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高楼大火的十年制度引线

　　本报记者综合新华社报道

　　晨曦已露，无人温暖。

　　21日清晨7点许，上海市区两级党政主要领导遵从本地习俗，在亡灵还魂的第七日，手执白色菊花集体前往祭奠。数万民众自发相随。

　　现场人潮涌动，却安寂有序。轻风拂过，浓重但有节制的伤感，随白色的菊海波状荡漾，从清晨至子夜不曾停息。

　　去者不可回，往事须当追。

　　22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我和正声同志(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一致认为，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与17日，国务院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会议上，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通报结论完全一致。

　　19号，新华社、新民网等公布了11·15调查组就此方向的最新突破：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静安区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4名相关负责人对“11·15”胶州路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负有重大责任，已于11月18日被依法刑事拘留。此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刑事拘留了包括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2名负责人在内的8名犯罪嫌疑人。

　　由此，火灾偶发因素外的纵深背景渐次展开—— 一家静安建交委下属的大型建筑国企将节能保温工程转交它的全资子公司。这家公司又将工程分拆违规转包。工程的监理方同样是一家静安区住建系统的企业……

　　建筑工程业乱象提醒人们，十余年来哪怕在一座中国最国际化、市场化的城市，底层有时仍然存活着另一道潜行无忌的规则。

　　1、 侧着身的第三栋楼：那个年代的旧居改造样板

　　胶州路728号的教师公寓是静安难得视野开阔的老式高层。这让许多人目睹大火起于楼体东北方。

　　但救火设备却多半被挡在小区之外；虽然他们就驻扎在不远的街区。八千多平米的地块上挤占着三幢28层高楼，狭窄的楼间距容不下大型设备进出。静安区规划部门信息显示，该地块住宅容积率高达6.77——这几乎是现行住宅标准的两倍。

　　这种今天看来奇怪的设计成型于1997年。此时静安区尚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居住在旧式石库门弄堂中。当时《解放日报》由此称，一场“轰轰烈烈”的旧居改造工程将要铺开。

　　胶州路常德路附近校园众多，相较静安寺商业中心更远。教师们成为最早进驻模范项目的群体。

　　当时这三幢“教师公寓”拔地而起，载入到重要宣传材料。这种置换改造日后曾被视为值得效仿的“静安模式”。

　　这栋最终身陷大火的楼宇从位置上看，并非朝向正南，而是略向西南，楼的外侧紧贴小区位于胶州路的大门，日常间距仅能让一辆家庭用车进出。根据这个小区最初的居民回忆，该小区本来只计划建造两栋教师公寓，后来“挤入”了这栋略侧着身的第三楼。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财政乏力，旧居改造的新设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方面居民以优惠价购买产权的资金，这一般占到项目总建设款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开发商可以在这些保障性住房地块上设置一定比例商品房——以平衡资金的名义。

　　而此次起火的“教师公寓”便是“以平衡资金”名义建造的第三栋商品房。

　　这三幢“样板工程”的开发商都是静安置业集团下属企业。工商资料显示，这家上海名为欣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开业于1994年，注册资本500万元。成立后三年，其盈利21万余元。企业在完成教师公寓项目的一年，营收不过22万元。

　　2、 静安建总宿命改造：金字塔分包格局的由来

　　旧城改造的财政乏力，是不得不提的背景。

　　一份上海市1997年地产企业销售额情况显示，静安区区属地产企业排名最高的两家也在榜单25名开外。彼时静安虽坐拥上海黄金地段，但政府执掌的土地和建设运营实体有限。

　　旧城改造因而显出更直接的产业诉求——政府特意为之成立一个“改造办公室”，跨部门支援的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在旧式住宅区劝服居民动迁。

　　此后三年，以这一名目开工的地产项目超过70万平方米。这些工程的开发商、承建方、设计方、监理方大多是本区建设、房管系统下属国资企业。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中，国有嫡系部队确实形成了一种快速有力的体系。这样的工程不仅让政令畅通，也让静安区属的地产、建筑企业进入相对快速的积累期。

　　一位叫黄佩信的施工队长也在此时赶上了这一轮“旧城改造”的建设潮流。黄生于1954年，曾居住在上海80年代建造的大型居住社区内。他的一位邻居还记得，黄90年代早期在静安房管局系统下的第五施工队效劳，此间房管局推动静安置业集团成立，成为静安区地产企业巨头，而黄也迅速放弃编制“下海”搞承包，两三年后便搬离旧居。

　　和黄佩信掌管佳艺的时间节点相近，他此后的上级领导董放也在90年代由建委党组织下文任命。根据任命文件，出生于1951年的董放成为静安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法人代表。

　　这时候，他们正处于之后十数年建筑领域格局变化的起点。

　　静安区建委在1996年为下属一家建设工程公司向区政府呈文称，“我区旧区改造的全面拉开，今后将有更多的住宅将开工”，但由于静安区域范围施工的建筑企业绝大部分以市属企业为主，其建筑税收均交在市财政，即使以区为主体的投资项目也是如此。

　　这家建委直属的建设公司由此更名为“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静安建总”)，注册资金5000万元。在其改制的关键文件中清晰写明，静安建总的使命就是承担大量静安区内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并在承包之后让税收实现属地化——文件允许静安建总的承包开始可以是名义上的，只是向其他分包企业收取管理费，并代交营业税。

　　这个“允许名义上总承包”的口子一经撕开，静安建总成为这个利益金字塔顶端的格局便慢慢成型。

　　建总以国家建设部审核批准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承包政府项目，再分包给其名下原有的上海佳艺等公司。而上海佳艺也并非实际施工方，它的国资身份让其同样扮演着静安建总一样的“二传手”角色，而真正实施施工的，则是承接佳艺转包任务的一群民资身份的寄生者。

　　事实上，体制也在此时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

　　根据2000 年11月的《中国房地产报》，全国建筑行业在那个时间点推行市场准入和清除制度，大部分企业将退出国有。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强强联合，构建一批总承包类企业；对专业承包类和劳务分包类企业，主要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使绝大多数企业退出国有，实行民营。

　　这个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上述市场格局形成的合理性。在这个大潮中，出现了大量基建领域的巨无霸国企，拥有了建筑行业最齐全的牌照。与此同时，在小型国企改制之后，大量民资的装修企业，甚至马路装修队也涌入这个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在此后基建跃进的年代里，这样的组合使得各种分包、转包，甚至层层转包成为行业惯例。

　　没有监控的利益，总会贪婪地延伸。除了恰在变局之时执掌静安建总外，董放在1992年还出任了上海申城房地产开发实业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亦系国企，注册资金4500万元，公司住所与静安建总同处于静安区陕西北路4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