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权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秦邦宪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确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我后来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交接完权力之后，那时候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表示能接受——我叔叔的儿子秦福铨当年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他在1950年初曾去上海采访过潘汉年，这些细节都是潘汉年向我的堂哥秦福铨回忆的。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成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军事领导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人对部队大规模迂回不满，认为这样会拖垮部队。林彪为此还给张闻天写信，要求撤下毛泽东，换上彭德怀。当时父亲和周恩来两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给大家做工作，把事情平息下去。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父亲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10月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虽然父亲去世得很早，但有一些叔叔阿姨对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很好。50年代，每逢父亲的忌日，如果母亲出差不在家，朱德就经常把我们几个孩子接到中南海，和我们一起吃饭。有些叔叔阿姨在私下里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去看望受冲击的王胡子(王震)叔叔，陪他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也不敢再追问，我想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

　　成败之间

　　毋庸讳言，父亲曾经一度对遵义会议有不同意见，转不过弯子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路线上如果有问题，那是共产国际来负责的；军事指挥是和周恩来负责的，他最想不通的，是把肃反扩大化的责任全加在他的身上，他觉得非常冤。直到1943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他才真正认识到遵义会议是正确的。

　　妈妈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后来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他勇于承认错误，也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所以他在“七大”的检查做得很深刻，得到了大家的谅解。我妈妈说，你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一度身体不是很好，医生建议他不要过度劳累，可是父亲依然故我。也许他在用这种方式“赎”自己的“罪”。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妈妈和《解放日报》的人只好经常陪着他，给他化解，让他放松。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无产阶级之骨”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父亲内心肯定也有他的委屈。我想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不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所以被撤掉了吗？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让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

　　对父亲的一些历史评价，很多是和李德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到李德时，负面评价居多，甚至将其描述为一无是处的人，也是有失客观的。

　　我小时候在延安时还见过李德抱着他的儿子，他是延安仅有的几张外国面孔之一。李德与父亲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俩可以不需要翻译，直接用俄语交谈。李德与张闻天、王稼祥会面时，也用俄语交谈。他的英语很好，与周恩来交换意见时则直接用英语。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他在1918年应征入伍，当一名普通列兵，第二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被逮捕。1928年，李德从柏林莫阿比监狱越狱，随后秘密潜入苏联，参加苏联红军。因为作战英勇，他被提拔为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成为高材生。1932年，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父亲根据他的俄文名字，给他起了个“李德”的中文名。他当时历经险阻到达中央苏区，满腔热情，想大干一场，李德对欧洲战场比较熟悉，但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更对革命的困难估计不足，他让中国红军与国民党军“堡垒对堡垒”、“突击”硬拼，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现在谈到李德，只提到他遵义会议之前的事情，而再无其他。其实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李德也是反对的。当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要四方面军的干部跟着他们南下，称随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原本与李特私交不错的李德，上前拉住其马头，不让他走。身材高大的李德一把将李特拉下马，两人动起手来。李特当时指责毛泽东等人：“你们从江西一直逃跑，现在还要逃跑，你们犯了大罪。”李德怕李特难以控制情绪，担心他铤而走险，便从身后将他一把抱住。毛泽东说：放开他，让他走。李德此举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了。”

　　1939年8月27日早晨，李德在延安的窑洞还没有起床，张闻天派通讯员叫醒他，递给他一封信：“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李德后来回忆：“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丽莲(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任妻子)告别，向机场飞奔而去。”原来是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要他同去。来机场送行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等许多人，还有邓颖超和他们的养女孙维世。李德说：“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一旁的周恩来答应到莫斯科后帮助李德争取一下，李丽莲最终也没有去成苏联。

　　李德在华7年，曾为我党我军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一点也是不容抹杀的。当年他独自一人来参加中国革命，而且是唯一一位自愿与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并肩作战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李德后来回到民主德国，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对他与中国领导人与中国革命的曲曲折折、恩恩怨怨，也都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