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版《茶馆》笑中有泪

　　《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口音繁杂，甚至有完全听不懂的，但大家在神侃中、拌嘴中、打闹中、相爱中和睦相处着。

　　记者/王悦阳

　　《宝岛一村》又回来了。这部被称之为台湾版《茶馆》的舞台剧巨作已经在海峡两岸巡演了80多场，讲述国民党百万军队及家属撤退到台湾后，在眷村这一环境里的种种生活状况。作为一幅宏大的历史卷轴，该剧时间跨度近60年，以王伟忠的故事为雏形，讲法却是典型的赖声川式，从三户人家两代人散射出去，卷起时代的风云变幻，为第一代台湾“外省人”立传。

　　“我想帮父辈告诉大家，他们1949年到台湾之后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决不是想象中的很优越，在他们的心里，永远是回不了家的感觉。”作为眷村的第二代及剧中主演，台湾著名演员屈中恒特意赶来为11月17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造势。据介绍，剧中几乎所有饰演“眷村一代”的演员，现实生活中都是“眷村二代”。他们在眷村出生、长大，他们有眷村的背景和真实感受。

　　赖声川与王伟忠筹备《宝岛一村》用了两三年时间，认为最大的难度在于将几百个眷村故事“浓缩”在一个剧目中。剧组第一次连排时，用了四个多小时，最终删减后还是超过三个小时。看过此剧的观众或许会感到不理解，为何《宝岛一村》中“很多都是片段表演”，对此，屈中恒解释：“现在，眷村在我们脑海里，就是片段的。”

　　父辈故事

　　在屈中恒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眷村生活是“蛮开心”的，虽然父亲只是普通士官，却意外分到了三居室，还有前后小院。每个村子都有棵“眷村树”，有个操场用来集会。小孩子们就聚在一起玩闹、淘气。趁着家长睡午觉之际溜出去到广场上打棒球，由于没有裁判，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场打架。在那个时候，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我妈来不及回家做饭也不要紧，我就去隔壁吃。当然，也有坏处，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马上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因为隔音实在太差了。”

　　往昔的岁月总是在失去时才变得美好。岁月荏苒，当屈中恒早年所住的眷村面临拆迁时，一开始大家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就盼着赶快拆，赶快盖新公寓。可是“一旦上了年纪，才会想父母的生活”，他才开始慢慢体会到父辈们心里那种酸涩感和生活中的悲苦，甚至十分懊悔2005年给眷村遗址上新建的新楼盘做广告代言。

　　如今，弥补过错的机会终于来了。屈中恒得以有缘在舞台上演出属于父辈们的故事，而值得庆幸的是，不少父辈们依然健在。台下人看着台上人演绎自己的故事，这种今夕何夕的感觉任谁也会动容。在排练阶段，屈中恒曾提前给父亲描述了剧中的一个片段——“回乡”，当失散多年的儿子回到故乡老母亲的面前，母亲没有任何反应，只问了一句“你买的东西呢？”原来，当年儿子撒谎出去买东西，一下子几十年就再也没回过家……听罢这个故事，屈中恒的父亲顿时老泪纵横了起来。

　　事实上，该剧在台湾演出时，很多观众都是白发苍苍的眷村人，看着三个小时的戏剧演绎着自己曾经最为熟悉的岁月，谢幕时，有的老人艰难地撑着身体站起来拼命鼓掌，有的老人哭得不能自已，连连说着“你们这是在演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即使是丝毫不了解眷村的内地观众，也很是热情，“他们几乎都前倾着身体看每一场戏，那种期待与投入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口音繁杂，甚至有完全听不懂的，但大家在神侃中、拌嘴中、打闹中、相爱中和睦相处着。”据屈中恒介绍，《宝岛一村》中使用了大量方言，有的甚至让人听不出是哪个省的口音。屈中恒认为，这才是眷村最真实的写照。

　　除了历史的沉淀，渗透全剧的关键就是一个“家”字。戏开场不久，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靠一种互助精神维系着长长久久的动人情谊。这群来自大陆的人们，总是觉得随时可以回到老家，结果却老也回不去，当一切希望变成了既定事实，最终只能扎根台湾，看着一代代后人融入这片土地。屈中恒在剧中扮演的老赵，是眷村中的老好人，经常代表“外省人”到村外与台湾本地人沟通。最后，辛苦了一辈子的老赵死在了眷村，虽然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所有眷村的邻居都来给老人鞠躬献花。“每次演这段戏的时候我就在后台看着，看着大家给老赵的相片献花，自己也会被感动起来。然后，带着饱满的情绪，去演出最后一段的独白。”

　　尽管担心年迈的父亲在精神上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可是屈中恒还是自己买票请全家人看了这个戏。最后，他的父亲只是说：“好，好，好。”谈及此，他的眼角有些湿润：“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明白。父亲很高兴我演了他的一生。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人生其实已快走完……而我们，依然是‘新台湾人’。虽然，我祖籍山东，但是面对山东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对我们的口音哈哈大笑……”

　　血脉相连

　　《新民周刊》：您在剧中饰演的老实人“老赵”的原型是谁？?

　　屈中恒：“老赵”的原型最初是伟忠哥的爸爸，毕竟整个《宝岛一村》的雏形就是伟忠哥和赖老师聊出来的。我在演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伟忠哥的爸爸，所以基本上我是照着我父亲的样子去“描摹”。应该说，这一辈的“眷村”父亲身上有许多相似的特质。基本上都是正直忠厚的人，乐于助人，隐忍。我父亲就是“老赵”那样的，“温吞水”的脾气，当然偶尔也会着急发火，尤其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

　　《新民周刊》：《宝岛一村》可以涵盖“眷村文化”的全部么？

　　屈中恒：全部谈不上，但基本都是留下岁月的影子，只是用了很多属于赖声川老师、属于“表演工作坊”的特别的艺术手法。比如“打架”、“偷看洗澡”、“邻里孩子偷着恋爱”的情节，每个眷村都有发生，但在《宝岛一村》的处理上，往往笑声中含着眼泪，夸张里带着真实。

　　《新民周刊》：出演《宝岛一村》对您而言有何意义？

　　屈中恒：它对我的意义是非凡的，不仅仅加强了我的表演功力，更重要的是，能在台上把眷村的故事演出来，充实了我的整个人生，也对父辈们有了一个交代！

　　《新民周刊》：演了将近80场的《宝岛一村》，会不会有疲倦感？如何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上海的观众？

　　屈中恒：当然有，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人感情和体力的演出，每次都要经历跌宕起伏的情感。演到60场的时候，我遭遇过瓶颈。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那几场演出，自己都觉得很干巴巴，没感情。不过很幸运，那时我遇到了前辈金士杰，他是《暗恋桃花源》第一代“江滨柳”，他回答我：“即使你没有状态，也要尽量放感情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在于分寸的把握。舞台表演很讲究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情感，很难触动观众。在状态出不来的时候，怎样表现得尽可能真实，考验的就是演员的功力。

　　《新民周刊》：对于《宝岛一村》在大陆的红火。您有着怎样的感受？

　　屈中恒：我记得很清楚，大陆首站广州演出的时候，我们跟着赖导一起紧张，尤其是开场前赖导不断地在侧台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说得自己脸都歪了，我们都觉得他这是在对自己说的，因为他比我们谁都紧张。开场后，演了十分钟，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应该有的反应，我们也急了，想完了完了，看来失败了。但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分钟，上来一个讲闽南话的演员，讲一大串谁也听不懂的怪话，观众这下子有反应了，之后几乎每次暗场都掌声如雷。这下我们才总算定心。

　　我原本以为对于那批“被遗忘”的眷村人，大陆同胞可能并不一定有兴趣了解他们的“下文”，但在这里巡演时，台下观众那种仰着脸急切渴望了解的姿态，让我明白他们真的是非常想了解这些眷村的故事，这深深震撼了我。那些同喜同悲的动容的表情，让我深切感受到什么叫血脉相连！我想，这就是《宝岛一村》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