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军辉

　　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显示，近80%的商品价格上涨。此外，房租水电等生活成本也在上升。统计局统计的CPI同比增幅(即通货膨胀率，简称通胀率)已连续三个月超过3%的红线。

　　有学者把通胀归罪于农产品遭炒作，这是个很苍白的解释。炒作农产品推动了通胀预期不假，但问题是什么推动了农产品炒作？在金融危机的恐慌下，政府在2009年实施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新增贷款达到可怕的9.6万亿(2009年GDP才34万亿)。天量的流动性，金融危机的恐慌一旦过去，就要寻找回报更高的出路，结果是近乎无限的货币追逐有限的投资品种，各类商品的炒作及其引发的通胀便在所难免。可以说，此次通胀是“4万亿”错乱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所种下的恶果。

　　当然，货币和财政政策本身在制度约束下生成，因此此次通胀并非偶然，它反映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度缺陷。事实上，过去20年里中国通胀率可谓“上蹿下跳”，最高曾达27.7%，最低达-2.2%，其间波动率(volatility)为6.6%。而美国通胀率在同期最高仅为6.3%，最低为-2.1%，波动率只有1.3%。即使只考虑周小川担任央行长以来的7年，中国通胀率的波动也大大超过美国。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虽并非完美，但对“稳定低通胀”(Stable low inflation)这个货币政策的不二目标而言，无疑非常成功。

　　如何能实现“稳定低通胀”？首先，在货币政策上，央行应把维持“稳定低通胀”作为第一目标。只有在该目标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可以“兼顾”其他目标(如就业和GDP)。为避免其他目标的冲突，央行必须得到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另外，央行应加强信息披露，要让市场知道决策者所知道的，理解决策者所理解的。最近央行的加息决定，没有向市场表明持续加息直至实际利率转正的意图，因此无法有效地扭转通胀预期。而且加息“突然”发生在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年内不加息”之后，这意味着央行或无自主权，或无起码的透明度。

　　其次，在财政政策上，宏观调控应减少使用“机动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的频率和力度，更多地依赖“自动财政政策”(Automatic fiscal policy)。“4万亿”的刺激政策属于前者，其缺点广为学界所知。首先，机动财政的时机和时效难以把握，常常等到它发挥作用时，衰退或经济过热已经过去了。其次，机动财政的力度难以把握，为什么是“4万亿”，而不是“2万亿”或“8万亿”，并没有学理或经验基础。虽然机动财政的出发点是让经济平稳运行，衰退时刺激它，过热时冷却它，但效果常常适得其反，造成不必要的通胀或通缩。

　　自动财政政策则没有这样的缺点。自动财政政策大致有两种工具，统称为“自动平稳器”(Automatic stablizer)。第一种是“累进税制”：当经济衰退时，人们收入下降，累进税制会自动让人们少交税，从而缓解收入下降对总需求的冲击。我国虽然名义上实行累进税制，但税率结构的不合理，以及较普遍的“灰色收入”，大大影响其自动平稳作用。第二种是转移支付，比如对失业人口的救济，在经济衰退时会自动增加，过热时自动减少，从而对宏观经济起到平衡作用。

　　最后，政府应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业，以疏导民资流向各类产业，而不是高筑金融行业壁垒，逼得大量流动性资金只有“炒作”一条出路。政府应尽早向民资开放银行业，也应进一步发展企业债市场，以疏导流动性。

　　总之，维持“稳定低通胀”是政府的职责。履行这个职责并不容易，其他政府目标如就业和GDP，很容易在特定经济环境下获得更强大的政治支持，因此央行的独立性必须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让这一职责更不容易的是，政府往往是只“闲不住的手”，控制不住频繁使用机动财政政策的冲动，造成频繁的通胀。因此强化自动财政政策，弱化机动财政政策，从而束缚住政府之手，也是“稳定低通胀”的制度保障。最后，游资不是问题，金融业垄断和管制才是问题。封堵游资炒作，不如进一步开放金融业，引导游资流入产业“正途”。

　　作者为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