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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怒族村知子罗:从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到废城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0日10:58  南方都市报
走读怒族村知子罗:从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到废城
知子罗,悬于怒江上空的废弃县城,面对高黎贡山,在迷雾里若隐若现。东方IC

走读怒族村知子罗:从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到废城
在八角楼前玩耍的孩子们,这栋建筑曾计划建成图书馆。 云信记者 夏德锐 摄

走读怒族村知子罗:从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到废城
破败的医院,标语仍在。云信记者 张海潮 摄

走读怒族村知子罗:从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到废城
曾经的机关大道,只有家禽闲庭信步。 云信记者 张海潮 摄

  迷雾中的知子罗

  怒江上空、碧罗雪山腹地一座废弃县城,时光似乎定格在24年前,知子罗,成为中国都市图变之前的最后模板。但这不是一座废城,习惯了以城市为中心主导的人们,需要拨开迷雾,才能了解里面最生动的故事。     

  知子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9个怒族村之一,坐落在碧罗雪山海拔2023米处的山梁上,比怒江高1000米。

  它历来是怒江通往内地的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新中国成立后,怒江州府和碧江县府都设在这里。随着怒江边公路的开通,知子罗渐失中心地位。1973年,怒江州府下迁到六库镇。1986年,因县城处在巨大滑坡体上,碧江被撤销县制,归并到泸水和福贡两县。县城被拆除一半,成为知子罗村委会,居住着800多名农民和城镇退休人员。

  周日下午4点半,知子罗基督教堂的百余名信徒做完礼拜散去,还有一个戴棒球帽的中年男子在低头弹琴。叮叮咚咚的琴声飘向教堂外的迷雾,迷雾又穿过十字架下的大门和挂着包谷的窗户进了教堂。男子浑然不觉,依然埋头敲打键盘。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呢,是表达对上帝的无上眷恋,还是像这迷雾般缭绕的忧伤?

  一个穿着拖鞋、裤脚沾满泥浆的小男生,背着书包走进来。“上几年级了?”我问。他含羞一笑,兔子般跑了出去。很快他又回来,带着一个衣着干净的更小男生,旁若无人地穿过走廊,绕过讲台,对我同样的问询充耳不闻,呵呵笑着又跑开了。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轻声念着墙上的字句,男子终于抬头,给我一个友好腼腆的微笑。他今年40岁,离了婚,是山上搬到这座废弃县城中的傈僳族中的一个,感恩节就要到来,他正在为各教堂赞美诗歌唱比赛做准备。他拿出一本傈僳文赞美诗集,翻到他弹的那一段,但无法用汉文说出它的意思。

  雨下大了,雾气涌进来,衣着干净的小男生再次现身,后面跟着个更小男孩。两人摸着一排排凳椅,磨磨蹭蹭地凑过来,更小的男孩手里拿着一把草,放嘴里使劲拉扯着,一边挑衅般盯着我。等我想起该怎样与他们搭讪,他们已经带着那个秘密走出教堂,连同外面的老楼、街灯、大树、山峦、人和牛,一齐隐在了茫茫迷雾中。

  消失的碧江县

  拨开云雾,我们看到1000多年前,远古氐羌系统中的一支乌蛮部落后裔,正越过碧罗雪山,从澜沧江两岸来到怒江上空的知子罗繁衍生息,他们自称“怒苏”,是碧江怒族的起源。更早时期,他们的先辈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徙,大约从隋唐开始,再从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丽江地区逐渐西迁到兰坪澜沧江流域。

  知子罗是怒江峡谷早期仅有的几个集市之一。居住在更高处、同为乌蛮部落后裔的傈僳族下来赶集,用傈僳语称赞它“知子罗”,意思是“好地方”。

  作为怒江通往内地的重要驿站,它经历过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多重统治。1912年,云南地方政府派遣怒俅殖边队进驻这里,设知子罗殖边公署,1916年改为知子罗行政委员公署,1932年改设碧江设治局。1949年碧江和平解放,1954年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后改为州),县府、区(州)府都在知子罗。1959年7625部队的团部也设于此。这里,曾一度是怒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随着1962年怒江第一条公路(保山瓦窑-碧江)和1973年碧(碧江)福(福贡)贡(贡山)公路的通车,知子罗显得孤悬于碧罗雪山之上。它的诸多短板,如地域狭窄、交通不便、蔬菜供应困难等逐渐显露,人马驿道仍然是这里通往内地的主干路之一,居民需要的盐巴、布匹、食物很多还靠马帮运输。

  1973年,怒江州府迁驻山下怒江边的泸水县六库镇,知子罗仍为碧江县府驻地。而数年后日渐显露的滑坡危机,最终改变了碧江与知子罗的命运。

  1979年9月20日至10月6日,碧江连续16天大暴雨,造成60年来最大的洪灾,全县死亡23人,重伤16人,县城北部和南部出现多处滑坡和开裂,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12月,省革委会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实地勘察,认为县城不宜再上新建筑。县革委会统计,涉险地带有48栋房屋、672人,于是提出把县城搬到山下的亚谷。当时,各单位已被领到那里划分地盘,但是次年春天,桃花雨不断,泥石流把亚谷河西一带冲得一塌糊涂,州委坚决不同意在这里建县城。

  1980年4月,碧江再提县城迁址,请求搬迁到邻县泸水的双纳王底,获得省长办公会议同意。但不久一阵暴雨后从坡顶冲下一大股泥石流,省委几经研究,决定碧江县城暂不搬迁,要就地治理。于是从1982年至1983年拨款74万元,修造地表排水沟和挡土墙,但这只涉表层而不及本质,岩性破碎及岩质风化难以制止,滑坡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

  及至1985年,在时任省长和志强的过问下,省里再派专家对碧江县城进行全面勘察,发现这里有三组滑坡梯,县城处在风化带、地震带和滑坡带之上,原来修建的挡土墙不能阻滑,反增压力,县城的建筑物更是加重了滑坡的危险。

  同年12月,碧江第三次提出搬迁县城,这一回,州政府点了头,但1986年5月29日,省长办公会议做出的决定是———撤销碧江县制。1个月后,碧江县五套班子领导全部被请到昆明开会,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史富相在回忆录中写道,“碧江撤县的决定我们一时难以接受,大家纷纷发言要求不要撤销而给予准许搬迁,但省政府领导反复对我们说撤县问题已成定局。其原因是说,……自从修了公路,州府搬迁到六库和部队调防离开后,碧江县城变成了死角,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况且,现在滑坡加剧,在县内又无容纳一个县城的理想之地。省委省政府的设想是,县制撤销后要重点加强公路沿线乡镇的经济文化建设,使其尽快地发展和繁荣起来。”

  时任省长和志强告诉大家,“碧江县城我亲眼看到了,是南北滑坡体,迟早会滑,人工难以治理。”

  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发文同意云南省政府关于撤销碧江县建制的批复报告,碧江县所属的5个区,分别划归泸水县和福贡县。

  撤离与涌入

  碧江三度提出县城迁址,最后却出人意料地被撤销县制,前后历时7年。尽管早有专家提出不能再新增建筑,但这7年间,碧江一边要求择址再建,一边又在上马新楼。

  知子罗老村支书李忠雄回忆说,撤县时,特意从大理请工匠打造的县城新景观———八角楼才竣工不久,名为图书馆,却还没来得及放进一本书;县进修学校才搭起2层的支架,门窗还没安上就全拆了;4层的工商银行大楼才启用1年,后来知子罗村公所进驻办公,只占用其中几个房间;可容纳千人的电影院才放了3天电影,就沉寂下来,不久拆了给山下两个乡各建一个中型影院。

  在北川县城和舟曲县城先后遭遇地震“包饺子”和特大泥石流倾覆的悲剧之后,在德钦县城还在为搬迁举棋不定之时,许多人回忆起来,其实碧江县城早有先见之明。

  早在1954年,怒江建州时就想把州府设在福贡,但十四军军长李成芳不同意,原因是当时境外有“蒋残匪”,若路堵了就无法退回来,遂把州府定在知子罗。1956年,碧江县城欲迁到亚谷,但州委不同意,盖好的房子也废了;“文革”前又想搬去匹河,并盖了一幢长房,最后还是落空。

  但是,许多知子罗村民认为,县里没真打算迁址,滑坡也不会真的发生,那只是县里为争取建设改造资金而强调的一个概念,想不到最后弄巧成拙。

  而转眼即是1987年,知子罗的居民开始心情复杂地下撤。

  当时碧江县级机关和中央、省属企事业的干部职工及工人共有1086人,411人去了福贡,466人去了泸水,其余的离退休外,一部分人分到州级机关工作。碧江中学的高中教师全部归拼到福贡第一中学。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全部财产划给古登乡东风医院,后来成了泸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到8月底,撤县搬迁工作全部结束。

  县城开始被知子罗村公所接管,住在县城周边的知子罗村民纷纷涌入。由于处在县城南北滑坡带上的所有房屋全部被清拆,住在上面的170户农民共738人搬到县城中间安全地段,住进县里留下的瓦房、平顶房和楼房,其中包括猎人黄金斗一家。他们曾多次被县城驱逐: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在国民党衙门口,建人民公社时被下令搬到知子罗村大队;县城扩张了,命他两度搬迁,先后盖起商业局和水电局;最后,县城遗弃了,他才重新回到这里。

  在自愿和鼓励政策下,村里有46户246人也随着迁徙大军进入山下的城镇,每户有3000元住房补助金和1000元生产扶持金的奖励。他们大部分是从碧罗雪山东面迁徙而来的白族后裔,对非土著而言,再迁徙一次又何妨?

  省政府下拨了68万元搬迁安置费,为了平衡关系,知子罗村公所还友情赞助了隔壁老姆登村几万元。

  全村13个村民小组,除了知子罗下村两个组处于安全地段,其他11个组(包括在外工作的本籍人员)都获得了分房的福利。这时,地处边疆、经济尚十分不发达的知子罗村跑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瓦房每人1门、楼房2人1门的简单方式,不管这个门头后面是否还有套间。于是,州长办公室燃起了木柴,银行保险库里唱起了歌,新华书店里众人在猜拳喝酒,武装部里一对新人刚入洞房。

  老村支书李忠雄那时在村里当干事,每天忙着分房,县工作组组长照顾他,就把原部队团部副团长住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分给他。褚红色的门,明亮窗玻璃,原色木地板,老李一家子刚住进来时还不太适应。前几年房子漏雨严重,儿子嫌屋瓦朽旧,要用木棉瓦替代,老李坚决不同意,宁愿花8400元去翻新。他觉得还是老的好,就像这屋里的铁杉木板,虽有半个多世纪的年龄,也是新木比不上的结实。

  尘封于1986

  下午5点,知子罗小学放学了,当年部队司令部遗留下来的这幢木楼威严而落寞,实验室的仪器布满了灰尘,挂着团支部木牌的屋子空无一物,走廊尽头的教室被风雨侵入,教师也不见踪影,任凭卧室的门敞开着。四周如此死寂,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荡。

  当我踏上楼梯去往三楼,脚下的木板突然发出沙沙的响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第一反应是楼梯要塌了。这时,一条大黄狗突然从楼梯拐角处跑下来,原来是它制造的动静,当时却把我吓得大叫一声;狗也被吓着了,嗷的一声转身就跑。

  我们都是这个大楼的闯入者,这里自有它的生命,可是死一般的寂静欺骗了我们。英国科学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生命》预测,如果人类突然消失,动物将很快占据城市,像人类当年一样四处走动。现在,这个虚拟画面似乎重现在知子罗。

  雨雾中,这里看不出800多人聚居的生活痕迹,即使天晴,街上也人烟稀少,最热闹的依次是,周日的基督教堂里,周四的街子(赶集)天,以及每天中下午20多个孩子放学回家时。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外出打工、走亲戚、做小生意,还是去了包谷地里,去后山打猎、采药,或者就都在家围着那永不熄灭的火盆?我在知子罗3天到处闲逛,却始终解不开这个谜。相反,狗在街头打闹、交媾、大喇喇睡懒觉,鸡在院子里捉虫、打鸣,猪在栏里哼哼进食,似乎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工人俱乐部的五个水泥大字还在,拼音上的黄色油漆尚未完全剥落,犹听见会议室里工人代表“团结就是力量”的铿锵发言,今日走廊已被砌墙隔开,墙角晒着包谷和红辣椒,唯独不见房主们的身影。

  部队司令部前灯光球场的4杆灯再也没有亮过,旗杆光秃秃的再无红旗招展。“文革”中建起的舞台两侧,闪着光芒的毛主席头像和“忠”字清晰可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和“打倒某某某!”的怒吼相继传来,可是矗立山头向远方挥手的巨大毛主席塑像已在一夜消失。原址建起八角楼,也叫望江亭,昭示面对新时代的胸襟,可如今空空荡荡,空心铁栏杆被村民拆去做猎枪,窗玻璃被淘气的孩子打碎。后来修好了,收门票10元一张。再后来,也没人收了,可径直登顶抒怀。

  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尚在,都是两层高,青砖灰瓦木地板,里面住着傈僳族人,但我只在政府楼找到一个烤火的老人。他戴着绿军帽,穿军裤、解放鞋,是个孤儿,60岁还是单身。他领着我参观,墙面都被烟火熏黑,二楼有个房间的门框被卸下,里面没住人,只有漏雨打湿的地板。这里已看不出是当年的政权所在,倒像是西方电影里的贫民窟,阴森骇人。

  知子罗,怒江流域曾经的中心,它现在只是一个拆去一半的废弃县城,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下面的村委会,一个在地图上不一定标示的小点,悬在怒江上空1000米,对着高黎贡山,在迷雾里若隐若现。撤县24年,这里很少起新房,人口也只增加了一两百人,东往的驿道被野草遮盖,西向怒江的唯一弹石路去年才铺上柏油。

  经历过大拆迁和城市化扩张的都市人,能在这里找到逝去的童(少)年记忆。知子罗,就是中国都市图变之前的最后模板,是比贾樟柯电影更早的小县城情态。正如当地想把它打造成“记忆之城”所期望的那样,外地游客和一些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人,常不辞辛苦前来追思怀旧。

  与知子罗尘封在1986年不同的是,六库已不是1973年州府搬去时的那个农业小镇,而是高楼林立,车流拥堵。李忠雄的表姐去了那里杀猪,表妹做点小生意,生活远比他好,几个儿子都考进了大学,有个还在北京读博士后,据说是研究导弹。福贡县城也跟内地高速扩张的县城一样日新月异,宾馆里从不愁客源。    当年,知子罗村民在得知撤县时,已能预知到这种对比。退休教师李正清说,那时大家觉得不公,让几个老师带着签名信去北京反映群众呼声,但无济于事。搬进县城时,大家都觉得“空虚”,“以前一根柴火、一把白菜都是钱哪,现在卖给谁呢?要赶集必须去匹河乡,还不一定能把车费赚回来。”

  省长当年“迟早会滑”的定论还未变成事实,仅在2005年“3·5”雪灾中村庄南北滑坡体出现地陷。人们没有惊恐,反而在地陷附近建起了教堂,我跑去看,刚参加完礼拜的人们鱼贯而出,带着谦卑而满足的笑意。

  现在的知子罗,没有班车,没有邮局、电信公司、银行,警务室是“做样子”的,回乡定居的退休老人必须去山下的乡信用社,才能领取退休金。拥有百多名学生的小学,现在只有20多人,很快就要撤销了。现任村支书施一米说,这里是一个被忽略的死角,争取通公路去兰坪的报告提了好几次都无下文,上级资金很少下来,反而是他们曾经帮助过的老姆登村,因为是怒族文化村得到扶持,开起了五六家农家乐。

  我记得刚抵知子罗的那个雾天的下午,同事开车把我送到村里唯一一家小旅馆前,然后就急着离开了。旅馆门锁着,老板和老板娘都去了教堂,他们瘫痪在家的母亲隔着窗户,用浑浊的眼神看着我。雾气弥漫开来,街道和房屋影影绰绰,找不到能帮我的人。那时我已初步体会到,被遗弃在冷山上的人们是何种感受。

  “废城”主人

  废城,这是外界对知子罗常用的称呼。

  人们看到一群农民住进了威严的政权大楼,牛和猪在曾经晾晒着雪白床单、盆里养着鲜花的家属楼里栖身,觉得这是一种巨大反差,为知子罗作为一座县城的曾经荣光和现在的沦陷而遗憾。他们懒得去了解和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主人,甚至还不知道这里已是一个村委会建制,还以为农民们趁着撤县的混乱,吹着得意的口哨纷纷抢占大楼。

  对知子罗的新主人来说,他们只是住进了远比木楞房更宽敞、结实的楼房,过的却还是木楞房里的传统生活方式。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喝酒的杯子永远是脏兮兮的,县府院子里被竹篾搭建的火房、菜园、杂物间和泥泞的小路占据,住在武装部的妇女冒雨在屋外的自来水下洗碗。几个男子喝醉了酒,在屋子里伴着卡带的歌曲大吼:“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推门进去,没有灯,他们从火塘边热情迎上来,没聊几句,其中一人伸出手说:“兄弟,给我2块钱买酒喝!”

  村支书施一米说,除了房子稍好些,村民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叫他们不要在楼里养猪养牛,他们也不听”。24年里,因为再没有领工资的清洁工,下水道淤泥日渐累积,最后把涵洞堵塞;街上的垃圾只好由村党支部发动党员,每月打扫两次,堆积在后山,却没有钱运走。直到一个月前,村里从上面申请到一笔茶水费,把垃圾装了满满300多车,全部清理下山。

  一个曾经由国家掌控一切的城市,突然交给一群还在打猎和传统耕种,大集体已经消亡、现代自治意识又未树立的农民,结果就是知子罗的现状。它其实一点都不滑稽,滑稽的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对立:城市远比乡村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如果失去城市荫庇,乡村将陷入困境,失去尊严。

  实际上,知子罗是匹河怒族乡9个怒族村里经济较好的一个,由于曾经依傍县城,这里的村民多会说汉话,思想相对活跃,出外打工的多,是其他交通不便的山村羡慕的对象。废弃的县城建筑,既映衬出人们的失落,也观照出城市文明隐约的影响。

  24年前,政府为了改善高山上民族的生活条件,特意把大岩房、达罗两个自然村的31户傈僳族搬进县城,与170户怒族住在一起。他们历史上同为一个族源,也能互说对方的语言,但傈僳族刚来时,怒族还是有些敌意,认为对方瓜分了自己的田地,一些老人也劝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对方谈恋爱。但年轻人不理会这些,有两家异族通婚了,等于一大片都是亲戚。随着通婚增多,全村人都成了亲戚,再不分你我。怒族人去世,傈僳族会去主动帮忙,用精良的手艺做棺材、盖坟墓,也得到了怒族人的尊敬。

  七八年后,留在达罗观望的最后15户傈僳族也全部下迁。现在,他们的习俗和汉人差不多,以前还会过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阔时节,后来和怒族一样,过汉人的春节了。

  怒族占全村人口的70%,傈僳族是20%,白族和普米族分别是5%,因此在每届村委会班子里,干部多为怒族,这让傈僳族有些不满。另外不满的是,由于他们是外来者,只能在原机关、学校留下的地里种粮食,或者把南北滑坡体上的建筑废墟清理干净,改造成耕地。即使这样,他们每户只有几分耕地,很多人要租种怒族人的土地。

  他们的土地还在原来的村庄,但路途遥远,很多已经荒废,房屋久无人住,多已朽塌,成为真正的“废城”。大岩房,知子罗以东约5公里,连接怒江和澜沧江的其中一条茶马古道,就从这里的岩洞经过,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岩洞里的火与茶马古道的历史一样久,数百年不灭,火塘的灰烬深近2米,路人不需携带火种,把火灰扒开即能引火。现在,村里只生活着几位老人,在此种包谷,放羊,养蜂,冬天才下山与孩子们住在一起。

  达罗村在更远处的山梁上,从知子罗来回要7小时,现仅有一名老人,孤独守着他的核桃树。正如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生命》所断言,“在20年之内,狼和熊将成为地球上最‘适者生存’的种类之一。”达罗也成了狼、熊和猴子的天下,不但粮食无法收成,连山羊和猪都养不成,老人的口粮全靠儿子骑马送上去。森林已经包围和入侵了这座曾经的山村。

  这些故事,是习惯了以城市主导为中心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把知子罗当成废城,而忽视了城里新主人的喜怒哀乐。我在知子罗住的3天,总是云雾缭绕,辨不清它的真面目。从怒江公路上仰视,这里简直是仙境,让人颇生向往,就像在知子罗看着对面高黎贡山上同样被云雾缭绕的村庄一样,惊叹怎么会有这么美丽却难以到达的地方。实际上,到达不是难事,难的是摒弃偏见,走进云雾的最深处。

  南都记者 袁小兵 云信记者 马伟智 发自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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