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解释微博言论:愤怒非针对个人
于建嵘回应：我的愤怒并不是针对个人的
知名学者“微博(http://t.sina.com.cn)”交锋县委书记之后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李逸浩
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在其微博上发文，“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此博文发表后，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再经多家传统媒体转载，引起社会广泛反响。新京报等媒体多处引用人民论坛杂志《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专题调查数据及观点，称此次事件再次触动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神经。
学者于建嵘与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的私下交流交锋，通过一篇百余字的微博，演变成公共事件，形成了小事变大的另一种典型，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网络时代，当私下交流有可能变成公众舆论，人们还能畅所欲言吗？当官员话语转眼天下尽知，他们还敢肆无忌惮吗？
“微博”风波掀起之后，人民论坛记者多次联系于建嵘教授，他要么出差、要么讲座，一直很忙，到11月15日晚上，他接受了本刊专访，公开披露这次风波当中的更多信息与自己关于微博对政治影响的思考。
我和他也没有太深的了解，主要是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强烈不满
人民论坛记者：您与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私下交锋的内容刊发到微博上后，引起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因为微博披露的信息有限，许多公众想知道更多的内幕，您能详细回忆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于建嵘：我去万载县讲课是受当地官员邀请去的。在去之前，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但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的海外留学背景，让我有所期待，我想也许他更能了解民主和自由。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当天凌晨两点半的时候到万载县，已经很累很疲劳，接着上午给当地的官员作了一次演讲，期间就讲到了不能拆老百姓的房子，讲到一些地方，拆了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一上访，就说人家不稳定了，要罚款、拘留和劳教。我说，这样做是违法和侵犯人权的，要纠正。
讲课之后，中午吃饭，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说与我讨论，认为我不应同干部讲反对强拆这问题，应配合县委的工作。我说，我不可能迎合你，我只讲自己认为对的。我还坚持要他将心比心，如果把你家的房子拆了，你会如何样，要保护每一个人的法定权益。他见我这样说，就生气了，拍着桌子几次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是我就愤然离席。
人民论坛记者：离席后就去发微博了？
于建嵘：离席不久，我便将此事发到微博上。
人民论坛记者：为什么选择微博，您可以选择传统媒体曝光呀。
于建嵘：我离席之后，感到这个县委书记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发到微博上去的，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微博就是我的私人媒体。
我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但媒体并不是用来解决我个人的问题的，我不可能跟他们说来报道我的事情，而只有当我把消息发到微博上去，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变成公共事件之后，媒体就自然过来关注。
人民论坛记者：这次事件会造成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有人怀疑是故意炒作，或者有其他什么别的原因。
于建嵘：微博刊出后，我还在万载县。有朋友看到了这条消息，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担心我的安全，让我赶紧离开。
我对于他(指陈晓平，编者注)的愤怒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我和他也没有太深的了解，主要是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强烈不满。而当时他在发火的时候应该觉得即使对我发火了也没事，他应该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通过微博这一新媒体来获得话语权，但话语权也不能乱用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网络及当事人双方的身份，这件事也不会闹得如此大，因为学者、县委书记都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群体。
于建嵘：首先是事件本身，拆迁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的话实在是对不起民心，如此之话语没有待客之道，所以引起众人的反感；其次是我个人微博上有很多关注我的媒体朋友，当他们看见这则新闻之后，便开始转载。只有当传统媒体介入的时候，才具有了更为强大的传播力。
人民论坛记者：“拆迁门”事件的发生，让很多人对微博的影响力有了重新的评估，这不再仅仅是我们的交友工具、个人的心情日记，还可以是自己话语权放大的一个工具。
于建嵘：网络的影响力确实越来越大，即使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了相关言论，也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反而是微博，能够迅速地引起网民的注意。
以前，往往是我们跟着媒体走，根据媒体对社会的关注点来发表言论。现在有了微博这些网络工具，有时候甚至可以引导媒体。比如这次事件，就是由微博引起的，传统媒体纷纷跟进。
能不能通过微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要看公众关注不关注你的微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现在很多人通过微博这一新媒体来获得话语权，比如媒体的一些大佬也是如此，但是话语权也不能乱用，否则公众也不相信你。
在网络时代，地方官员不能再肆无忌惮、无所顾忌
人民论坛记者：本刊今年5月曾做过一次“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调查，七成的网民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您是如何看的呢？
于建嵘：在网络时代，地方官员不能再肆无忌惮、无所顾忌。他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有可能带来的问题。
把问题发到网上，就成为了网民的议题，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这些议题就会转变为公共事件。当变成公共事件之后，官员的上级领导就会有压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网络广场通过舆论压力对社会权力的执行过程和方式进行了影响，从而缓解公民与政府的紧张关系。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对政治生态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于建嵘：信息时代将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道路，我们也许能超越中国几千年来的暴力政治之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而实现这些决定性力量的，就是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批评和抗争意识的中国民众。
采访后记：
在采访于建嵘教授的同时，人民论坛记者也多次连线当事人之一的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当打通对方的电话时，陈婉言拒绝了记者采访，说这个事情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现在需要好好工作，不想再作回应，等待事情大白的那一天。他同时告诉人民论坛记者，此事件省委宣传部有统一的安排，可以找他们。记者联系到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对方拒绝就此事作出说明及发表看法。
微博时代：“新闻危机”搅动官场生态
成新平
近期，于建嵘教授微博“拆迁门”事件广受关注，再次搅动官员神经，为官员“网络恐惧”又添新的案例。
在信息化时代，媒体和记者的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第一媒体报刊用眼看，第二媒体广播用耳听，第三媒体电视眼耳并用，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则调动人的五体四肢全身投入，虽是虚拟世界，但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已密不可分。博客时代，各级官员如何应对媒体、善待媒体，化解“新闻危机”，这是时代赋予官员的又一重大课题。
面对“新闻危机”，官员应付招法大揭底
目前，有些官员不愿与媒体打交道，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记者们纷至沓来，寻根究底。面对政府的“新闻危机”，他们感到记者们有如“洪水猛兽”，担心“祸从口出”，找种种借口避而远之。不敢与他们正面接触，更不知从何处下手来引导舆论，不外乎采用五种方法应付：
一是“躲”。一旦遇上突发事件，记者们来了，他心中没底，十分害怕，三十六计，躲为上计，便躲起来不与记者见面，有的甚至与记者玩“捉迷藏”，更谈不上交流与沟通。一些官员对舆论的作用认识不足，对舆论的力量估计不足，不主动获取信息、掌握舆情，不善于发现苗头、及早应对，不习惯总结教训、一意孤行，甚至带着傲慢与偏见，对媒体的动向麻木不仁。
二是“推”。 有些平时在主席台上，一讲就是大半个小时不用喝水的官员，只要面对记者递过来的话筒，就特别紧张，甚至心惊胆颤，脑门冒汗。他们不会讲、不敢讲、不愿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这不关我的事”，干脆一推了之，将自身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有的面对媒体仓促应战，手忙脚乱，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到哪里。
三是“踢”。本来是自己本身出了问题，自己懂情况，硬要将“皮球”踢给对方，去找某某部门或新闻办公室，记者也像皮球一样被他们踢来踢去，心中自然窝着一肚子火：“你越不配合，我越要搞个水落石出！”。国外有位资深驻华记者说，你们中国政府老是批评我们报道不客观、不准确，都是负面的，其实你们自己也有责任。出现什么事情，各个部门推来推去，让我们老是撞墙，就像一条“狗”，逼急了也会咬人的。
四是“送”。躲不脱、推不掉、踢不走之后，他才勉强出面，又是请吃，又是送礼，有的甚至请记者洗脚按摩，想协调“到位”，一字不发。殊不知，记者们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不发稿子难度很大。何况，记者是靠稿子吃饭，舆论监督是媒体的职能，有些媒体是靠突发事件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增加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和公信力的。发不发稿子，不是几个记者或一个部门主任说了算。
五是“告”。有的记者对“送”来的礼物不以为然，饭照样吃，活动照样参与，稿子照发不误。有些官员火了就去告，到新闻单位、到主管部门、甚至法院去告，以至事情越弄越糟。结果，媒体和记者越打官司越出名，而地方政府尽管赢了官司，但对一个地方的形象伤害是一下子无法挽回的。
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
处置突发事件暴露了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念不对，行政思维作祟。主要是有的官员把媒体当敌人、把记者当部下、把舆论当耳边风，习惯于行政命令，不习惯于悉心疏导；习惯于唯我独尊，不习惯于倾听意见；习惯于异口同声，不习惯于异口多声；习惯于觥筹交错，不习惯于与媒体打交道。
二是重视不够，责任态度缺位。一些官员对舆论宣传口头上重视，行动上漠视，认为与媒体打交道是宣传部门的事，而不是自己的本职使命，对媒体记者的采访不是精心准备，而是敷衍了事；不是以客相待，而是退避三舍；对重大突发事件不是积极启动预案、公开信息，而是努力封锁消息、谎报瞒报。
三是素质不高，形象意识淡薄。一些官员不注重知识更新和提高自身素养，不注重抓住机遇塑造和更新形象，在舆论面前听之任之、不去引导，在问题面前束手无策、不去改进等等。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水平，甚至直接影响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所以，正确地认识舆论、驾驭舆论，努力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已成为当前各级官员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网络时代，官员如何化解“新闻危机”
传统意义上的记者，是受过专业教育、具有资质证件的从业人员，而在微博时代，专家学者、新闻线人和受众扮演了记者的角色，“新闻危机”往往一触即发。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媒体。
在现代社会，媒体既不是“麻烦制造者”，也不是“锦上添花人”，而是一种力量，只要我们善于对待，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记者是一种职业，只要我们善于对待，完全可以与我们合作。媒体和记者，不管你喜不喜欢，都是一种存在，而且不会改变。我们要看到，无论媒体概念和管理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媒体需要信息，我们需要宣传，两个方面相互供求的关系没有改变。我们要学会利用这种供求关系，把媒体的信息需求和我们的宣传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媒体宣传、推动和改进我们的实际工作，在同媒体打交道中争取主动。
多与记者交朋友。可以说，一个明智的现代领导，谁也离不开新闻传播，因为传播无处不在，事件层出不穷，当今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和突发期，说不定哪天，一起突发事件的处置就落到了你的头上。“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平时不与记者交往，急时要记者帮忙，行得通吗？何况，在现代社会，堵得住官员的嘴，堵不住记者的嘴；堵得住主流媒体的嘴，堵不住非主流媒体的嘴；堵得住民众的嘴，堵不住网络的嘴。
正确认识媒体、勇敢面对媒体、妥善应对媒体。在突发事件面前，“怕”和“躲”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勇敢地面对，积极地应对，努力赢得主动权和主导权，与其被动说不如主动说，与其别人说不如自己说，与其一定时候说不如第一时间说，尽快说不如抢先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大家说不如专人说，分别说不如统一说，用技巧说不如用事实说。特别是面对一些“新闻危机”，不仅要在媒体上及时、客观、准确、全面地发布事实真相，还应将相关知识、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措施，人民群众的呼声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以增强舆论引导的穿透力，将一些不稳定因素及时转化为融洽关系，凝聚人心、促进和谐。
资料链接：“网络恐惧” 成官场流行语
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5月上期“特别策划”专题《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专题调查报告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策划组织，与人民网等机构联合调查人数达6000余人。
调查结果显示，七成的网民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六成网民认为官员网络恐惧主要因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八成多网民则认为官员害怕网络是好事。相关调查结果不断被各大媒体纷纷引用、转载。
11月12日，新京报等媒体以“‘县官’最怕网络监督”为题报道于建嵘教授微博“拆迁门”风波，大量引用人民论坛杂志官员“网络恐惧”有关调查结果与观点，再度引发公众对官员“网络恐惧”的热议。不少网友指出，人民论坛杂志提出的“网络恐惧”一词已成官场流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