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溺水效应”

　　当司法不能带来公正时，人们就会寻求各种各样满怀期待的司法外尝试，此即司法的“溺水效应”

　　萧瀚

　　不会游泳的人溺水，通常遇到什么抓什么，即所谓“救命稻草”。赵作海高调声称替人做公民诉讼代理人，应者云集，期望他能给自己盼望已久的公正助力。

　　这一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司法公信力现状，是信访的溢出效应，或可称为中国司法的“溺水效应”。

　　赵作海被刑讯逼供遭受冤屈，后因“死者”的生还而昭雪，从而成为公共人物，被媒体关注、受领导“待见”。因苦难而成就名声，却成为诸多期待公正者的还魂丹——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件令人讶异之事。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系统，司法承担着社会公正最后防线的功能，这已是文明的普遍共识。英国17世纪哲学家、大法官培根曾就司法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一次不公的裁判，其恶果远甚于十次犯罪。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摧毁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不公正的司法之所以会“污染水源”，是因为司法不但要承担个案正义、给予个体当事人正义期盼的职能，还要承担给予人们对法律和正义普遍的期待与信心的功能。一旦司法出现严重的故意渎职问题，社会就对继续采取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失去信心，同时无法寻找其他的制度途径解决个案，也无法寻找其他政府部门给大众提供正义期待。

　　这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们经常讨论的制度的“负功能”问题，即社会系统的某一部分不但无法实现其本职功能，甚至实现其相反的功能，这种“负功能”的频率和规模、程度等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解组”(其实就是“崩溃”)这一最严峻结果。

　　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人治国家，行政与司法一直合一。建立初级的独立司法体系也只是近百年之事，民国时期出现过，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消失，至今未能重建成功。因此，于当代国人而言，以法官独立和法院独立为基础的司法独立还很陌生，对许多人甚至还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依靠司法来建立社会公正底线的观念，在大众中并不清晰，甚至并不普及。即使是在有此观念的人们当中，往往对于如何依靠司法建立社会公正底线的制度设计也是暗昧不明——而这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公民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全社会对司法公正本质属性的茫然，使得中国的当代司法出现了从多方面看都很奇特的现象。

　　从司法职能本身看，制度设计的不独立状态，以及法官遴选、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教育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使得法官群体并未形成以公平正义为志业的职业伦理观，甚至对诸如“何为正义”等最核心命题，在法官群体中亦未能形成基本共识，也因此无法形成在此基础上的法官职业共同体。

　　换句话说，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职业群体，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正义的稳定所担负的职责，也不能获得有效承担这一职责的制度保障。

　　从社会大众的期待看，由于行政、司法合一政体的长期传统，社会大众并没有形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的观念，人们更多地是仅仅把它们视为职能的分工，这也正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现状。即使《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它并没有明确地禁止任何一种权力干涉其他职能权力。

　　这样的现实所带来的相应观念，一方面导致人们寻求解决纠纷途径的混乱；另一方面，人们也因此没有对司法本身寄予很高的期望——而这是任何法治国 家的国民通常会寄予司法的期望。

　　遭受司法不公的人们，往往在怨恨司法现状的同时，也无奈地原谅了它们，认为司法不公的根源并不在它们本身。信访以及寻求媒体曝光、“领导关注” 等做法，是社会大众对司法现状“既不满又一定程度上无奈原谅”这一态度的很好注脚。

　　因此，仅仅司法不公(哪怕程度很严重)这种制度“负功能”，并没有导致“社会解组”。问题是，司法在处理个案纠纷方面现实上的终局性质，决定了当司法不能带来公正的时候，人们就会寻求各种各样满怀期待的司法外尝试，即司法的“溺水效应”。

　　尝试的手段通常是想办法与权势人物接近，以求通过等级特权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思路不符合法治精神，但合理。这因由并不在民间，而在官方——如果制度本身就能提供公正，谁会喜欢这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方式呢？

　　赵作海自愿做公民诉讼代理人，是对公正尚未彻底绝望的人们的又一兴奋剂。赵作海是因受冤屈并昭雪而成名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所代理的人，似乎也能向大众暗示自己的冤屈，于是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受关注可能，无论来自媒体还是官方。渴望解决自己所遇问题的人们，即使不抱满打满算的期待，至少会幻想用赵作海这品牌的名人效应拉近与权势的距离，从而为实现权益保障提高概率。

　　这就像患了绝症以后遍寻名医无果，得一偏方而激动的情绪，应予理解。赵作海与律师、准律师群体合作也是维权模式的新探索，理应乐见其成。然而， 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司法制度现状不改，赵作海品牌不可能解决繁复如织的社会问题，而这种司法“溺水效应”的表现方式也会层出不穷。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本刊编辑部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