民来说，是一种“拧巴”的感受。

　　调查结果反映，在经济方面，日本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有58%，逼近认为政治上美日关系重要的60%，这反映出日本朝野，包括日本舆论界的倾向，事实上也给当前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规范---一方面在守卫国家利益时双方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寸步不让，但同时，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作为一种佐证，我注意到这次调查中，关于未来中日关系的状态，日本受访者有六成左右认为会维持现状。

　　文化交流共同点多，可包容彼此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也特别设计了有关中日两国彼此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问题。

　　高洪：这几年，日本政府一直努力吸引中国游客，这也是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积聚和人民币慢慢升值，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日本朝野都看好这个市场。日本政府积极地放宽了对中国旅游者签证的条件，促使赴日旅游人数增加。2009年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数量是100多万，除了旅游本身拉动日本经济外，中国游客在日本直接购买商品的数量也很惊人。

　　有统计表明，中国赴日游客人均购物是一万元人民币，2009年100多万游客，2010年已经直逼140万，两国关系状态良好的话，2010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很可能会超过300万。再过几年，达到五六百万的规模可能性很大。这对日本经济是一件好事。

　　但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本次调查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39%的日本国民支持政府放宽赴日旅游的中国人签证条件，反对者有54%。这里面我想有各种原因。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理念上比较保守和传统，对于另一个体制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拥有巨大人口的邻国，假如放宽签证条件，那些保守的人会觉得不适应，甚至有不快之感。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方说生活习惯、文化上的相互冲突等因素也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数据表明，双方对于对方国家感兴趣的内容几乎一致，都对彼此的自然景观、历史和传统艺术感兴趣。

　　高洪：中日两国如果从关系史上讲有两千多年，如果从文化史上讲，时间更久。古代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三场战争，但总的来说两千多年的交流时间里，友好的时间更长，文化交流的历史更长。

　　不光有大陆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和浸润，也有日本文明吸收了大陆文明之后反馈到大陆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历史长河的大尺度上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双方文化交流是比较密切的，其程度超出我们很多双边关系。

　　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中日双方感兴趣的旅游话题趋于一致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中日之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可以包容彼此的积极因素。

　　中日发展目标存在共性

　　《瞭望东方周刊》：中日两国文化上共通包容，经济上相互促进，能否对双方政治关系有所启示？

　　高洪：政治关系是最敏感、最直截了当反映国家关系的。但同时，经济关系进入一种互利、双赢的合作发展状态也是一件好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之间，从硬件到软件，从基础部分到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内在关联机制在里面的。

　　中国和日本毗邻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无论是在区域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联。双方并不一定是一种零和博弈，比如说有没有远期的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有没有发展目标上的共性，我想还是存在的。

　　比如，在2009年，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4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而且按照现在各种国际机构的估算，再过十年就会占到50%，而2009年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已经是全球总量的60%。这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强大竞争力的地区。但在这地区内，东亚各国在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却非常小，不如北美，也不如欧盟。原因有很多，但东北亚主要国家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内耗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中国不应当在与外部尖锐对立的环境下发展，只能在互利双赢的局面中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中日关系上为什么我不断强调要重视大局，要看长远目标，要从两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原因。

　　日本方面，一些有眼光的战略家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比如，鸠山由纪夫在辞职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历史将证明我执行的这个政策和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只是什么，他没有说，但听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总会让一些人敏感，打破既有秩序必然带来冲击。

　　但中国在发展，世界格局在变化，到中国发展得更强更好之时，日本的战略家们一定会重新安排其国家战略。而眼前日本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们，出于个人的战略估算和考量，认为在现实条件下依傍美国、抗衡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是一个最划算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只是着眼现状，并非长远之策。

　　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两国民间互信仍然相当脆弱，如何改善民间互信，你有什么建议吗？

　　高洪：要改善民间互信，我想至少有几点应该考虑。

　　第一，要正视当前面临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势头很强，所谓的干杯外交，但现在很难想象在很短时间内回到那时民间很亲近的状态，近期双方很可能是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的局面。两国第一步要做的是正视这个问题，争取做到和平相处，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这是一个低水平的理想状态。

　　但从另一方面看，前面我讲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大局，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存在共同发展的利益，从长远发展目标看，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中日两个民族从大局从长远来看应该走向真正的和解---不仅是政府层面上的信任与和解，而是国民层面的和解。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两国民众不应该生活在相互对立的认知当中，应该本着公平的精神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二，中日双方民众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尤其是日本老百姓需要对媒体煽动的“中国威胁论”等要有辨别能力，不要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断章取义，或者是误读中国民众的感情。

　　第三，不要以邻为壑，要多进行理性接触。其实中日民间往来、交流，都是相互认识的过程。两国民众还是应当尽量心平气和地对话，言之有理，尊重事实，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赞同，才能收到实效。

　　第四，民众多思考中日关系要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要有大局眼光。

　　中日之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双方有一些利益趋同的地方，从总的方向讲建立伙伴关系仍然是关键所在，促进中日关系的唯一办法恰恰在于向前看，注重大局，才能使我们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空间，才符合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

　　那些与中国合伙人保持了良好关系的日本企业家都告诉我，建立信任不是一两天的事。在中国做生意，他们都学会了仔细观察人，并且不会完全依赖中国合伙人，该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让中国伙伴也觉得这个日本人值得合作

　　文 | 田中奈美(日本)

　　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在过去10年中，常住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2.7倍---1999年是4.3228万人，到2009年已经增加到12.7381万人。

　　随着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增加，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也增加了。我2003年第一次来北京留学的时候，北京只有两家日本人开的美发店，现在已经有至少5家。

　　更重要的变化是，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公司原来的消费对象只是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现在的他们的消费对象则不仅是日本人，还有中国人，有的店70%以上的客户都是中国人。还有一些日本老板告诉我，虽然日本客户人数比较多，但消费额中国人却绝对更高---一般日本客人都是一个人来的，中国人则是喜欢带朋友来。他们共同的感觉是：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

　　在日本经济看不到好转希望的情况下，日本人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很高。日本的经济杂志开始纷纷刊登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日本人故事特辑。他们报道说，由于中国富裕了，有钱的人多了，对日本高质量商品的兴趣更浓了。

　　日本媒体当然也报道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难度，甚至包括有人提出的中国以后可能“崩溃”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心中，对中国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强---隔壁的大国家越来越有钱、有实力，中国有钱人甚至购买了日本的不少土地；也有人说，中国的好日子不会太长。这些都反映了日本人的真实心态。

　　复杂难懂的中国

　　真正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怎么看待中国呢？

　　今年我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在中国挣钱---在大陆挣钱的日本创业家们》，其中采访了在中国创业的约30个日本人，有被日企派来中国工作的，也有靠自己能力创业的。职业上，有开日本美发店、料理店、IT公司、婚礼策划公司的，也有做建筑设计咨询公司的，消费对象都是中国人。

　　他们告诉我，在中国创业一方面机会很多，另一方面日本人来开发中国市场又很不容易，尤其是个体创业者，文化差异、人才、资金，还有“关系”，都是问题。

　　举个例子，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产品在中国一定会受欢迎，但其实并不一定。一位日本发型师告诉我，对同一种发型，中国人的感觉和日本人的感觉可能很不一样。

　　另一方面，日本人觉得好的服务，对中国人来说不一定就是好。一位婚礼咨询公司老板告诉我，他一直追求日本式的完美婚礼，特别要求细节上一丝不苟，比如桌子上的每个摆花都要无可挑剔，红地毯一定要摆得很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对公司里的中国职员要求很严格，但中国职员却感觉日本老板没有人情味。而中国客人更注重婚礼的整体质量，只要他们觉得满意，桌子上的花歪了一点也无所谓。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中国企业类似的困难。

　　比如员工流动性。中国员工很喜欢跳槽，而日本企业的习惯则是长远培养人才，有时会把中国员工派到日本培训，但一些中国职员在从日本培训回来后，很快就跳槽了。

　　而且，在中国比较不容易要回赊账。有一个日本企业主把一种中国没有的日本产品拿到中国来卖，销售店要求先试卖，说如果卖出去了再把钱给他。 但后来，这位日本企业主发现，东西卖出去了，销售商却不愿付钱。

　　他的律师告诉我，后来为了催收赊账打官司，在法庭还没出结果前，中国销售商的老板就失踪了，他们根本没办法。

　　还有假冒商品的问题。一家日本咨询公司接待的一位日本客人，希望把日本一种很流行的健康产品销往中国，因此首先想了解中国的市场情况。咨询公司在调查后发现，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一模一样的产品。再调查后才知道是假冒品。他告诉我，现在在日本流行的东西两三个月后在中国就会有假冒品，有些假冒商甚至已经在中国抢注了商标。

　　另外，日本创业者们都表示，中国的法律制度对他们而言比较复杂。尽管国家的法律是统一的，但每个地方又有各自的规定，很难把握，政府机关的审批手续也复杂。日本的政府机关同样手续繁杂，但规定一般很统一，比如附件可不可以用复印件这样的细节都有清楚说明。

　　有一位日本人为了创业来中国，自己去工商局、卫生局等政府机关办理注册手续。区级部门说要先去市级部门办理，而市级部门则说应该先去区级部门办理。跑来跑去，花了一年的时间也办不成，最后放弃了。

　　此外，规定会突然改变---原来可以的事情，突然之间就不可以或者需要多收钱等等。这些让日本创业者无所适从。

　　建立信任不是一两天的事

　　所以现在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一般都会选择中国合伙人。好的中国合伙人，几乎意味着成功一半。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常常抱怨说，中国的合伙人有时会“骗人”。比如一位日本家具公司老板和他以前的一位中国职员合伙在中国开了家工厂，日本老板投资，产品销往日本和中国市场。但过了不久，日本老板发现，中国合伙人私下开发了自己的销售渠道，自己赚钱。

　　甚至被中国合伙人“霸占”公司的案例也存在。以前，在中国开饮食店必须是内资，因此一位日本企业家就用了中国合伙人的名字注册公司，尽管钱都是这位日本人投资的，后来中国合伙人就利用这一点把日本老板赶走了。

　　当然被骗的日本人也有问题。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律师告诉我，日本人的信用方式是把一切和盘托出，不然很“失礼”。所以很多日本人公司把印章和银行折子都交给中国合伙人，导致最后被骗。

　　也有中国合伙人说，日本人“态度很粗鲁”，看不起中国人。

　　那些与中国合伙人保持了良好关系的日本企业家都告诉我，建立信任不是一两天的事，他们都是花了漫长的时间，才维持了信任。如果被骗，那么只能怪自己没有眼光、还要修炼。在中国做生意，他们都学会了仔细观察人，并且不会完全依赖中国合伙人，该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让中国伙伴也觉得这个日本人值得合作。

　　比建立信任更难的事是，一旦两国关系发生变化，生意也会受到影响。

　　总之，在那些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机会很多、但抓住机会又很不容易的国家。他们都说，在中国创业要学习的事情实在太多，尤其是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能跳脱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非常关键。

　　引用一位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的话---中国不仅是赚钱的地方，更是锻炼自己的地方。■

　　(作者为旅华作家，今年在日本出版《在中国挣钱---在大陆挣钱的日本创业家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