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选民罢免人大代表风波

　　公民如何罢免人大代表，杭州下城区选民的两次联名罢免在验证《选举法》所给予的选民权利，但其背后则显现多重利益纠葛。无论罢免程序启动与否，都将考验人大代表之民间监督的每一进程

　　文｜《小康》记者 刘彦昆 杭州报道

　　漩涡中的赵之毅选择了沉默。自今年8月曝出“杭州市64名选民联名罢免下城区人大代表赵之毅”消息以来，这位杭州市知名丝绸企业喜得宝集团的董事长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8月17日，由杭州市民张建中发起的64人联名罢免申请书被递交与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此64人不是赵之毅所在选区选民”，申请没有被接受。9月16日，张建中再次募集到75人的联名递交下城区人大，“这75人都是喜得宝集团的老职工”，“每个人都留下了身份证号码、按了红手印”，张建中说。

　　事件的发展并未因赵之毅的沉默而止步。

　　悬而未决的房产纠纷

　　发起对赵之毅的罢免缘起“个人恩怨”，张建中本人并不讳言。

　　张建中的养父名叫杨凤镗，今年已是82岁高龄。杨凤镗的父亲杨华曾是民国时期杭州城著名的民族资本家，1956年，杨家名下的杨氏丝织厂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日后的杭州市漂染厂(1993年该厂并入喜得宝集团)。即便如此，仍有0.76亩宅地归属杨家名下。由张建中提供的、出自杭州市房产档案馆的房地产所有权证存根上显示着：这0.76亩宅地坐落于永康巷28号，包括三间平屋和三间披屋，所有权人为杨凤镗的母亲朱素珍，日期是1960年3月。可是1968年，“大少爷”杨凤镗被“造反派”赶出了居所，工人们住进了杨家的祖宅，此后直到2008年房屋拆迁，这里一直是喜得宝集团的职工宿舍。

　　杨凤镗极少提及过去的经历，那是老人的痛处。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杨凤镗才明确地表达出要讨回祖产的想法，并希望养子张建中代他完成这个心愿。张建中在2000年前后开始搜集有关房屋产权的证据并与喜得宝公司交涉，2007年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可是这起房产纠纷案历经两诉三审却没有按照张建中的期望发展。

　　喜得宝公司在法庭上提供了一份重要证据——1983年漂染厂与房管部门签订的征地合同。合同上显示当年永康巷23、28号共有1.66亩宅基地被征用。喜得宝公司向《小康》提供了这份合同的复印件并附带了一张地形图，向记者指出张建中所诉的0.76亩宅地正在规划红线范围内。

　　“喜得宝公司造假”，张建中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他有一份杭州市规划局的信访回复，此回复显示喜得宝公司出示的地形图“至目前查不到相关信息”。

　　法院最终采信了喜得宝公司的说法。2010年4月2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张建中败诉。但是永康巷28号这0.76亩宅地归谁所有，法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判决书称：“尽管现有证据未能表明杭州市下城房管所1983年与杭州漂染厂签订征地拆迁合同同时确定原永康巷28号相关房产属其所有有何依据，但亦无证据表明杭州漂染厂通过与杭州市下城房管所签订征地拆迁合同取得对讼争房产的权利存在非善意、违法或其他瑕疵”，对于这一表述，喜得宝公司和张建中一家人向《小康》提供了截然相反的理解。

　　10年时间最终得到的是一份“糊里糊涂的判决”，说到此，张建中的妻子冯安幸忍不住抽泣起来。尽管官司输了，张建中一家仍要讨个说法。现在，张建中已经拿到杭州市房管局出具的证明，祖产不在1983年的征用范围内，争执不下的房产归属问题似乎又明晰起来。

　　第一次罢免  

　　事情如果按照这样的脉络进展下去，这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案。可是2008年发生的“插曲”却将事件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杨家祖屋连同喜得宝的厂房在2008年以来的城市拆迁改造中消失了。

　　喜得宝地块东至环城东路，南至莫衙营，西至羊千弄，北至环城北路，2009年9月被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所属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随后绿城集团以29.1亿元的总价将其拍得。即使确定了房产的归属，杨凤镗也无法再回到阔别42年的祖屋。不久以后，在这块记录着杨家祖上创业历史的土地上将矗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张建中追讨财产的对象，也由喜得宝公司变成了杭州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

　　“插曲”就发生在拆迁的过程中。

　　2006年喜得宝的工厂搬迁到凌平，2008年住在杨家祖屋的喜得宝职工也陆续搬走，张建中便带着家具家电住了进去。但是这一年7月1日凌晨4点，30多名大汉破门而入，将睡梦中的张建中抬出了屋子，推土机立即推倒房子，张建中的家具家电也被埋进废墟里。附近小区的保安拨通了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并做了笔录。但几天以后，警察却告诉张建中，强拆并损坏个人财物的事警方无法处理，原因是“赵之毅是人大代表”，建议他向下城区人大反映。两年以后，这起强拆事件仍没有说法，张建中的财物也没有得到赔偿。

　　另一次强拆发生在2009年6月。这时张建中诉喜得宝的房产确权案正在一审审理中，因为有了第一次遭强拆的经历，张建中一家警觉起来，他们为仅存的最后一间房屋向法院申请了证据保全。令人意外的是，在张建中与喜得宝公司双方签字认可后，强拆再一次发生了。2009年7月21日下城区人民法院向喜得宝公司下达了处罚判决书，罚款1万元，理由是“在本院作出证据保全的裁定后，仍擅自拆除了产权尚存争议的房屋，妨害了民事诉讼的进行”。

　　两次强拆让张建中一家人彻底愤怒了，之后官司输掉也被归因于“赵之毅向法院打了招呼”。张建中感到“人大代表的身份是赵之毅的保护伞，这样的人品做人大代表我们心里不服”。从此，“罢免人大代表赵之毅”取代了“讨要祖产”成为这个家庭的首要任务。

　　第一次递交的“罢免申请书”中，赵之毅“违法”，“强行拆除法院保全的私房”，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干涉和施压”成为罢免的主要理由。联名的64人多数是张建中一家的亲朋好友，其中不少人并不十分清楚事情的原委。这份申请因签名人“不是赵之毅所在选区选民”被驳回后，张建中一家人曾想要放弃，可是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喜得宝集团的老职工纷纷找上门来要参与罢免，他们正是赵之毅选区的选民。

　　事情又一次起了新的变化。第二次募集签名顺利了许多，工人间相互联络，很快就有75人签了名字。新的申请书上，“申请人张建中”几个字被去掉。

　　国企失意者的“重新算账”

　　西湖西北侧的灵隐寺风景区是一处古朴幽静的胜地，10月10日这一天，喜得宝的30多位老职工相约在此处的一个茶社聚会，这30多人大多在国企改制的进程中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与喜得宝脱离了关系。但“罢免赵之毅”一事依然是工人们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少人也参与了签名。

　　49岁的李青(化名)和丈夫曾经同在杭州丝绸印染厂(喜得宝公司前身)上班。他们一起见证过公司的辉煌年代，“过年发火腿，夏天发啤酒”，李青说，“1992年时不干活也够坐吃3年”。

　　随着老厂在上世纪90代末的衰落，李青一家的经济状况也急转直下，到2007年离厂的时候，家庭每月的总收入不到1500元，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日子十分艰难。李青把境遇的改变归咎于“赵之毅当上厂长”。

　　1993年，杭州漂染厂被杭州丝绸印染厂兼并。2001年，杭州丝绸印染厂改制为喜得宝公司，厂长赵之毅成为改制后企业的董事长，他以出资 395万元成为喜得宝公司的控股股东。籍改制之成功，赵之毅被选为下城区人大代表。

　　让李青想不通的是，“上面一直说亏损，生产线从来没停过，搞不懂上面的人在做什么”。在她的记忆中，赵之毅当上厂长后也来过车间，有的工人向他发牢骚，说挣得太少不够孩子念书用，“赵之毅不理的，起身就走”。更让李青不能接受的是“工人受苦，上面享福”，李青的孩子上大学要靠亲戚接济，赵之毅的孩子却到了美国读书，李青还听说赵之毅曾克扣了工人的防暑降温费，自己却买奥迪A8，有多套住宅等，但这些听说却并无人能拿出实据。

　　薛月芬比李青早一年离开。其时摆在薛月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工厂搬迁到凌平，每天上班12个小时，苦熬两年退休；要么“扣除5年工龄”，拿着2万多元赔偿金自谋出路。她自己算了一笔账，按每月600余元的工资计算，再干两年也拿不到2万元，虽然对“扣除5年工龄”很不满，她还是签字“自愿买断”。薛月芬感到自己就像“长工”一样被剥夺了“铁饭碗”，有同样情绪的工人聚集起来，当年爆发了300多人到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上访的群体性事件，最终工人反映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在薛月芬看来，人大代表就要“代表工人说话，帮工人反映问题”，赵之毅苛刻工人的做法让她很不满。

　　对于工人们指向赵之毅的言论，赵之毅一方有不同的看法。10月11日在喜得宝集团的办公地喜得宝大酒店，记者见到了喜得宝集团的法务部主任、赵之毅的哥哥赵铭。

　　赵铭说：“选民要罢免人大代表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意气用事”，“苛刻工人的情况不存在”。赵铭告诉《小康》，喜得宝集团早在2001年就完成了改制由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而不是工人们理解的2007年，所以不存在“扣掉5年工龄”的事情。给与工人的补偿依据的是杭州市政府1999年的173号令。

　　赵铭把上世纪90年代末工厂效益由好变坏的原因归结于“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当时喜得宝集团响应政府号召兼并了几家亏损的厂子，职工的人数一度膨胀到了5000多人，还要负担起2000多名退休职工的生计，喜得宝公司因此被拖垮了。至于工人间普遍的不满情绪，赵铭认为这是“改革发展的阵痛，是社会问题”，“赵之毅作为企业家不可能大包大揽”。

　　在赵铭看来，工人们参与的第二次罢免事件，仍是“张建中为谋求私利而发起的”，“选民都是张建中叫来的”。他认为，喜得宝与张建中的官司，法院的判决已有定论，对于张建中一家感到愤怒的两次强拆，赵铭给出的解释为：“是拆迁公司所为，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赵铭否认赵之毅有违法行为，对于工人中间流传的赵之毅不顾工人、生活奢侈的传言，赵铭也全部予以否认。

　　在赵铭眼中，弟弟赵之毅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格，勤勤肯肯、默默工作，“一心想要老企业恢复青春”。赵之毅不肯面对记者，源于他“为人低调、沉默寡言”并且相信“谣言会不攻自破”。当《小康》请赵铭对于近来有关赵之毅的新闻报道做评价时，赵铭说：“作为有良知的记者和企业家，最起码要实事求是”，他还说，喜得宝集团将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允许恶意诋毁社会主义企业。”

　　二次罢免僵局依旧

　　随着事件的发展，杭州市下城区人大也选择了回避媒体，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几位负责人都不接受采访。记者联络到下城区人大信访办的费跃良，他曾接待过递交罢免申请的工人。费跃良没有接受采访，但是他明确地说，第二次罢免申请仍没有被接受。

　　陈玉梅是9月16日去下城区人大递交罢免申请的工人代表，她说，区人大要求把每一位签名人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写清楚，以便查实是否自愿；另一个让她感到为难的要求是，对于罢免赵之毅的理由要附上材料和证据。另一位工人代表钱国民告诉《小康》记者，罢免申请递交后，所在选区潮鸣街道的人找过他，要他不要参与罢免的事，在10月20日这一天，下城区人大的费跃良也打来了电话要和他谈谈，钱国民以“不合程序”拒绝了。他说，过去从不知道自己还可以罢免人大代表，现在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坚持下去。

　　本刊多次致电人大代表赵之毅本人希望倾听他的感受，未果。但赵之毅的哥哥赵铭则对《小康》表态，如果罢免程序启动，赵之毅将“尽到人大代表的责任，接受选民监督。”但是罢免程序能否启动那是归下城区人大管辖的事情。

　　启动罢免程序仍在僵持中，争议还在继续。就在本刊采访期间，有知情人士透露：赵之毅有美国绿卡，他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期是2008年5月24日，在今年上半年还曾两次赴美。但赵铭却明确回应：“赵之毅没有绿卡，不是美国公民。”另有知情人士说，10月9日喜得宝公司曾召开中层会议，赵之毅本人在会上表态，说他只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人大代表，另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长期研究中国选举问题的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说，《选举法》是一个程序法，这意味着，只要本选区有50位以上选民表达意愿要罢免人大代表，罢免程序就应该启动。但是现实里，“罢免理由不成立”往往成为人大对选民的惯用回复。

　　2003年，深圳市南山区麻岭社区凯丽花园的33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该选区人大代表陈慧斌。罢免理由是“陈慧斌漠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南山区人大常委会随后表态，选民的罢免理由与人大代表的职责没有关系，陈慧斌是个非常称职的人大代表。同一年，湖南株洲市石峰区的61名选民也要罢免人大代表，最终也没有结果。选民们对于罢免人大代表的尝试，致使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选举法》做出了修订。“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联名”，提高到修订后的50人以上提名，对于罢免的规定也明确下来。

　　就在《选举法》修订后不久，又发生了北京市丰台区望园社区的154名选民提请罢免区人大代表魏景秀的事件，罢免理由是：人大代表不履行其职责，不能代表选民利益。而他们最终得到的回复却是，魏景秀的人品没问题，罢免理由不成立。至今，由选民直接发起的罢免动议仍没有成功案例。长期关注基层民主状况，李凡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些年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进步很快，而制度的建设却落在了后面，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李凡说，杭州市下城区如果能够启动罢免程序，无论罢免成功与否，都将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