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事还是老故事：“中国模式”之辩

　　编者引言：近期有学者发文指出，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德国模式”，或者叫做“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显示出了比“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更强的竞争力，不仅如此，在最大限度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它比中国模式更有生命力，因此它才是新故事，中国模式则是个老故事。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所指的内容，其他国家也有，或者即使现在没有，历史上也曾有过，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模式并非新故事。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不是一个新故事呢？应该从什么样的维度去认识这个问题？这个“新”是一个完成态，还是进行时？

　　郑杭生：“中国模式”是一个新故事

　　当前，“中国模式”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围绕着“中国模式”是什么，能不能提，是不是个新故事，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争鸣，有些意见截然相反。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是独特的，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真实过程的概念。

　　中国模式能不能提

　　要确定一个概念能不能提，需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这个概念反映的客观事物和过程存在不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虚假或虚幻概念，当然根本不能提；第二，从使用这个概念的作用上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果是弊大于利，就要慎用；第三，从概念被接受程度上看，是易被接受还是不易被接受，如果被接受度很低，那也要慎用；第四，从概念使用的比较研究方面看，如果主张别人能用，而我们不能用，那就要用充分的理由来加以说明。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中国模式”，首先是关于规律性和示范性的。简要地说，“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它来源于对中国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对别人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这种模式和经验，区别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又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区别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过程的真实概念。

　　其次，“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具有简明性、鲜明性。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十分简洁，非常鲜明，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必须说是利大于弊的。不仅如此，“模式”这个概念是国内外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大的通用性和普遍的易接受性，有利于促进国际对话。

　　最后，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模式，例如文献资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还有诸如习惯上被称为“自由主义模式”的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被称为“苏东模式”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呢？

　　反对者认为提“中国模式”，就把它固定化了。主观动机固然不错，但是理由是似是而非的。不错，“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为“中国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历过并且正经历着由不甚成熟，到比较成熟，再到更加成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把它看固定了，那是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够辩证。如果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国模式”。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模式的结构和层次

　　“中国模式”并不是空洞的概括，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它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的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模式”，他们正在作出自己的解释。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我们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与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联系，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中国社会学只有直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从中获取灵感、吸取营养，才能获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成果。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各个层面“中国经验”的探究的原因。我们深深觉得，研究“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

　　刘 仰

　　当西方政治只要求“司法独立”的时候，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所要求的是“政权独立”。“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为彻底的独立

　　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

　　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国内外各种观点、认识差异较大。除了从局部观察中国模式的特征外，它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体现于这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还是未来将坚持下去的必然？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在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新故事，还是一个老故事？

　　从局部特征寻找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能对此问题获得根本性的认识。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经济方面的成就，不过是政治形态的结果。由于西方政治形态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从政治形态上探索中国模式的特征，往往因拘泥于西方现有理论而被忽视，或者因不符合西方政治形态而只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选择。国内外不少人都认为，临时性地发挥中国模式的作用后，最后还将走入西方政治形态，以完成中国模式的历史使命。但是我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通往西方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政治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选择。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彻底的独立

　　与西方现代政治做一个简单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两者的不同。西方政治形态是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选、院外游说等方式，构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均衡。这种利益平衡模式容易造成“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中国模式在政治上要求政权是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存在，政权不是由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组成，而是由与利益集团没有关联的独立人士组成。政权不是各个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竞技场，而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协调的指挥部。这一中国模式的源头来自中国的传统，算是一个“老故事”。

　　西方的党派政治、竞选政治由各个利益集团推选自己的代言人进入政权。中国古代政治要求官员通过科举形成，它使得掌握政权的队伍在来源上具有广泛性。这一点似乎与选举政治一样。但是，科举出身的广泛性不带有任何财团和金钱资助的色彩，同时，科举出身的评价标准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道德素质为首要或唯一标准，因而首先从政权的构成上，排除了与利益集团的关联。政府成员构成上的超利益性，使得政权执政的基本主张是“天下为公”，在今天它表现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换句话说，当西方政治只要求“司法独立”的时候，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所要求的是“政权独立”。

　　“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为彻底的独立。它将独立性扩展到立法与行政，从理念、制度、执政者来源和个人道德素质等诸多方面都要求实现“天下为公”。在“天下为公”的理念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使得政府在宏观调控、监管、执法等多方面以整体利益和公平、公正为出发点，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更加高效、公平、公正，避免了利益集团平衡政治的内耗。同时，它不只依据利益集团当前的实力状况，更关注利益集团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避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西方政治对政府权力有着天生的恐惧，它通过利益集团的平衡、制约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它要求“司法独立”，但却容易造成“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的现象，所以相比而言，中国模式的超利益集团政权追求的是“实质民主”，而非选举政治的“程序民主”。

　　中国模式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上的“实质民主”

　　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项政治权利，说到底，民主是一种经济权利。西方政治形态一人一票、平均化、分散化的政治权利，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并不能有效保证弱势集团的经济权利。即便当今西方社会工会之类的组织有点影响，其影响力也非常有限。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则能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在经济上的“实质民主”，而不只以完成政治上的“程序民主”为满足。

　　中国超利益政治模式下的经济，不像西方政治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计划经济。超利益政治在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它有两个特征。对于私有经济，超利益政治要求充分的自由竞争，以避免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垄断为第一要务。因为，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会严重地伤害实质性的经济民主，而这正是当今西方政治形态下的现实。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来说，垄断经济就是割据势力，就是兼并，这是超利益政治竭力要求避免的现象。对于国有经济，超利益政治必须避免自身利益集团化，因此，国有经济的作用一是国家安全和稳定，二是对私人垄断发挥抑制作用。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在经济上，应该属于有限的计划经济与充分的市场经济相结合，根本目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中国超利益集团政治在对外关系上是个“新故事”

　　我们说中国模式的超利益集团政治是一个“老故事”，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它同样是一个“新故事”。它的“新”就在于对外关系。古代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对手，因而，朝贡贸易等方式可以使得超利益集团政权同时延伸到对外关系。然而，今日中国有很多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之外的国家，在西方利益政治的理念下，几乎都是以利益竞争的姿态同中国打交道。因而，中国模式在国内的超利益政治如何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新问题。从长远来说，人们希望国际社会或者未来的世界政府也具有最广泛的公正性，可以看成是把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作为世界政府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

　　当今中国政治受西方政治理念、政治形态的影响，利益集团政治色彩也同样存在。而且，由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也影响到政权对于国内的行为方式，使得政权也显示出自身利益集团化的倾向。这是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更广泛、深入的认同与推进。(作者为文化评论人)

　　资料链接：

　　中国模式具有独特性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各大国中历史最悠久和文明进程从未中断的唯一国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特别艰难曲折。这种独特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属性。这种独特性也限制了对中国模式的复制和传播。不过，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等。——何亮亮，凤凰卫视评论员

　　中国模式绝对不是第一次

　　如果我们把中国模式理解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么要我看，在人类历史上，这绝对不是第一次。中国模式不止是中国才有，其他的国家在19世纪、20世纪，不同的时期，甚至今天，也都做过类似的这种经济发展的举措。——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中国模式优势背后面临五大困境

　　萧功秦

　　中国模式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

　　原标题：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

　　中国模式源于特定的历史路径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更具体地说，首先，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其次，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竞争的自主性。第三，国家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这里指的强弱是指这两者的相对关系而言，并非指国家具有无限的能力。)这种结构在政治社会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试错反弹”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在经济上有突出的效绩？从强国家模式的结构上来考察：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中国模式，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西方各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的条件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如果了解了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例如，继承了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资源遗产，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动员)那么就可以理解，它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这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难以仿效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如法炮制中国模式，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论。

　　有人认为德国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完全可能。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模式也以德国特有的的文化与传统为条件，并由其特殊的历史路径而形成。德国的国力与富裕程度，使国家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多的资源与条件可以运用。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土条件去仿效外国再好的模式，也只能是东施效颦。

　　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管控的“强国家体制”来抑制社会对他们的抗议与反弹，久而久之，腐败治理就发生许多问题。

　　“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与决策)的特点，使社会上对“国进民退”风潮产生忧虑。“国有病”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利用督导性国家的强势资源，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于弱社会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多元整合”机制，来帮助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矛盾可以延迟爆发，但不会消解，只会不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摆平”问题，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与恶性循环。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发展“多元整合”，舍此中国没有其他道路

　　我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那就是我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公民社会形成的文化与人才将有利于社会的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资料链接：

　　“四隐忧”

　　庄俊举认为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隐忧：一是当前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四是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

　　“改革不足”

　　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还是衍生出不少严峻问题，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

　　“多重危机”

　　汪曙光指出，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表现为沉重的人口基数与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传统与现代、经济与道德、公平与效率、贫富分化与对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分裂等现实矛盾与冲突的共时展现，而且这些危机相互关联、影响、叠加。

　　“五大瓶颈”

　　常修泽认为“中国模式”面临以下问题：(1)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2)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3)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4)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5)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资料整理郑云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