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下的潭门港：在南中国海打鱼

　　潭门是海南岛距离西沙和南沙最近的港口之一，距离偏远的南沙不过500多公里，熟悉海路的船长，驾驶着20多吨的小帆船，只需要两天两夜就能够到达南沙的岛屿和礁石。因为地理优势，潭门渔民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鱼，而是选择了在西沙、南沙为渔场。他们的经历，是南海现实的一种写照。

　　主笔◎王恺   摄影◎张雷

　　接连几天的阴雨，让琼海市的潭门镇沉浸在水气中，港口就像睡起了午觉——75岁的经验丰富的船长苏承芬看看天上的云，告诉我们，至少还得3天才能行船出海。

　　离港口最近的海面，卷起了两三米高的暗绿色海浪，而远处在我们目力之外的西沙和南沙，据老船长说是七八米高的浪头，潭门镇两三百吨的捕鱼船，去那里没有回旋余地。

　　潭门在中国的渔港中显然是特例，他们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鱼，而是选择了下南洋之路。几个世纪前，潭门渔民就靠帆船漂流出海，驾着只有今天渔船1/10大小的小船，闯荡西沙和南沙。因为捕鲜鱼获益不大，索性下南洋，将珍稀海产晒干出售。渔港小铺里，爱喝红茶和咖啡的人们，延续了那个年代的习惯。

　　这种不在近海捕捞的习惯一直到1955年才终止。由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南海捕捞一直在1985年后才开放，不过，此时潭门村的渔民再次前往南海诸岛的时候才发现，不少岛屿都已经有了各国驻军。从此，捕鱼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话，风险除了台风，还多了如何避免各国部队的侵扰。

　　潭门渔民们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坦然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在渔民们看来，打鱼就是一种生计，苦难和风险，不过是这种生计的组成部分而已。

　　寻找“更路簿”

　　发达的渔民后代们搬到镇里，沿海盖起了两层小楼，可是老渔民还不肯放弃不知道修建于何年月的老屋子。90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坐在自家门槛上，脚掌扁平，脚指头张开，简直像蟹足。陪同我去的村里人解释，老渔民驾驶帆船，手脚并用是习惯，多年下来就成这样了。

　　没想到，王诗好写得一手好字，手抄本“更路簿”上面的字迹清晰有劲道，是他82岁时抄写的。在海图传到这里前，潭门的渔民们始终靠代代抄写的“更路簿”航行，所谓“更”，是指角度，360度的方位被划分为24更，而“路”则是里程，从西沙某礁石到南沙某礁石，怎么行走，全靠这文字记载。这还不是“更路簿”的全部，粗粗翻阅，里面记载着某片海域的岛屿和礁石的形状、大小，还有每个月份的水流速度和流向，是此地渔民独具的航海小百科。

　　很难想象潭门的渔民多年以来就靠这个航海，可是确实如此。在镇渔业协会的办公室里，会长麦邦奋告诉我，1940年，潭门有了第一张航海地图，是他父亲在新加坡买的“英国绘制的航海图”。

　　可是，航海图并没有取代“更路簿”，王诗好告诉我们，凭借他家祖传的那本小簿子和罗盘，他当了30多年的水手，其中20多年是船长。“不仅是西沙到南沙，整个海南岛周围的海面我都去过，包括琼州海峡。里面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而且都加在我的簿子里面了。”也就是说，“更路簿”没有定本，每家渔民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再添加到其中，最后形成了潭门渔民的航海经。一直到航海地图传入多年后，许多船长还是靠“更路簿”外加罗盘航海。

　　苏承芬是整个潭门镇公认的好船长。“看‘更路簿’和海图，看罗盘，包括能辨别方向，是当好船长的三个必须条件。”13岁就上船的苏承芬20岁就当上船长，当年之所以能成为潭门人公认的好船长，在1985年派遣他带领4艘渔船去南沙“探途”，就因为海路辨别得清楚，从潭门到西沙群岛，再从西沙到南沙群岛，对暗礁、风向、流速，包括风暴何时来临都有自己的判断。潭门至南沙，最短的航线也要50小时左右，还要看航速。

　　在潭门，包括没怎么上过学的船长，抄起“更路簿”来，人人都认真。苏承芬这本，比起王诗好那本抄于2002年的本子更古老，具体抄写的年份不记得了，不过本子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发黄的纸面，还记载了历次分配收入情况——1980年，一次航海就收入过千。他笑着说：“拿命换回来的。”

　　渔民也没想到“更路簿”还是文物，都是抄完新的，把老的扔了。当琼海市档案部门开始搜集解放前的“更路簿”的时候，都没收藏到。目前只有广东省博物馆有若干本解放前的老“更路簿”，研究者证实，最早的“更路簿”传自明代。

　　即便是今天，潭门的土地贫瘠也是一望而知的，每户人家的土地只有两分，航海成为唯一的选择。苏承芬说自己1948年上船，当时的目的地，就是南洋。“行船海上，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公螺，我们也叫马蹄螺的，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捕鱼是不赚钱的，再好的鱼，也都自己吃了，那是那个年代的经济选择。潭门也有不少人去了南洋定居，麦邦奋的爸爸到了新加坡后，就没有回国。

　　在卫星导航系统、航海地图和天气预报体系已经整体安装上渔船的时候，“更路簿”就只能放置起来。不过潭门人还有一项引以为荣的绝技延续下来：潜水捕捞。麦邦奋有点自豪地提及这一点：“广东沿海也有下南沙捕捞的，不过他们是垂钓；更多的人是网捕，只有我们潭门人，潜水潜了几百年，早年只有两片玻璃做潜水镜，那时候能潜15米，现在有了氧气瓶，可以潜30米。”

　　上了渔民的大船，潭门的大渔船是200吨左右的，因为潜水捕捞的方式，所以大船上至少装载了五六只小艇。到了西沙和南沙，大船放下小艇，小艇再放下潜水的船员。在船上看不到渔网，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捕捞方式。

　　时间流逝，潭门渔民的打鱼方式没有改变，捕捞的海产品倒是有了巨大变化：“过去看见鱼虾是不抓的，因为不值钱，主要是捞海参和贝类。现在不行了，没那么多海参，开始捕捞苏眉和龙虾，包括红头鱼。野生的值钱，两斤上下的苏眉，在三亚能卖到1000多元。”有趣的是，在香港售价很高的石斑鱼反而价钱一般，“因为养殖的越来越多，我们捕捞的卖不出价钱”。

　　在渔船上看见了全套潜水装备，脚蹼、护目镜和长长的气管，一应俱全。不过，潭门渔民和专业潜水队员比起来，还是有缺陷，他们的保护意识差了很多。麦邦奋说：每次出海，总有人为了捞一条鱼，或者一只龙虾，一下子深潜到了40米，超越了潜水极限。压力过大，潜水病就成为这里的常见病。“每年总有四五起渔民死亡事件，或者被外国军队枪杀，或者是因为潜水过深而死亡。”潭门的渔民总数也就4000人左右，因为台风等恶劣天气而死亡的人还不包括在内，渔民的死亡率非常高。

　　我们由浪漫的想象被拉回了现实，在南海打鱼，究竟有哪些风险？

　　中断30年的探途之旅

　　符明喜大概是整个潭门唯一会晕船的渔民了。他说他每次出海都晕船，18岁上船，到了22岁还没有克服，“吐得死去活来”。后来索性上岸，开了家渔民的工具店。而他说，离开海洋的另一个原因，是太不安全，他没有经历过1955年之前在南沙自由自在捕鱼的状态，第一次出海，是1997年，刚到南沙，就遇见了越南守礁盘的部队索取贿赂，“用小镜子反射阳光，一闪一闪，我们明白意思了，靠拢过去送了烟酒，被允许在那礁盘打两天的鱼”。

　　更多的不安全，包括对渔民射击，被抓进监狱、被殴打、被抢劫，在潭门镇的渔民中，这不是新鲜事，甚至是他们必须应对的生存现实。

　　而这些风险，对于参加1985年的“南海探途”的那些老渔民来说，闻所未闻，在他们心目中，南沙就是他们从小闯荡的自由王国。苏承芬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台风，我本来以为，只有台风才会要人的命。”他说他最惨痛的经历，是一次船漏了，在海面上和台风搏斗了三天三夜，用衣服包沙子堵在漏洞里，最终停在西沙的一个小岛上，才保住了自己的命。

　　1955年，国内政治局势紧张使南沙捕捞陡然中断，西沙捕捞还被允许，可是南沙是禁地。苏承芬说，那是不太平的年代，甚至西沙也常有风云变幻。“我们80多人就被抓去3天。”老苏记不清楚具体年份，“我们被抓到蚬港，没受虐待。大家都传说，是毛主席命令越南人，不能让我们受一点委屈，胖一斤瘦一斤都不行。可是回来的路上遇见台风，结果，硬是走了13天才回到家里。”还是瘦了不少。当年的西沙工委也控制渔民随意作业，遇见渔民远航，一定要阻止。

　　相比起西沙，南沙则更是未知之地。“到了1980年，事情有了转机，经济放开了，西沙的鱼我们打捞得差不多了，想找新的渔场，潭门人都想到了南沙。加上去过南沙的老船长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潭门人重新开发南沙渔场，1985年，叫我带队，去南沙探途，目的就是把航线和渔场重新挖掘出来。”

　　苏承芬说得轻巧，可是，南沙的恢复渔船作业真的这么简单？79岁的许书林，是潭门镇的一位老公社干部，也是1984年去北京向农牧渔业部汇报恢复南沙渔场作业的人，老人满口银牙，身体非常好。他向我解释，事情还真简单：“多年不允许我们去南沙渔场作业，1984年，因为西沙资源少了很多，我们开始向上面写信，包括给广东省的农牧渔业局，过了几个月，他们带着我和琼海县的一位干部上北京反映情况。到部里，干部们告诉我，农牧渔业部从来没有禁止过我们去南沙。”

　　“一共下拨了80万元的经费给广东农牧渔业局，结果给我们一半，被广东台山拿去一半。”许书林对于1985年初的航海探途印象清晰，费用主要用于船行所需的柴油，包括对讲机等装备。

　　一直到今天，去南沙捕捞还是奉行严格的登记制度，要先到渔业协会开单，然后去边防检查站记录在案，路过西沙的时候，还需要在西沙工委再盖个章，这是为了安全。

　　而参加1985年探途的苏承芬记得，当年的安全措施更是严格：“每个上船的渔民都要审查出身，每条大船要带着对讲机，每隔一小时，就要汇报一次。”因为当时的西沙工委，包括国家各部委，对南沙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渔民的“探途之旅”名副其实。苏承芬的大船走在最前面，一共4条大船组成船队，因为他航海技术最好。“从西沙的浪花礁出发，走了两天两夜，到了南沙的奈罗谷礁。”100多人的队员中，包括老苏在内，只有4人去过南沙，4人的共同感慨是，今昔两重天。

　　南沙岛屿中，最大的太平岛现在被国民党士兵占领。麦邦奋说，这个潭门人很清楚，1945年，国民党军队上岛时，不少潭门渔民都在场。“当时的军舰叫‘伏波号’。岛上情况很恶劣，我们还种了几棵椰子树。”

　　当年除了太平岛有驻军，其他岛屿都是空白，可是1985年，他们统计下来，越南军队占据了20多个岛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各自占领了几个，而我方尚未占据一个。苏承芬说，南海的探途中，遇见了大量携带着枪支的菲律宾小渔船，也遇到了越南几千吨的军舰载着士兵换防，还碰到了马来西亚的石油探测船。最危险的一次，还有菲律宾渔船对我们开火。苏承芬还记得：“幸亏是晚上，我们赶紧把灯灭掉，摸黑开出礁盘外，那就是靠船长的经验了。”

　　尽管危险重重，可是，那次收获也出乎意料，时隔近30年，苏承芬还记得：“捞起来的全部是海参，一堆堆的，又肥又厚。菲律宾人和越南人都是靠网捕，技术不如我们。这些海参在海底过了30年的安静日子。”边说边露出满口的白牙，也许是因为皮肤黑，牙齿更显得白。

　　伴随着危险的生计

　　因为不能出海，多数潭门船员们都闷坐在镇上的小饭馆里喝酒聊天。坐在边上，听他们谈论柴油涨价，鱼越来越少，还有谁家盖新楼了，一片轻松话题。好奇地追问，谁给越南士兵占领的岛屿上送过礼，俗话叫“拜山”？结果一片笑声，几乎所有船老板都去越南和菲律宾占领的岛屿上“拜过山”。

　　丁之平也是参加过1985年“探途之旅”的船员，他说，25年过去了，他拜过的“山头”不下几百个。“规矩是这样的，到了南沙，往往岛屿或者礁石附近的海面收获更大，肯定要靠，可是一靠近，对方军队就有反应了，远远地，你就得把国旗降下来，挂上白衬衫之类的。船头和船尾各站一个人挥手，岛上的各国军队得明白你没有恶意。”到了岛上，给士兵和军官们一点礼品，他会同意你在附近的海面打捞两三天，没有一定之规。

　　“从前送的只是烟酒，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去的时候还很简单。有的礁盘上甚至没有房子，只搭了个棚子当堡垒，有时还请进去坐坐，算客气。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鱼越来越少，我们越靠越近，他们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了：先是一二百元人民币，后来是金子，一个金戒指，打捞3天。如果能捞到一条苏眉，那也划算，不过这属于偶然性。我们现在都说，苏眉也不值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能保证每天捞到，捞到完全是意外之财，意外之财值钱吗？”

　　丁之平有自己的船，所以，要对船员的安全负责，包括遇见事故时的赔偿。“如果总能顺利拜山就好了，问题是，一拨换防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拨是什么想法。”他说，2002年，他带着船员去南沙火艾礁附近捕捞，不知从哪座礁石上飞来了子弹。“我们那个船老大一下子从船桅上掉下来了，我以为他受伤了，冲过去一看舒了口气，是他自己跳下来的。结果这口气没完，另一个船员被打中了，子弹从肩膀这里进去，从脖子后面出来，当时就躺倒了。”吓坏了的丁之平说他一边开船逃走，一边用卫星电话联系潭门的渔业协会。

　　麦邦奋还记得，那天丁之平的声音在电话里发抖。“其实船长胆子都大，可是碰到这种要命的事情还是害怕的。当时我就问，能不能冲到西沙永兴岛？到了那里，有我们部队医院，治疗了再说。”到了西沙简单治疗后，麦邦奋联系好的南海救助队的直升机已经在那里了，把受伤船员接往陵水机场，直接送往陆地医院抢救。

　　这名船员后来抢救了过来，却落下终生残疾。丁之平赔偿了20多万元，此次航行以亏本告终。这笔费用中还不包括出动直升机、部队医院抢救的费用。麦邦奋说：部队和南海救助队都属于义务帮助，出动直升机，一次费用就需要8万元，不是船主能负担的，所以必须要靠潭门渔业协会的协调。“我们非常慎重，只有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才会请求帮助。”

　　也许是风浪经多了。丁之平说到这些风波，一如既往的满面笑容：“都是生计，没办法，我除了开船也不会别的。”

　　还有一次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船开久了，很能判明各国军队的风格，比如越南人比较贪；菲律宾人比较狠，常常军舰就出来了，我们渔船的速度比不上他们的速度，常有被抓上岸，投进监狱的事情。不过最可恨的是马来西亚军队，我们一靠近，他们就开着军舰围堵过来，抓住我们就打，一群人打一个，说什么我们听不懂。后来有一次，有个说广东白话的翻译在船上，他向我解释，他们是害怕中国人有功夫，会反抗，所以一上来就打。”

　　就是那次，因为被几个马来西亚士兵围着打，丁之平说他从十几米高的船上跳下了海里，没多久又被捞上来了，“他们把我们的船拴在军舰后面，往他们海岸线开，心里真害怕，走了两小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绳子断了，我们赶紧往回开船，他们也没追”。

　　海上的风波险恶，丁之平了解甚深，可是这没能阻止他前往南沙。“南沙的渔场是最好的，我们在那里一次，至少能赚上几万块。西沙相比之下就贫瘠多了。”而船长的天职，在他看来，就是寻找最好的渔场。

　　一个渔民与变幻的国际风云

　　陈则波看上去比丁之平还要轻松，边说边笑，他是饭馆里唯一进过菲律宾监狱的人。“是1995年3月的事情，南沙海面的外国船很多，那天开过两艘菲律宾渔船。我们虽然害怕军队，但说句实在话，各国的渔民之间相处非常好。越南和菲律宾的渔船都比中国船小，他们渔民也明显比我们穷困，我们还经常周济他们，常给他们一些粮食、酒，包括铁锯条什么的，有时候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大海龟、淡水。大海上飘着，大家都是同样的活路，我12岁上船，今年43岁，和外国渔民没有过矛盾。”

　　他说，那天两艘菲律宾船靠近，开始还以为是渔民过来要东西，可是没想到，靠近的船上面挂着国旗，是军警船，旁边的一艘大舰上，更是有机关枪炮，结果中国的几艘渔船被裹挟进了菲律宾的巴拉望岛，随后到了马尼拉港。港口一堆记者，因为对方声称中国渔民越界，所以被抓进菲监狱准备判刑。“我们语言不通，那些记者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什么，拖了若干天后，终于被投进了监狱。”

　　“中国大使馆的人很快来了，帮我们请华侨照顾我们，尤其是饮食，菲律宾监狱里吃饭是一人一盘，没有刀叉和筷子，也让我们用手抓，我们哪里吃得惯？还是华侨好，捐款的、帮忙的都有。关了3个月才被放回来。”中间还经过了开庭审判，想让渔民承认非法入境，可是陈则波说：“我们最基本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南沙打鱼，不存在什么非法入境的问题。”

　　事实上，凡是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南海的潭门渔民就能感受到：军舰多了，风险也增加了不少。

　　麦邦奋说，虽然害怕，但是潭门的渔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接受一种观念，就是渔民去南沙出海捕鱼，是最廉价的、最基本的保护祖国海域的办法。政府也是在90年代开始给予渔民补贴，每艘船按照出海时间和马力大小，补助一定的费用，包括柴油费和出海费，算总账，基本能占到总成本的1/4。

　　这种做法，南海上的各国渔船都在奉行。以越南为最盛，越南渔船出海，全部柴油费用都由国家补贴，渔民的孩子上学看病完全免费，近几年，越南的渔船越来越多。

　　陈则波说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可是普通话比起很多人要好。旁边的丁之平解释：“那是你和我们军队的交道打得多。”

　　陈则波说他会按时上我军驻守南沙的8个小岛。“偶然的机会大家熟悉起来，我上岛礁去讨淡水和药品，送他们鱼感谢，一来二去就熟悉了。结果每次我路过都上去，到过永暑礁，那座礁石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本来不能住人，是我们的军队运上去水泥，硬是造出一个人工岛来，在礁上还吃过蔬菜，是解放军用补给船上运来的土堆了个小菜园，成了人工菜圃。”

　　陈则波最自豪的，是陪着中央民族大学来南沙考古的教授王恒杰，上南沙去过各国占领的许多岛，他还去过曾母暗沙。这是连苏承芬这种老船长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是一片灰绿色的海面，现在靠经纬度很清晰就能分辨，沙在水面下。有时候去那里，我们会拿出酒来祭天，也祭那里的曾母娘娘，她是南海的守护神”。

　　麦邦奋告诉我，去过曾母暗沙的渔民不多，因为遥远，而且礁石多，比较危险。“老祖宗把疆界定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我们也不明白，但就是那里了。”对于祖国的疆界，一般渔民有着天然开朗的心态。

　　在渔业协会看到的地图上显示，目前南沙的岛屿和礁石中，越南占据22个，菲律宾占据9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中国驻扎的有8个。

　　潭门镇的分配结构

　　渔民一般的生活，绝对不像想象中浪漫。陈则波有两艘船，一艘有300吨，算是大船了，可是船舱要分配出淡水舱和鱼舱的空间，上去看，发现船员们的船舱小得可怜。“在船上谁都不管谁，横七竖八睡下来了。到了船上，男人不穿衣服，随便得很。”因为苦，也因为船上都是男人不太方便，所以潭门的女人至今不上船，她们在岸上等着自己的家人回来，恍如几百年前的场景。

　　出海周期一般是一个月。“现在鱼越来越少，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挣回成本。国家补贴不多，不过要是不算补贴，往往柴油费就抵消了出海的收入。”陈则波和麦邦奋详细地给我算账，一艘渔船出海一次的航海收入大约有10万元左右，船员分六成，船主拿四成，这样一来，船主的收入刨去成本还真不算高。陈则波说他也觉得没意思，可是潭门人除了捕鱼，还真没有其他一技之长。他说：“我们就像农民，除了种地不会干别的，海就是我们的土地。”

　　甚至连卖鱼的活，都被一些外来船主垄断，“他们不会潜水，只管跟着我们出海，我们捕到了鱼他们立刻收购，然后去卖。80年代是卖到香港，那时候石斑、苏眉都值钱，现在是卖到三亚。”三亚富裕了，多贵重的鱼都卖得出手。

　　所以船主最期待的，是国家补贴增加，“那样才有钱赚”。

　　船主和船员的关系并不固定。麦邦奋解释：“他们像是合作关系，所以最后的收获也分成。”船主要想收获多，一定要找到好船员，可是好的船员除了分红，还需要一定的定金，有时候还需要船主额外负担一些费用。现在船员中有很多外地人，风险也大了些，麦邦奋说：“我们协会这两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法律问题，船员出了事，怎么赔偿？双方没有合同，最后基本上都是靠我们一一说服的。”

　　赔偿非常低，一个船员因为台风死亡，可能船主只赔偿几十万元，麦邦奋经常被别人骂，说他只保护船主。“其实我不是在保护船主，而是保护渔业。你想想，台风死亡事件里面，往往船主的船也没救了，船主赔偿完常常倾家荡产。”潭门有不少船主后来放弃了船，开始给别人打工，因为那倒旱涝保收。

　　正说着，船上有卫星电话打到了渔民协会，麦邦奋接到两个不好的消息。一是一艘船因为台风无法回来，只能停靠西沙，结果船上的几十吨红头鱼，这种在海南本地能卖到60元一斤的鲜鱼全部死亡，亏损几万元。另一个是，某船员下潜过深，得了潜水病，血管被堵塞，需要麦邦奋联系西沙的医院抢救，包括到琼海上岸后的抢救工作。“我68岁了，一身病，还在干这个活，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所以我常说，乜官都有人抢，就是这个会长的位置没有人要。”麦邦奋感叹说。

　　68岁的麦邦奋确实是个人才，1.80米的身高，站起来像个黑塔，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他的另一项日常工作是维护和军队、南海救助队以及海南各大医院的关系。“为什么要一次次帮助我们？不嫌渔民麻烦？不靠利益关系，有时候真得只能靠沟通。”船主、政府、船员各方利益，需要靠协会来平衡，不能偏废一方。他说：“协会的存在就是靠他们，每条船每年要出1000元，协会的费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得让他们看见我们存在的价值。”

　　潭门本没有渔业协会，90年代不断发生的各国抓捕中国渔民事件催生了此协会。作为首任会长，要对付的是各种谈判。“渔业补贴就是我争取来的，每次中央或者省委有领导下来，我就争着去发言，主题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渔业是保护祖国海域的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渔业还不能过于兴旺，“潭门现在有4000个渔民，可是就这点渔业已经让南沙快被捕捞干净了，现在的渔船，出海回来收入越来越低”。

　　在潭门镇的商店闲逛，经常看见柜台里有明清的瓷器出售，这是明的；暗的则是国家禁止捕捞的海龟等保护动物也在贩卖。麦邦奋说：“海龟越来越热门，很多有钱人买了挂在家里，说是可以镇邪消灾，亏本的船总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苏承芬说：“最高兴的，是自己一辈子平平淡淡活过来了，自古行船半条命。活着就很了不起了。”他这辈子，在普通人眼中还真是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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