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并不关注我反对涨价的理由，关注的是我反对了，有人反对也是一个听证会所需要的。在听证会上唱“黑脸”的更像是涂着黑色颜料的演员。”

　　“我不同意天然气涨价”

　　25名听证代表仅两人反对

　　□本报记者 袁婷

　　11月12日，北京市召开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第一个反对涨价的声音出现时，听证会已经开了两个半小时。此前发言的15名代表普遍同意第一种调价方案，居民天然气每立方米上涨0.23元。

　　会程过了3/5，发言的人都倒向于“涨”，强磊举手示意要发言。

　　“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我也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我认真地阅读了相关文件，经过慎重考虑，我今天提出和其他在座同志不一样的观点，我基本上不同意这次涨价。”强磊话音落下，在场记者的镜头都对准了他。

　　强磊是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是听证会25名代表中的一位，他名字后的备注上写着“北京市人大”。备注标示了代表的构成，这被看成听证会上利益博弈的关键信息。

　　本次听证会的25名代表包括经营者1名、相关利益方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3名、北京市政协委员3名、专家学者1名、社会组织1名、政府部门3名，人数最多的是消费者代表10名。

　　虽然消费者代表人数最多，但诡异的是他们都对天然气调价持支持态度。在强磊之后，同样来自北京市人大的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为爱民，也以相似理由不同意涨价。

　　消费者代表的“涨声”

　　“这个结果我一点不意外。我以前参加了多个价格听证会，每次不同意涨价的代表都是极少数。我在听证会上听到最多的声音是，涨价幅度老百姓能承受。这种声音还是由消费者代表发出的。”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副教授吴景明是一位“老”听证会代表，曾参加过2006年北京居民天然气调价听证会。

　　消费者没有反对声音，这个让吴景明很困惑的现象再次重演。

　　本次听证会上，一名消费者代表说：“燃气公司日常运作需要大量成本，企业也有合理适当盈利的权利。如果我们能够开心地享受工资上涨、利润增长、城市福利提高这些好的方面，我们也理所当然要承受一些公共产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只要是合理公平的。”

　　另有几名消费者代表称，在听证会之前做过小型调查，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涨价幅度不大完全可以接受。“我特别走访了一个退休职工，他说天然气涨价无所谓，中午去外面买东西吃，只晚上做饭就可以了。”一名消费者代表说。

　　听到此处，强磊如鲠在喉。“我在听证会前也走访了我们学校里的教师，我调查的结果和他们的结果大相径庭。80%的被访者明确反对涨价，特别是退休教师，几乎全部反对。另外有10%的青年教师认为涨价与否无所谓，加上这部分，不赞成涨价的被访者有九成。”

　　在听证会前，某家网站开设的对涨价态度的调查结果也支持了强磊的观点。“消费者的真正声音是不愿意涨价，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是消费者代表却在听证会上替燃气公司讲理由。”“所以我在发言时说，我也是一名消费者。”强磊这句话显得意味深长。

　　利益双方的博弈没有出现，有人质疑听证会代表的选拔程序不透明。强磊说，北京市发改委组织的听证会在名单和记录公开方面做得很到位，但是听证会消费者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听证会组织者并没有解释。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向北京市发改委求证后得知，此次听证会25个代表按照来源构成全部委托北京市人大、市政协、市消费者协会、有关部门以及行业组织推荐产生。

　　代表千万消费者利益的10名消费者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北京市消协副秘书长屈建辉解释，代表由消协推荐，标准是热心公益事业、有一定的研究和表达能力、能倾听周边消费者的意见。考虑到老年人对天然气等价格上调比较敏感，增加了退休消费者代表的比例，增至3名。

　　质疑“逢听必涨”

　　“这个选拔标准是非常含糊的，不是法律性判定，你无从判断入选者是否能真正代表消费者。我感觉我们消费者正在被‘代表’。”吴景明说，他以往参加的听证会，反对涨价的少数意见对调价的最终决策没有任何影响，这令他很困惑。

　　火车票价、自来水价、居民电价调价听证会接连召开，最后都是以通过涨价方案而告终。“我观察了一下，这几年因为听证不过没有实施涨价方案的，几乎没有。老百姓戏称逢‘听’必涨，听证会是作秀，这不正常。”

　　但是，国家发改委并不同意听证会是“作秀”的说法。国家发改委曾在官网上发文解释“逢听”并非“必涨”。发改委说，我国能源产品多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定价方式，客观上需要调整价格。其次，“逢听必涨”的一个原因是“逢涨必听”，因为法律规定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价格调整必须经过听证。相比之下，美国90%以上的行政活动采取非正式听证的方式，只有不到1%的行政决策采取正式听证会形式。而我国的价格听证会以信息公开为原则，所以在调价的密集期，百姓感觉只要听证就必然涨价。

　　国家发改委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听证会并不都是以涨价为结果。

　　“2008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了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的听证会，这说明听证会也有听‘降’的，并不是一些媒体反映的‘逢听必涨’。”

　　但是这些解释并没有打消公众对价格听证会缺乏公信力的质疑。

　　“水、电、油、气这些看起来经营效益不差的行业，却强调成本压力而要求涨价，成本和涨价方案都是由经营者自己核算的。到底该不该涨价、涨多少，听证规则里应该强调第三方来审计经营者的成本。”

　　“据我了解，一些听证会在正式开会前要召开一个先期会，渗透意见。比如北京居民天然气听证会前4天，就开了小会。燃气公司带着部分代表参观输气流程，听运营成本核算的讲解，这是引导性参观。我们的听证规则里没有代表隔离性规定。公正的听证会，在双方面对面辩论前，听证会代表不得接受明显倾向于一方的信息。”强磊认为，这是听证会缺乏公信力的原因之一。

　　吴景明说，这两年他不再参加价格听证会。“听证会并不关注我反对涨价的理由，关注的是我反对了，有人反对也是一个听证会所需要的。”吴景明发现，在听证会上唱“黑脸”的他更像是涂着黑色颜料的演员，他干脆拒绝了。

　　神秘的“会前会”

　　记者：这次听证会只有两个代表不同意涨价，你感到意外吗？

　　强磊：其实我不是特别意外。在听证会正式召开前，有些听证会代表就参加了一次“会前会”，那个会我没参加。我认为那个会是误导性的，听证会的结果也显示如此。

　　记者：为什么说是“误导”？您知道“会前会”的具体内容吗？

　　强磊：在听证会召开前4天有一个“会前会”。北京燃气公司带着部分听证会代表参观燃气公司，给代表讲解天然气供气流程和成本核算，我称之为“引导性参观”。我认为听证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保持中立，在听证会前，听证会代表不能到利益一方的工作场所，听他们一方的解说，带有倾向性地接触一方的信息。

　　记者：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强磊：就我所知，这里面没有经济上的问题，但是因为程序的漏洞，人在判断本能上就受到误导。

　　记者：这18名代表本身也是消费者，一次参观就足以令他们一致同意涨价吗？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强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听证会代表的构成。除去经营者、利益相关人、政府部门，剩下的18名代表也来自4部分：市人大代表3人、市政协委员3人、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2人、真正消费者代表10人。

　　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代表和政协委员可能从专业出发考虑，暂先不说。但是消费者代表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是有问题的。消费者代表的身份决定他必须代表消费者说话，消费者真正的声音是不同意涨价，这是个事实。为什么消费者代表不愿意说出来？

　　消费者代表替涨价者说话

　　记者：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和消费者代表的产生程序有没有关联？

　　强磊：的确，这又说到我国听证会程序的一个关键问题。现在百姓戏称，听证会变成涨价会，只要开调价听证会，价格就必涨。听证会本身是一种民主进步，但是为什么听证会是一边倒，对决策的实质影响力非常弱？

　　听证会本来是利益对立双方的辩论，双方讲各自的观点和论据。但是作为利益对立方，消费者代表却在解释燃气公司的成本上涨，陈述对方的理由和观点，不可思议。我认为这和听证会代表选拔不透明有关。10名消费者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随机选取？按照什么范畴、什么规则随机选取？没有解释。

　　记者：北京市发改委解释说，各方代表均由各自机构推荐，消费者代表是北京市消协推荐的。

　　强磊：我们市人大的3名代表也是市人大根据自身情况推荐的。我认为，北京市人大的推荐方式是比较透明和科学的。我因为是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员会成员，既研究经济也研究法律，价格听证会是法律和经济结合的社会事务，因此北京市人大确定让我当代表。消费者代表很特殊，这10个人代表了千万名消费者利益，不能光考虑代表职业，要考虑他能不能真正表达消费者心声。这个推荐过程应该向社会公开。

　　记者：如果消费者代表没有合理履行职责，会不会被听证规则追究？

　　强磊：我国的听证规则没有这么完善。现在作为听证会代表，怎样履职可以说只靠道德约束。作为人大代表，我认为我必须对选民负责，对人民负责。我要传递老百姓的声音，老百姓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不同意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