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车延高回应争议
车延高：“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希望作品写得更好”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创作者，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报，和我的工作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官员身份并不能给写作带来灵感和想象力，职位也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任何人，能否获奖由评委认定。网友认为这次获奖和我的身份有关，可能是社会生活中对某些权力交换现象憎恶的一种反映。
记者/贺莉丹
中国作协公布了新鲜出炉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摘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予车延高的获奖评语如是说。而车延高的诗歌作品《徐帆》、《刘亦菲》，也被公诸网络，其诗文的白话风格，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
随后中国作协指出，被网友指责的“羊羔体”并未入选其获奖诗集《向往温暖》中。但是，争议却远未休止。
这场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车延高，54岁，山东莱阳人，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之前，车延高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他说，他“确实是热爱文学”。车延高多年一个雷打不动的作息是，从清晨5：30坚持写作至7：40，然后坐车到机关食堂吃早餐，紧接着8：30开始上班。他形容他近年在写作上高产的秘诀是，“挤进时间的缝隙里创作”。
“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
《新民周刊》：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以后，你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车延高：我得了这个奖，对我来说，个人感觉是很珍惜的，是对我多年业余创作的肯定。这个奖不光是对我，它也是对公务员队伍当中那些业余爱好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向往文学、支持文学、关心文学的人的一种肯定。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公众近期对于你的关注？
车延高：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其实大家关注的是诗歌，赞扬我的或者批评我的，其实都是为诗歌如何发展而忧思，所以才会畅所欲言。
《新民周刊》：对于优秀的诗歌，你是怎么去定义它的？
车延高：好的诗歌就像一颗有活力的心，它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是积蓄的真情实感由心底流出，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或者带给人们强烈的审美愉悦。
《新民周刊》：那么，你是怎么评价你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向往温暖》的？
车延高：这部诗集是从我已经发表的490多首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共117首，作品应该交由读者去评判，我的义务是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我确实是用心熬血去写的。
《新民周刊》：做一位能在文学史上有所贡献的诗人，你认为最应具备哪些要项？
车延高：李白、杜甫、鲁迅、徐志摩、巴金、艾青、冰心等都是在文学史上有贡献的大师，他们身上具备的带有共性的品格和要项就是标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你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还是有一些距离？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当好学生，向所有优秀作家学习。我的座右铭应该是“学习、创作，再学习、再创作”。
《新民周刊》：你认为，你这次能够荣膺鲁迅文学奖，占最大比重的因素是什么？鲁迅文学奖的一个评选标准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在你看来，你的诗歌，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能够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哪些有价值的借鉴？
车延高：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我适逢了一个好的时代，我们社会处在一个发展期，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二是，中国新诗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早期的闻一多、徐志摩，其后的艾青、田间、郭小川等。“文革”之后，朦胧诗和其他各类诗派的出现，给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批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问世，他们等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后面的创作者搭起了一架又一架的梯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给了我们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地。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走了很多捷径，也借取了他们很多成功的创作手法，丰富了我们的写作，激发和充盈了我们的创作灵感，从这点看，是优秀诗人用肩膀扛着我写作，他们给了我丰富的养分，我确实占了很大便宜。
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
我非常清楚，在诗歌创作上，我还处在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就我的作品而言，我是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让作品和读者产生共鸣。在创作中力求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我是有意识要把《徐帆》写成这样的”
《新民周刊》：对于目前网络热议的“羊羔体”及所谓你的代表作《徐帆》、《刘亦菲》，有人评价，太随意、太口水化了，“像是在写作中不停按下回车键的成品”。你是怎么看的呢？
车延高：这里要说明一下，《徐帆》不是我获奖诗集里的作品，是今年9月我为《大武汉》杂志写的组诗《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中的一首，我一共写了三个武汉籍的演员，还写了《谢芳》、《刘亦菲》。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徐帆》这首诗原本37行，由于微博(http://t.sina.com.cn)字数的限制，网友贴出来后只显示了前8行，大家一看鲁迅文学奖得主就写这样的诗，自然要质疑；另外，我写《徐帆》时笔法稍有一点诙谐幽默，这有些破惯例，再加上我的身份可能使大家有一种习惯认定，好像官员就应该是正襟危坐，可我在写作时恰恰要追求诗歌的纯粹性，力求不端架子，不板面孔。当然这首诗到底好不好，应该由大家去评判。
对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有争议，我认为是大家对诗歌的一种关注，就总体看是件好事，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希望作品写得更好。
《新民周刊》：在《徐帆》这首诗中，你将你的写作方法称之为“零度情感表达”，就是说这么写，是你故意为之的？
车延高：对，我写《徐帆》，很多话都是带着诙谐和幽默的笔调去写的，这种写法我觉得有它的特点，就是力求避免和我的诗歌与一贯的写法重复。我是有意识要把它写成这样的，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一种模式的。我是想很真实地用一个作者的笔调去写东西，我希望我的作品写出来以后能够让别人感觉到不是在重复自己，我希望我的作品写出来以后能让老百姓感觉到我是以一个平常的人、用真实的情怀去写一个作品，而不是端着一个官员的架子去写作。
你看我写《徐帆》的时候，我完全用的是最普通的一些语言，但是我肯定是有技巧的，包括最后结尾的那一句，“我在自己的胳臂上一拧。好疼。这才知道：梦，有时和真的一样”，包括我用的都是很平常的一些话，我有意识地把它写得让老百姓感觉：你的语言敢这么用？！有时候是需要用一种大胆的方式去写诗歌的，我在写这类作品的时候，我就力求我的作品要大胆一些，要写得让老百姓感觉到自己能看懂，感觉明星离自己不远。
我写《谢芳》，写得很正，但如果我把《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组诗中其他两首《徐帆》、《刘亦菲》写得都像《谢芳》这么正，你说大家愿不愿意看呢？有人又会觉得手法重复了，所以我想请大家理解我。我写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诗人，和我的身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要考虑作品写得有一定新意。
《新民周刊》：现在许多网友套用“羊羔体”仿写你的诗歌，你看过吗？你会有不开心吗？
车延高：网友们提出“羊羔体”，没有什么恶意，这么称呼是用了我名字的谐音，大家觉得这样叫，便于记忆我的诗歌，这是挺有趣的事，也契合了网络文化的特征。
《新民周刊》：诗人蒋蓝评价你的诗《徐帆》是“青春期诗情的超期服役”，你自己觉得呢？
车延高：他把准了我的脉，诗人的心不应该老，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是铁树，我还想开花。
“获鲁迅文学奖和我的工作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你的官员身份在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中扮演的角色？你认为，你的这个职位，对于你的这次获奖，有一些帮助吗？对有些网友指责是权名交易等诸如此类的猫腻猜想，你是怎么看的？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创作者，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报，和我的工作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官员身份并不能给写作带来灵感和想象力，职位也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任何人，能否获奖由评委认定。网友认为这次获奖和我的身份有关，可能是社会生活中对某些权力交换现象憎恶的一种反映。
《新民周刊》：但是现在依然有不少人借由你的获奖指责鲁迅文学奖的参评有内幕。你是怎么看的？
车延高：大家可能是看到社会中存在着金钱和权力交易的问题，就怀疑评奖过程也有内幕。但我是按规定程序申报的，然后由评委去认定。
《新民周刊》：这次鲁迅文学评委会给予你的获奖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
车延高：我觉得评委这么说，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让官员有一点诗意情怀不是个坏事，它有利于灵魂的净化，也可以使我们处理问题时，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纪委书记一个个非要板着面孔、整天让老百姓感觉和你没法接近？不是这样的，纪委书记的工作牵涉到对人的处理，尤其要听多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我觉得文学创作需要宽松的环境，创作时我就想放下架子、不讲套话，一改平常的脸面，写点真情实感，按照纯粹的诗歌来约束自己，不让作品中残留一种官气。过去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觉得，“文革”桎梏了我们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不利于人思维放射的一种环境，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以后，我觉得要珍惜，环境宽松了，作家才敢按照真实的想法去写东西啊！
《新民周刊》：在你的诗集《向往温暖》中，你是怎么介绍你自己的？点了你的纪委书记身份吗？
车延高：我历来都是回避我纪委书记的身份的，我在任何作品写作包括对外交往时都是回避我这个身份的，我发表的作品中，只有一本书编辑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身份写上去了，为这个事我还问了那个编辑。其他诗集包括任何诗歌刊物上发我的简介，你们可以查，我只写我是个公务员，没写过我的纪委书记身份。
《向往温暖》中我也没有写自己的身份。
《新民周刊》：所以你其实是有意去回避你的官员身份的？
车延高：在发表作品时我一直是回避我的官员身份的。我不愿意暴露我的身份，因为暴露我的身份后，别人就不愿意看我的作品，觉得我是个官员，写不出东西来，这影响我作品的阅读率，所以我不愿意写我的身份。
“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
《新民周刊》：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过，“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在评论者看来，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这本来就是件很分裂的事。你是怎么看待的？在文学理想与官场逻辑中，你矛盾过吗？
车延高：其实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两者是可以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社会分工决定了每个人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是可以有相同的爱好。古今中外，官员热爱文化、写诗著文非常普遍。中国古典诗歌作者有很多是官员，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近代的毛泽东、陈毅等也是诗人。从国外看，歌德当过魏玛首相，非洲诗人桑戈尔担任过塞内加尔总统，丘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还是英国首相。应该说官员热爱文学，向往文学，投身业余文学创作是好事，它有利于一种可持续学习能力的自觉养成，有利于丰富学养，提高自身的素质。
另外，文学创作应该有更多层面的人介入，才能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更真实的反映生活。我认为有更多的公务人员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这比边缘、冷漠、远离文化要好。
《新民周刊》：工作与写作的矛盾，你自己处理得怎么样？
车延高：我的工作和写作不矛盾，因为我的写作都是用的业余时间。我自己想的是，业余时间也要务正业。我的同事们没有因我写作而对我有任何看法，因为我从来不影响工作。
《新民周刊》：在平时，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让两者保持比较好的平衡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你自己需要克服的障碍吗？
车延高：工作时，我是老老实实做事的公务人员，力求创优争先，把工作干好。创作时，我是背着灵感行走的“独行侠”。力求写出纯粹的文学作品。这里面要把握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让业余创作影响本职工作，所以我的创作时间放在早晨5：30到7：40这个时段，不是因为我勤快，而是我的生物钟不让我睡懒觉，5点钟必醒。
《新民周刊》：目前的这些外界的争议，会给你造成一些困扰吗？
车延高：还好。因为我平常和同事们都相处得很好，再一个，我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因为我的写作受到过任何影响，对我的工作，我的上级部门、下级部门都很比较满意，我所在的纪委也是一个团结坚强有力的班子。
“说自己没有压力肯定是假话”
《新民周刊》：在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后，你的生活有一些改变吗？如果有，这些改变是否在你的预期之内？
车延高：说真话，获奖后出现的情况我没有预料到，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对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验和锻炼，如果说我的思维因此有所触动和启悟，那就是我认识到在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中，要学会多视角地去看待和对待所遇到的问题。
《新民周刊》：我很想知道，在面对现在外界的这些非议时，你的心情与心态是怎样的？这个事情，让你感受到一些压力了吗？如果有，你自己是怎么化解这些压力的？
车延高：说自己没有压力肯定是假话，我是一名公务员，各种质疑和猜测，突然占据了媒体的版面，我又不能逐一去解释。我不去解释，把它承担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但是遇到了就要正视它，自己开导自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杯子放在那里，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杯子不能因此否定各个角度发出的声音。要允许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我应该相信时间的沉淀作用。
《新民周刊》：来自前辈的批评、认可与来自晚辈的批评、认可，你的内心更在乎哪种？
车延高：中国的成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都是讲的连接性，没有前浪也就没有后浪。来自前辈的或是晚辈的批评、认可我都应该正视。
《新民周刊》：你的同事或朋友，对你从事文学创作是怎么评价的？你收到过一些反馈吗？你看重周围人对你的评价吗？
车延高：大家对我的业余写作是支持的，但是诗歌的受众面小，身边的同志一般不太过问。一些对文学比较爱好的同志，会主动找我要诗集，我由此可以感觉到，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
《新民周刊》：你认为你性格中的哪些特质，是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契合的？
车延高：我性格中的特质就是面临新事物总有一种热情，喜欢去探究和思考。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说，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执著，给你一根鸡肋骨，你都嚼得津津有味。我认为这种由热爱而生成的执著，实际上内含着一种情感，它与诗歌的艺术表达是相通的。
“从2005年起，我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
《新民周刊》：是什么机缘让你从1977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我看了你的介绍，那会儿你还在青海的军营里服役。
车延高：我的一个战友写新闻报道，对我进入文学创作是一个启蒙，从1977年到1979年，我写了四十多篇诗歌和散文，投出去后，收到三十多份退稿签，后来才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组短诗，共三首，从此以后，我步入了业余创作。其间写过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和电视专题片，也获过不少奖。从2005年起，我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发表作品470多首。
《新民周刊》：你写诗的灵感一般从何而来？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出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这三本诗集，这么多年来，你进行诗歌创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车延高：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和今天的生活积累给了我双重叠加的素材，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写作经验和我对诗歌的热爱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
《新民周刊》：在诗歌界，你崇拜过哪些人？我看过你的博客，有不少文章是写唐代诗人李白的，你欣赏他的哪些特质？
车延高：李白、杜甫。他们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我喜欢李白的豪迈和狂傲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捶碎黄鹤楼”是一种大义和胸怀；我也喜欢杜甫的执著和腹内行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种气度和学养。
《新民周刊》：进入诗坛以来，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至今印象深刻的困难或问题？
车延高：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大块的创作时间。
《新民周刊》：在文学创作上，你输入的管道是怎样的？
车延高：我向大脑输入知识的管道就是读书，我的阅读量是很大的，像《新华文摘》以及各个时期好的小说我都看。最近刚看完小说《手机》、《蜗居》，我正常时间回家后，一般都从9点多看书看到11点半才睡觉。
《新民周刊》：在文学创作领域，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天赋是什么？
车延高：如果说有天赋，那就是勤奋。
《新民周刊》：在文学创作方面，你在未来有什么计划？
车延高：坚持业余创作，力求把诗歌写得更好，同时尝试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新民周刊》：你在青年时代想成为的人，跟现在有区别吗？
车延高：我年轻时就想当个老师，现在我感觉到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对一个业余创作者来说，生活中各个层面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那里获取创作的素材、灵感和想象力。
《新民周刊》：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车延高：我在生活中应该是一个比较好打交道的人。我是个很认真的人。
我确实是热爱文学。我有时候想想，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去年给《十月》写散文《醉眼看李白》，写了一整年，确实把自己搞得很累，想来想去还是两个字——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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