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

　　中央严查12起买官卖官大案

　　专家认为，一场从源头上整治腐败的战役已经打响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廖楠

　　2010年10月，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坚决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关于12起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例的通报》，要求坚决抵制包括买官卖官在内的选人用人腐败现象，其用辞之严厉实属罕见。而不久前，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中央短时间内频出重拳引来不少惊叹，有分析认为，一场从源头上整治腐败的战役已经打响。

　　严辞通报，前所未有

　　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近年来中央打击选人用人腐败的一贯态度。从2008年至今，全国共查处违规违纪选人用人案件1.07多万起，对166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中纪委、中组部今年10月的通报并不是第一次。2006年1月23日，两部委就曾联合通报了黑龙江、山西、云南、河北等省发生的6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案件。之后几年中，两部委更是不断出台有关文件和规章制度。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通报案件涉案人数更多、公布范围更广。通报中，使用了“影响十分恶劣”、“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那些想搞不正之风的人心生畏惧、自我收敛”等语句。

　　被通报的12起案件，主要包括买官卖官、突击调整干部、“带病提拔”、造假骗官等4种类型。其中，湖南省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龙国华突击调整干部和受贿卖官案因涉案人数多、金额大，最引人关注；而河北省石家庄市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造假骗官案、江苏省赣榆县孙承敏等6名干部买官案、陕西省西乡县粮食局原局长王安武“带病提拔”案，则因“特点鲜明”被冠以用人腐败三宗“最”。

　　“卖官书记”一次提拔118人

　　2010年4月1日，湖南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宣读了对龙国华的判决，这位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后果惨痛，影响很大。”这是龙国华在庭审时为自己总结的一句话。

　　现年53岁的龙国华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他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当过12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先后担任攸县县长、株洲县县委书记，之后又被补选为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龙国华买官卖官从任株洲县县委书记期间就开始了，“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一度成了当地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当时，县乡财政困难，一些老板却非常有钱，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开展公益事业，龙国华经常得向老板们赔笑脸。看着他们开着奥迪车，一个个颐指气使，龙国华越来越不服气，并逐渐想“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弄点钱，让自己后半生过得丰富多彩”。

　　2001年3月，株洲县某建筑公司负责人仇某为了承接县城改造工程，送给龙国华20万元。当时，龙国华几个晚上没睡好觉，觉得这钱不能收，但他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从此，龙国华一发不可收拾，对送钱人来者不拒。与此同时，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这些人大开方便之门。

　　龙国华的落马，与他调离县委书记岗位前突击提拔调整大批干部有关。2007年2月，龙国华即将赴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履新。可他手上还有一批收了钱没兑现的“欠账”。于是，他想利用最后的权力做个“人情”，也为以后行事方便。当年1月8日、17日，龙国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分两批突击提拔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下属和“知己”118人，其中，39人涉嫌突击违规提拔。此举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龙国华最终被举报到了中纪委。

　　后经查，龙国华在任期间，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11.646万元、美元1.54万元。而在行贿名单上，株洲县“有头有脸” 的人物比比皆是，行贿数目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行贿人员遍布部委办局以及开发区、学校等各个机构。

　　三起“最有特色”的案件

　　除龙国华案外，其他被通报的案件也各有特点。其中，唯一的女性官员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她“一身是假”，被称为“造假最多”的用人腐败案。

　　王亚丽本名丁增欣，1969年9月出生，石家庄市无极县张段固镇西验村人。1989年初中退学后，她认后来成为石家庄金华停车服务中心法人代表兼董事长的王破盘作干爹，并改名为“王亚丽”入了城镇户口。1996年1月，王亚丽在王破盘和时任石家庄市交通局局长王志峰的帮助下，调入交通局。

　　与此同时，王亚丽开始不断伪造履历，为日后的仕途做铺垫。她称自己12岁就进了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后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做药剂师，还是正定县武装部干部。这份漏洞百出的简历，竟然在审核中无人发现。

　　1997年底，王亚丽与王破盘关系破裂。之后，王志峰也因涉嫌贪污罪被“双开”。但王亚丽又找到了新的“贵人”——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张振江，两人很快上了同一条船。2001年8月至2007年，张振江的每一次升迁，总连带着王亚丽的调动。在其“力荐”下，王亚丽当上了石家庄市团市委副书记。

　　2008年8月8日，王破盘去世，留下了一座价值4.5亿的在建大厦。贪心的王亚丽自称是王破盘唯一的亲生女儿，要求继承遗产。王破盘的女儿王翠棉不甘示弱，请律师展开调查，掌握了王亚丽伪造档案、履历及非法侵吞王破盘公司的证据，并实名向石家庄市、河北省及中央各级纪检和组织部门举报。最终，王亚丽被免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与“造假最多案”并驾齐驱的，是有“最集体案”之称的江苏赣榆孙承敏等6名干部行贿买官案。2008年2月24日，赣榆县的许多百姓正放着鞭炮过年，他们的县委书记孙荣章却被省纪委专案组“带走”了。他一垮，“拔萝卜带泥”式地把孙承敏等6名干部买官的行为扯了出来。经查，2004年至2005年，时任县盐务局局长的孙承敏和计生委原主任倪佃杰、教育局原局长金立谱、政法委原副书记谢士荣、人事局原局长鲁守洛、民政局原党组书记郑彩梅等6人，先后向孙荣章行贿，以达到调整岗位的目的。

　　小小一个县城便有这么多人集体行贿，令人瞠目。2009年4月，孙荣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庭上，孙荣章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我在运作权力，盘算着哪一天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回报我的。说的直接一点，就像一头猪，我把它养肥了，需要的时候，我再去宰它。”他的这套“养猪论”暴露了许多买官卖官者的卑劣心态。

　　此外，陕西省西乡县粮食局原局长王安武刑满获释后“带病提拔”，成为“最具讽刺”的用人腐败案。1984年，23岁的王安武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样一个人，摇身一变被聘为西乡县五金交电公司经理，后更任命为西乡县粮食局局长。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2008年夏，王安武又因勾结粮贩子，私自动用赈灾粮，被立案调查(详见本刊今年第26期《敢“偷”储备粮的贪官们》一文)。

　　如何让用人提拔公开透明

　　近年来，中央不断出台有关文件和规章制度，严打用人腐败，但依旧屡禁不绝。对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近来对选人用人腐败连出重拳，其背景是什么？

　　林喆：中央如此大力度，是认识到了当前用人腐败问题的严峻。以买官卖官为例，它是严重的行贿受贿犯罪行为，与提拔亲信、送礼走关系等其他不正之风不同，它是源头上的腐败，性质更恶劣。

　　此次中央通报此类案件时，将犯案官员与相关责任人一并坚决曝光，有很强的震慑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压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也表明政府与用人腐败坚决斗争的决心和信念。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我国用人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如此猖獗？

　　林喆：此次通报的案件，有的多达几十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集体性腐败，说明我们的机构组织内部仍存在很多问题。

　　买官卖官者之所以猖獗，是因为他们许多人抱着“私下交易不会出事”、“他被抓后也不会供出我”的侥幸心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买官卖官的人越多，东窗事发的可能性越大。“贪官无道”，他为了减轻罪行，必然供认不讳。

　　环球人物杂志：这两年，用人腐败出现了哪些新动向？

　　林喆：一方面，用人腐败出现“落势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的干部下落。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容易导致基层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

　　另一方面，“向下跑官”、“越级要官”、“交易期权化”等买官卖官手段，也成为用人腐败的新动向。“向下跑官”是指个别人在换届选举和选拔任用中，不择手段拉选票、拉推荐票，甚至出钱贿选；“越级要官”是指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主管领导行贿，而是向上一级领导行贿，再由这些领导出面向其主管领导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交易期权化”则是指有的买官者在“买卖交易”时暂不“付账”，等时过境迁，大家不再注意时，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卖官者奉送钱物。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用人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其危害性具体体现在哪里？

　　林喆：它最大的危害就是腐蚀官场。其一，愿意买官的人，趋利性必是其内在动力，即他们认为当官是“生财之道”，日后会带来更高的利益回报。这些人一旦买官得手，必然会变本加厉，“以贪养官”。他们会成为下一个卖官者，就像当年卖官给他的人一样。

　　其二，所有买官者与卖官者的利益都是相关的，他们是“一条麻绳上的蚂蚱”，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们很容易拉帮结派，形成派性裙带关系或官官相护的圈子。这也是近年来许多“群蛀”性案件出现的原因之一。一环扣一环，最终必然对整个官员体系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究竟该如何扼制用人腐败？

　　林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尤其是真正实现在用人提拔过程中的公开透明，是治理买官卖官最有效的途径。今年以来，中央针对干部选拔任用相关事宜已先后出台了多项措施，它们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了“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

　　此外，在我看来，对于买官卖官者，不论政绩如何，一定要用重典，坚决“双开”，严厉惩戒。政府机构也要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避免出现“一把手说了算”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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