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4 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路，更加重视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起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近日，以清华社会学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经过了30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

　　本刊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61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授。

　　直面矛盾，加强社会建设

　　——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文_特约记者 卢思骋 发自北京

　　权力与资本的叠加

　　《南风窗》：当前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执政党近年做出许多努力，致力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们观察到，个别一些地方本末倒置，“维稳”反客为主，变成目的，“和谐”成为动词，化作手段。课题组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郭于华：课题组的第一份报告，主要讨论这种传统维稳思路，即把社会稳定和民众的正当诉求和利益表达对立起来。因此，我们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把维护社会稳定和使人民有正当的利益表达两者一致起来，这里面要维的权，当然指的是合法的权益。

　　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式，让社会有一个正当的机制，容许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现时的问题在于强者太强，弱者太弱，没法博弈。其实中国人是特别讲道理的老百姓，没有人愿意用血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

　　《南风窗》：课题组提出社会构建的新思路，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现在需要加强社会建设？

　　郭于华：首先，社会越来越不均衡：一是权力膨胀，二是资本膨胀，再而是两者的叠加。权力失控，就是上面没有制约，下面没有监督，左右没有制衡，这使得腐败难以避免。

　　权力的任性妄为，并不罕见。比如最近的一个拆迁，官员大手一挥，随意就把老百姓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拆掉，没有合理的协商机制，给补多少就是多少，老百姓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提出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是资本之恶。最近的一些事件发生，劳资失衡也是明显的。在工厂里边，机械的、没有任何新鲜感、没有快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重复劳动，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要加班，然后回到冷冰冰的宿舍，同住的人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互不关心。人是社会性的人啊，你让他失去社会生活、失去社会性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可能出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这个维度不可或缺：既是制约权力，又要控制资本。这三者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均衡，能够彼此制衡，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南风窗》：几年前，清华大学学者秦晖曾经提出“第四部门”的概念。他用了两个轴，划分了四个部门，横轴是强制和自愿，直轴是公共和私人利益。第一部门(政府)就是用强制性的手段达成公共利益，第二部门(市场)就是用自愿的手段去实现私人利益，当这两个部门双重失灵时，第三部门就用自愿的手段去实现共同利益。秦晖进而提出第四部门的存在，就是用公权力去达成私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或吴敬琏早年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执政党提出政府要有所提防的特殊利益部门。应如何面对秦晖所说的第四部门？

　　郭于华：其实我们的报告正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才能形成比较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正常的、较均衡的、比较有效的治理结构，既不是由权力来包揽一切，也不是仅仅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把这一切都配置好。必须是权力归权力，市场归市场，社会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互补互助，相互制衡。

　　当然，其前提是让社会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空间。应该让社会逐渐地成长起来。

　　权力、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

　　《南风窗》：共和国今天进入第61年了。权力、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在共和国历史下，如何回顾，如何展望？

　　郭于华：前30年，共和国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总体性社会”固然迅速而有效地结束了战乱和动荡，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在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国家动员能力强而民间社会弱，其间缺少缓冲地带，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创造了“中国奇迹”。

　　吴敬琏先生曾指出，一部分人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就得以保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样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6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用30年的实践证明了用计划经济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我们又用了30年的实践明白了市场也不能包揽一切。在计划和市场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

　　《南风窗》：上面我们谈到建设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维度，在理论脉络下又当如何理解？  

　　郭于华：现时一般对社会的理解，就是并行于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领域的概念，不言而喻，也就应该在政治经济之下。我们提出需要建设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作为领域的社会，要强调的更多是作为实体、作为主体的社会，拥有相对于国家和市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

　　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因为只有制约权力，才能避免形成葛兰西意义上的所谓政治专制主义；也只有平衡资本，使市场不至沦为放任的、无所制约的，才能形成波兰尼意义上的受规制的市场，避免形成市场专制主义。

　　首先，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概念，是相对于霸权而提出的。霸权是什么，就是经过同意的统治权，不单纯是依靠暴力的、强制的国家权力。霸权是经由公民社会生产的，是要经过人民同意的，是一种带有协商性的，我自愿接受你，但我对你要有质疑、制衡的能力，这样一种权力。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从事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并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公共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元素。在这个公共领域中， 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

　　其次，波兰尼提出能动社会这个概念，实际上针对市场的过度膨胀。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组织等，以此来抵御和规训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当前在中国要加强社会建设，有两个突破口：一是解决好劳资关系，二是解决好官民关系。

　　《南风窗》：NGO的发展，是公共利益表达和民众的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NGO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局限在哪里？

　　郭于华：一般认为， NGO是公民社会的增长点。可是，发展不是数量化的概念，不是个数越多发育越好，不能光有数没有质。沈原提出“形同质异”的概念，就是长得像，但内在的本质不是。我觉得这里边最大的差异就在“自”和“被”这个字之间的差异。真正的NGO应该是自律的、自己组织的社会群体。

　　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很多NGO都是从体制中出来，在人事关系、组织结构、资源配置上，和官方有很多很密切的联系，并未充分体现NGO应有的独立性、自主性。真正的NGO建设，应该跟社会建设是一个方向的。当然，NGO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官僚化、谁来制约它等等，

　　《南风窗》：报告里边提出当前存在一种对社会的恐惧。谁对社会恐惧？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恐惧？如何去克服这样的恐惧？

　　郭于华：人们心目当中有一种魔障，我们给它命名为恐惧症。权力对社会的恐惧，用了一种假想敌的方式把社会视作对和谐稳定构成威胁。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我们在第一份报告中，提出 “不稳定幻想”的概念，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看出不稳定的因素，比如一个中学里边列了不稳定的因素，其中居然把学生对伙食有意见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这岂非草木皆兵吗？“社会恐惧症”和“不稳定幻想”，有类似的比喻作用，指的是一种过敏、过度敏感，是一种病症的表现。

　　权力市场社会三者若然形成正常均衡的关系，良性互动，是有助于和谐稳定。民众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把诉求凝聚起来，在法制的渠道内，合理合法地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真正的社会建设，其实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更加重视社会建设

　　《南风窗》：当前，应如何理解并更重视社会建设？

　　郭于华：现实社会中，一方说要让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不应受权力控制；另一方说放任发展会有问题，需要用权力去制约它。这两种担忧其实都有道理，现实当中都有：既有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又有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可是，仅仅诉诸于权力市场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在改革初期有一种想法，认为市场发展必定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市场进，权力则退。但我们发现，过去30年的实践，两者之间并非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关系。有时出现权力和市场联手，获得巨大利益，超强权力。

　　所以我们提出，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用一种理性的、合法的方式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