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天宏

　　对于黄敏来说，“爷爷”这个名词，曾经只是一个苍白陌生的概念。

　　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黄国栋，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张老人的照片。她只是隐约听父亲黄铁夫说过，早在1950年，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国栋，丢下了妻子和孩子，逃离大陆，前往台湾，从此与家人失散，最终老死异乡，再未回来。

　　这个32岁的湖南女子一度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和爷爷“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几个月前，她却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

　　为了替年迈的父亲完成心愿，黄敏辞去工作，和姐姐一起前往台湾，在一个台湾普通公务员的热情帮助下，在异乡的陌生土地上，找到了爷爷的埋骨之处，并通过寻访，逐渐拼凑出爷爷的大致经历及种种生活细节。

　　“我们这个家族的根在爷爷身上，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如今，谈起原本陌生的爷爷，黄敏有了另一番感慨，“知道了他的故事，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现在想起他，我的心里好熟悉，好亲切，好踏实。”

　　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

　　在女儿们的记忆中，父亲黄铁夫对台湾似乎有种“莫名其妙的情感”。

　　和许多老人不同，黄铁夫最为关注的新闻是两岸关系。一打开电视，他肯定要先留意台湾新闻。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对着台湾的地图，一看就是小半天。

　　年轻的女儿们并不知道，有一个与台湾有关的心愿，在父亲心中已经整整埋藏了50年。

　　1961年，正在北京读大学的黄铁夫突然接到姐姐从湖南株洲老家发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亡速归”。

　　母亲陈玉屏是在等待中离世的。黄铁夫听姐姐说，临死前，老人紧紧抓着女儿的手，留下最后的心愿：“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

　　但子女并不熟悉父亲黄国栋。对于黄铁夫来说，自己的名字，是他记忆中能与父亲联系起来的为数不多的细节之一。

　　1940年2月，他在湖南耒阳县一处客栈里呱呱坠地。此时抗日战事正酣，39岁的黄国栋身为军官带领部队作战，无暇顾及随军的妻儿。小孩出生后，连一盆热水都无法找到，母亲只能用冷水简单地抹洗。为了寄托心愿，黄国栋给儿子起名为“铁夫”。

　　“父亲是希望我的身体能像铁一般结实，在乱世中健康顽强地活下去。”黄铁夫说。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再败退。在与丈夫商议之后，陈玉屏带着个把月大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辗转回到老家株洲一个叫猫塘湾的村子。

　　战乱年代的孤儿寡母，度日艰辛。在黄铁夫的记忆中，那些与母亲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的童年时光，充满着种种酸楚。

　　在乡下熬过7年时间后，1947年，陈玉屏带着两个女儿和7岁的黄铁夫，前往湘西安江投奔丈夫。抗战结束后，黄国栋退伍，并在安江的一个纺织厂觅得一份稽查保安的工作。

　　随后的3年，是这个家庭为数不多的团聚时光。在黄铁夫支离破碎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脾气暴躁、性格有些内向的男人。他至今还记得，父亲用扎扫帚的细竹棍子抽打顶嘴的姐姐，打断了好几根。

　　新政权建立后，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国栋感到恐慌。他匆匆离开大陆，经香港到了台湾，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

　　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湖南老乡辗转传回黄国栋已在台湾去世的消息。他还捎来老人临死前的口信，大意是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家人，连累了妻子和孩子，现在自己也残疾了，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

　　这是在失散了几十年后，黄国栋留给家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讯息。

　　眼看着我也老了，能找到父亲的下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

　　远走的黄国栋不会得知，在他离开大陆后，他留给家人的痛苦还在不断延续。

　　母亲经常教育黄铁夫，不要和外人谈论自己的父亲，要“夹着尾巴做人”。见到聚在一起谈论父亲的朋友们，或是见过那些父子相处其乐融融的场景，黄铁夫总是默默地走开。

　　那是个一纸档案影响一生的年代。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后代，这份档案始终跟随着黄铁夫，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数的困扰。

　　1959年，黄铁夫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学校里，他成绩一直很优秀，平常的表现也很积极，但多次向组织上提出入党申请，都被拒绝。一个相熟的朋友私下里告诉他：“别想了。你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基本都留在了北京，只有黄铁夫和另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被分配到了新疆一个工厂工作。在那里，虽然他的工作表现也很优秀，但始终未获提拔。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66年文革开始，一天早上，农场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批判反革命后代黄铁夫”的大字报。与他相恋数年、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受不了这种压力，和他长谈了一夜，最终分手。

　　此后的数十年里，黄铁夫始终郁郁不得志。他辗转了数个省份，新疆、陕西、河南，换了数份工作。一直到今天，他都没能实现入党的心愿。不过，他的4个女儿一直都很孝顺。2003年，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把他和妻子从郑州接到了北京，买了房子，过上了平静的晚年生活。

　　但老人的内心里，始终埋藏着母亲临死前的那个嘱托。

　　前些年，两岸关系时松时紧，黄铁夫始终不敢向女儿们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一直到了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开启了中国国民党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大陆之行，并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黄铁夫慢慢意识到，现今的两岸关系，“和以前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那个压抑了多年的想法逐渐开始萌动。2008年起，黄铁夫多次和女儿们提到，想去台湾找找她们爷爷的下落。

　　起初，女儿们都不太理解，老是问他：“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想找到爷爷？”

　　“虽然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血浓于水，他终究是我的父亲啊。母亲苦苦地等待他回来，最后也没能等到。眼看着我也老了，能找到父亲的下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黄铁夫眼圈泛红，哽咽着回答。

　　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

　　黄敏一开始也并不明白父亲的内心。她甚至觉得，“爸是不是有点太闲了？”

　　直到今年年初，她从深圳来北京看望父亲，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模样，她才一下子理解了父亲的感受。

　　“他为人子，我为人女，我内心有多牵挂他，他的心里也一样。”黄敏说，“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我要找到爷爷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奶奶身边。”

　　另一番考虑是：姐姐们在北京，在父亲身边伺候着，自己远在深圳工作，帮不了太多。那么去一趟台湾，帮助父亲完成这个心愿，“也算是尽孝的另一种方式”。

　　从5月开始，黄敏辞去了工作，开始四处寻找可能与爷爷有关的线索。

　　在家人的印象中，黄敏是个倔强、执拗、做事极度认真的人。她先后当过新东方学校的英语老师，开过户外用品商店，辞职前在深圳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房产中介。

　　“只要她想好的事情，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三姐黄湘君这么评价妹妹。

　　“靠谱！我就没见过比她做事更靠谱的女人！”二姐黄湘绣赞叹道。

　　黄敏先后给海协会、海基会、台湾红十字会、退辅会、荣民之家、殡葬管理所、台南第一公墓等众多部门，打了将近500个电话。那几个月，家里的电话费高达2000多元。

　　但她没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毕竟，年代太久远了，黄国栋的个人资料又极其匮乏，只知道他是在台南市去世的。

　　“茫茫人海之中，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孤苦老头呢？”在家人眼中，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个湖南女子身上的“犟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订了去台湾的机票，还找了一家相熟的公司，办下了去台湾的30天商务签证。“找不到爷爷，我就不回来了！就算被人当成偷渡的，我也不回来！”她说。

　　三姐黄湘君原本最反对妹妹去台湾。“有这心思，不如对活着的人好了。”她常这么劝妹妹。但看着黄敏主意已定，她又担心妹妹的安全，姐妹商议之下，黄湘君决定陪妹妹去一趟。

　　眼看着去台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依旧没有黄国栋的具体信息。一天早晨醒来，黄敏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联系台南市的户籍机构试试。她查到了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的电话，便拿起了话筒。

　　黄敏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电话的接通，“奇迹”发生了。

　　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

　　如果陈育腾没有接到这个来自深圳的电话，或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

　　现年53岁的陈育腾，是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行政股的股长，这是台湾公务员系统里最为基层的干部，负责的是所里的行政后勤工作。具体的户籍办理事务，本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那天，这个岗位的同事因事休假，他只是暂时代理。

　　在接到黄敏的电话后，他很耐心地听这个“大陆女生”念叨了20多分钟。因为心情急切，黄敏说话的速度很快，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比较复杂，当时，陈育腾并不太明白黄敏的意思。

　　“我还在想，这个女生说话怎么这么着急呢？”事后，他笑着说。

　　不过，他还是请黄敏把相关资料发到自己的邮箱。随后，他将黄国栋的名字输入全台湾联网的户籍资料数据库里进行了搜索。跳出的结果，有100多个同名的“黄国栋”。

　　根据黄敏提供的信息，陈育腾又做了第二次筛选。筛选的结果令他感到惊讶，在台南市东区户政事务所的档案里，竟然发现了黄国栋的死亡登记证明。

　　当陈育腾把这个消息告诉黄敏时，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许久。

　　“天啊！是真的吗？我当时就感觉血往脑袋上涌，涨得都快炸了！”黄敏兴奋地回忆道。

　　在黄敏的想象中，工作做到这儿，陈育腾就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毕竟，档案是在东区户政事务所，不属于南区的管辖范围。但接下来陈育腾的敬业态度，却让她感到吃惊。

　　陈育腾并没有将工作转到东区，而是将这个案子上报相关领导，并将其列为督办案件，这就意味着他要负起“办到底”的责任。他还告诉黄敏，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自己打电话，咨询任何内容。

　　在得知黄敏已经订好机票要来台湾后，陈育腾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详细地告诉她如何抵达南区户政事务所的路线，并告诉这个素昧平生的大陆女生，自己会去车站接她们。

　　2010年7月6日，黄家两姐妹终于登上了前往台湾的班机，开始了她们历时13天的“寻根”之旅。

　　在台南市，陈育腾接到黄家两姐妹之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她们的行李，把她们安排住进了户政系统的劳工之家，并且还前前后后检查了房间的各种设施，生怕有什么问题。

　　寻找黄国栋的案件，原本已被列为“督办”，陈育腾可以占用工作时间外出。但他还是专门请了5天假，跟着黄家姐妹办理相关事宜。这就意味着，他要损失5天的工资。

　　“这是公事，但又不完全属于公事，是我自己揽下来的活儿。不请假呢，好像有点占公家便宜。”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黄家姐妹在台湾的13天里，陈育腾没有让她们坐过一次公交车，也没有让她们打过一次出租车，都是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个个相关部门来回地接送。7月是台湾最为炎热的季节，连汽车坐垫都烫得无法坐下去，车里的空调开到最大，人依旧冒汗。

　　有4天时间，劳工之家的房间已经提前预订出去了。陈育腾和妻子林南慧就把黄家姐妹俩接到家里住，林南慧还亲自下厨做饭，为的是让姐妹俩在异乡能感受“家的温暖”。

　　事后，黄家姐妹才知道，那些天正好赶上陈育腾的岳母住院做手术，但陈育腾为了陪她们，无法去医院看望。这让姐妹俩深感内疚。

　　“这实在不像是接待素未谋面、丝毫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就好像他身上有着代表台湾政府负责与大陆友好往来的使命似的。”黄敏说，“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么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曾有人问陈育腾：“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的工作本就是为民众服务，不分任何等级、阶层、地位、地域，既要讲程序，也要讲情理。”陈育腾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更何况，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有这分孝心，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