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需向内需 从高碳向低碳 从强国向富民

　　下一个30年，中国走向何方？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作“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进步时代”

　　文｜童大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中外舆论对此十分关注，有评论甚至预估它可能成为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会议，将确立中国发展方式的第三次转型，或者说拉开中国第三个30年改革的大幕。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稳定、官员廉洁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山鹰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说，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人民没有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源头。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减缓社会矛盾，或将成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刘山鹰说：“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的。”“现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刘山鹰警告说，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引发社会动荡。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2：1，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GDP的3%～5%。

　　尽管提法有所不同，但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转变，已经成为朝野共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近日告诉记者，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将写入“十二五”规划。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一度申言，“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有学者评论，“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与此同时，更加注重“人文”、“公平”，配合“十二五”规划的人事调整也提前布局。2009年11月底，河南、福建、辽宁、吉林、内蒙古五省(区)党委书记职务调整，2010年8月至今，贵州、黑龙江、河北、辽宁、甘肃、陕西等省再次更换了省委书记、省长等负责人。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新的人事调整中，“50后”成中坚、“60后”崭露头角，很多人拥有法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专业背景，“表明中国正在由善抓经济的效率优先型官员向‘追求公平正义’文人治国方向转变。”

　　进入10月，随着调研及人事调整的“前声”渐落，中央关于“十二五”的思路开始明晰。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深入推进三大转型进程中，中国的政改深化隐约可见。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怎样切实保障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要做到“国富”到“民富”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成为其中关键点。专家们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是互动的，不触及政治体制问题，改革很难继续推进。在政治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权力分配方式不甚科学，政治体制架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民富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一大问题是须解决既得利益作怪。

　　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里，政府职能经历过两次大转型，前三十年，政府的职能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有研究表明，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时间内，全国总资产成负增长，其负增长金额为2571.4亿元人民币。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引发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要特点是政府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它带来了经济腾飞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但美中不足的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破坏得比较厉害，同时贫富差距悬殊。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进步时代”——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变革，也需要思想观念的自我启蒙。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事实上，我认为尽管我们一直面临着行政垄断、国进民退等一系列艰难的课题，但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没有激发它们，让它们激荡成改革的共振性力量。

　　这方面的改革力量，一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不安与觉醒。10月15日新华网报道了一则新闻《国企中层年薪税后70万 称工资过高心里不踏实》就颇具代表性。报道说，一个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国企中层，税后年薪70万，外加福利补贴：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这位国企中层干部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国企中层“工资高得心里不踏实”，起码隐喻了两点，一是认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担心不能持久；二是与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这位国企中层不可能也未必有权限自动降薪，但心里的不安已经足以说明，如果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们身上将不会遇到多少阻力。这就是改革和社会希望之所在。

　　改革的动力之二，来自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阶层的胆识，来自他们观念的进步与觉醒，来自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深刻体察，来自他们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呼应。比如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接受外媒采访，在谈到政治改革时说：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些凝练、清晰、朴素而又坚定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改革的动力之三，来自“观点的自由市场”，来自观点自由交锋过程中人民的启蒙与自我启蒙。前不久，有官员站出来公开为强制拆迁辩护，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言论的出台，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口诛笔伐。但这也好，如果当事官员愿意说出真实想法，愿意公开辩论，社会也愿意平等地、对包括官员在内的论者不加问罪地公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完整地呈现真相，也更有助于厘清是非，形成社会的基本共识，助推官民的良性互动与共同进步。

　　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我相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会得到确立，比如，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一切发展进步都必须紧紧地依靠人、寸步不离地为了人。财富没有的可以创造、失去的可以再来，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或损伤，就永远地失去或损伤。因此，务必要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活得自由、尊严、安全，而不是相反。

　　同样，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事物的真相也会逐渐呈现。比如，强制拆迁的效率固然很高，但是，其负面的效率同样很高。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城市化，有可能导致城市化大跃进，不仅制造大量的官民冲突与矛盾，还导致大量的“空城”、“鬼城”、“烂尾城”。更多的地方，则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隐忧。10月14日就有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贷款金额约2万亿元。现有地方融资平台“有问题率”高达26%，跟地方政府不顾城市化基本规律，在不可能城市化的地方过度征地等密切相关。

　　关于“强拆”问题的讨论只是一个小小例子。我相信，只要把问题都摆到公开的台面上来，充分保障公民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改革的共识就不会遥远。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人心的、观念的力量。想想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觉醒带来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吧。我相信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观念推动世界，影响未来。为什么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富人则把全部身家贡献出来？都是思想和观念所决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响人的行为。

　　(作者系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