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清理难

　　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工作，面临既要推进又难落实的困局，平台整顿已对地区投资产生影响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小波

　　“四方会谈还在持续进行。”11月15日，天津市银监局人士透露，各省市政府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工作相关部门、融资平台公司、银监系统及银行四方近期正进行会谈，商讨清理情况，并为其债务清理定性。

　　至今，地方融资平台的全面清查工作已持续大半年，而清理结果仍不明朗。“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工程，不是短期性的工作。”某地方银监局负责平台公司风险防控的人士评价说。

　　据银监会的数据，2010年年中各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偿贷风险尚存。但这份银监系统内部统计的数据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包括平台公司贷款的地区分布、平台公司类别等情况，真实的债务状况并不清晰。

　　按照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实施细则时的要求，各地财政部门已在10月底将本地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理核实情况上报；银行系统的统计数据也在逐步向上级汇拢，预计年底前会有更详细数据出台。

　　实际上，地方融资平台的范围划定、数据统计、管理权限、部门协调等各方面均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并非仅仅明晰其债务，而是要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的制度来对融资平台进行规范管理，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清理难题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清理整顿的阶段性结果及风险衡量，鲜闻地方政府的声音。

　　地方政府的谨慎，一方面因尚处统计过程，另一方面则主要因为平台公司的划定和清理，即使在政府部门内部也难有统一意见，监管权责待明。

　　天津在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工作上获得高层认可，其设立“特定目的公司”取代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做法也屡次获得肯定批复，但天津金融办人士仍向记者表示，现在大家都在做融资平台规范，现在的问题“不是风险有多大，而是按要求根本理不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上述“理不顺”的问题出自难以统一的口径，已出的规定对融资平台鉴定的标准非常笼统，有些方面还存在交叉。

　　因天津已经先行对融资平台按照特定目的公司的标准进行了整合，其后监管层划定的融资平台范围标准，反而给清理“带来了不少麻烦”。

　　天津银监局人士认为，这次排查，各家银行有自己认定(平台公司)的口径，清查完了如何对待这些数据，还面临内部进一步调整。

　　该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银行清查结束，下一步是按照一般的公司对待，还是按照上级对平台公司的要求对待管理，各家银行的操作也不一样。针对同一家公司的贷款，有的银行可能认为按照一般公司来对待，有的则认为按照平台公司来对待。

　　“下一步的工作可能就是将银监系统的数据与上面要求的口径对接，这个工作刚开始做，也需要调整。”上述天津银监局人士表示。

　　据重庆国资委人士介绍，除被一致肯定的八大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之外，重庆40个区县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还存在用政府办公楼、法院大楼等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实际上这种抵押是无效的”，但如何处理尚无下文。

　　管理权待明

　　作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主力，融资平台承载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过多的期望，而要将这种庞大复杂的体系完全厘清，其职能权限有待明晰。

　　8月17日，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实施细则，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范围界定更加清晰化，但因平台公司清理涉及多部门，有效监督管理难度大。

　　据记者了解，平台公司的清理与管理多由金融办牵头，财政局、发改委等其他部门协助；在湖北、河南等省，因划拨大量国资重新组建大型国资产业集团，此类平台均直接归国资委管理，进行独立运行。

　　一位天津市政府部门人士认为，“天津金融办在这次(平台清理)工作中权力很大”。

　　而上述天津金融办人士则认为，金融办责任很大、任务很重，但权力并不大，原因是金融办只是一个协调部门而已，而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角度，“要统筹非常困难”。

　　该人士还表示，财政局主要关注政府债务可控、平台公司的现金流覆盖率、偿债比例等问题；发改委考虑项目是否符合整体规划、是否合规等；央行则考虑如何执行宏观调控节奏、新增贷款的控制、货币投放情况等；银监局方面从监管者角度出发，对银行金融机构提出要求，表明态度，提出平台公司融资机制等。

　　“据我所知，现在好像没有明确哪个部门对平台公司负责。”赵全厚表示，应该有统一的部门对其进行监管，由金融办牵头管理很难做到。

　　他表示，要对清理工作进行全面权责管理，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融资平台机构以何种出资方式才是合理的；二是各类型各级别的平台公司应如何重整；三是要有上级部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否则本级政府也难以控制。

　　“(建议)由财政部门和发改委直接监管，采取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控制的监管方式。一个企业需要贷款，那由银行控制管理就行了，但融资平台公司不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是否有这个需求。”赵全厚认为，投资建设项目的供给由发改委就可以控制，权责分明。

　　上述重庆国资委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王岐山副总理7月份在重庆调研时提出，融资平台的概念范围不准确也不清晰，准确的做法应该是项目融资，这样更清晰可控。

　　微妙影响

　　融资平台清理整顿已经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央行10月26日发布《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基础设施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快速回落，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比上年末下降逾60个百分点。

　　据天津市政府部门人士介绍，平台公司清理对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天津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原本预计要达到6250亿元，平台公司整顿之后预计只能达到3000亿元，而今年前三季度实际上只达到2060亿元，3000亿元的目标已经基本不可能完成。

　　尽管贷款基数并不大，2009年天津地方投融资公司的贷款余额占据了全市贷款余额的33%，其中2009年新增贷款1704亿元，占了全市新增贷款的49%，几近半壁江山。而2010年，贷款增速也急剧下降。

　　对于着力建设北方金融中心的天津，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增速低于预期，并非地方政府愿意看到的现象。

　　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4%。三大投资领域中，多由投融资平台参与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下降达39.1%，融资平台清理效果初显。

　　“融资平台收紧产生的最大影响，不在于对融资平台本身或者金融机构，而是对整个地区经济。”上述天津金融办人士说。

　　此外，平台公司多以土地增值的预期作抵押进行贷款，地价的波动直接影响其偿贷能力，而加息显然也增加了融资平台公司的偿贷风险。

　　事实是，地方的经济建设不可能因平台公司贷款的收紧而停滞，地方政府也在谋变，并寻求金融创新及新的发展思路。

　　上述天津金融办人士说，为应对这种情况，天津正在加大金融改革创新的力度，如通过多部门协调工作，进行多渠道融资，如通过中期票据、集合信托等；加强部市合作，积极引入中央的项目等。

　　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增表示，地方政府投资比重大，但中央项目投资增速快于地方。在不同的阶段，中央和地方两者的投资增速是在转换的，一般地方投资增速慢时中央投资就会加快。

　　从发展态势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主渠道在三五年内仍将是信贷，但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并非长久之计。

　　多位学者提议，应采取更多的金融创新手段来满足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并规避风险，如进行证券化、逐步引入民间资本、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等，然而尚未厘清的诸多问题仍悬在地方融资平台头上，如证券化风险防范、地方公债制度难以建立等，实现市场化多元化融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