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不是盆景

　　文_马立明

　　体育排斥政治化，但政治对体育这瓶“润滑剂”却偏爱有加。

　　当两国关系陷入低潮，当政治和经济手段都无法奏效时，体育比赛往往能成为“破冰”的利器。与政治活动相比，体育赛事轻松、灵活、亲和力强，有人认为，谈判桌上谈不拢的问题，说不定一场球过后，就再不成为问题。“体育外交”这个词也应运而生。

　　但真的是那样吗？如果几场比赛就能消解所有的问题，那天下早太平了。体育外交，更多是一个浪漫化的词，也是一个被误读的词。

　　一厢情愿的“体育外交”

　　一男一女两位运动员，一同擎着朝鲜半岛旗缓缓走入赛场。男的是韩国手球运动员皇甫盛，女的是朝鲜足球运动员李贞姬。两国的800名代表团成员手拉手紧随其后……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在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的开幕式上。第二天，世界几乎各大报纸都大幅刊登了皇甫盛和李贞姬撑旗的照片。这一幕也成为亚运会开幕式中最难忘的瞬间。

　　当时，正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反恐成为世界的主腔调。被列入所谓“流氓国家”黑名单的朝鲜，并不愿派队赴釜山参赛。不过，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强烈邀请朝鲜来釜山参赛，并许诺在外交政策上向朝鲜倾斜。加上组委会的反复游说，朝鲜当局接受了韩国的邀请，不仅派出了最好的运动员，还接受了组委会这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入场方式。

　　若没有2002年釜山亚运这个契机，金大中的“阳光政策”能否收到效果呢？韩朝关系可谓是国际关系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仅从政治上是无法找到其突破口的。但是，亚运会就给了这样一个平台，两国运动员能手拉手地走在一起。多少年后，讲到“阳光政策”，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釜山亚运这经典一幕。这确实是体育外交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欧洲，也有一对这样的“冤家”。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因为历史问题，至今仍未建交。不过，政治上的裹足不前，不意味着体育就没有机会。2008年9月，欧洲杯预选赛的第一场比赛，正好是亚美尼亚主场对阵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居尔亲自赴亚美尼亚看球。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居尔之意不在球。要知道，居尔是百年来第一个访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领导人。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表示，“希望双方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恩怨能逐渐消融。”尽管双方的分歧不会因为一场球而烟消云散，但起码这场球促成了双方领导人的一次近距离交流。

　　中国多次运用“体育外交”。最著名的案例，便是1971年的“乒乓外交”。在冷战正酣的年代，中国接连与印度、苏联交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这时，中国乒乓球队打出了成绩，毛泽东也抓住这个机会，促成了中美乒乓球队互相访问。由此，“小球转动大球”神话成真，随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

　　1999年，比乒乓球更大一点的球——足球，再度盘活了中美关系。当时，发生了美国误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的“5·8事件”，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结果两个月后，当届女足世界杯决赛在美国进行，对阵的双方正好是美国与中国。这场比赛激战120分钟，最后美国点球险胜。不过，因为双方的精彩表现，媒体一致认为这场球“没有失败者”，中国姑娘虽败犹荣。赛后不久，江泽民在美国会见了克林顿，双方坦率地交换了看法，中美关系迅速走出低谷。

　　体育或会变成导火索

　　如果通过几场比赛，就能解决国际争端，那外交官早去当运动员了。上述例子只是少数成功的案例，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体育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但毕竟还是“稻草”。双边关系的进展，应该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真正的发力，应该还是高端政治本身。就比如前文讲的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体育外交，若是双方领导人都无改善双边关系的意识，比赛就算进行100次，也未必会有所改善。体育本身不能实现外交，永远只能铺桥搭路。

　　又比如，在一次海湾杯足球赛上，伊拉克和科威特被抽到了一组。当时海湾战争结束不久，这或许是一次双方修补关系的好机会。但是，科威特当局并不领情，勒令球队退出比赛，这令组委会相当尴尬。这说明，如果双方的敌对状态未有改善，体育也无可奈何。

　　况且，体育也不是总是天然能成为“润滑剂”的，有时它会变成导火索，引爆国际关系中潜在的雷区。在国际体育史中，因为体育而引发的大小争端可谓数不胜数。

　　最荒唐的一幕，便是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足球战争”，2000多人在这场战争中身亡。它的起因竟是一场1970年世界杯的外围赛，两队力争在三战两胜的比赛中出线。洪都拉斯队凭借主场之利以1比0先胜一场，洪都拉斯举国庆贺。一周后萨尔瓦多队在主场以3比0重创洪都拉斯队，而且以羞辱的方式回敬洪都拉斯的球员。随后两国发生一场口水战，球迷互相指责漫骂，连新闻媒体也不例外，最后两国首脑也加入其中。结果，战争爆发了。尽管双方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停火，但比赛仍要进行。结果，第三场球安排在第三方——墨西哥进行，在这场比赛中，萨尔瓦多以3比2险胜洪都拉斯出线，结束了这次荒诞的战争。

　　体育比赛中一些细节没做好，往往会引发外交纠纷。

　　体育外交只是一个被误读的词

　　体育和外交的关系，应该是因果关系——先是有了体育比赛，因此促进了双方的外交。如果颠倒了因果，为促进外交而进行体育比赛，便会毁了体育。体育政治化会引发种种怪症状，包括唯金牌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犬儒主义等。

　　有些官员搞不清楚体育和外交的严格区分，硬生生地将体育作为外交筹码的一种。低级政治中的门面功夫，都在体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一种表现是“能赢不许赢”。运动员赛前被告知，友谊第一，这场比赛就“放水”吧。甚至有领导赛前放话：为了搞好“关系”，这场球只准输，不准赢。在国际赛场上的很多吊诡的比赛，都是出自于此。显然，这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甚至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队，专为“假球”而生，成为了“御用球员”——他们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

　　“赢不了也要赢”则是体育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在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主导伊拉克足球队的竟是独裁者之子乌代。这个枪械狂热爱好者每天观看球队训练，谁要是训练不卖力，就会被关到大牢里。有传言说，一名运动员因为训练过度而暴毙，几名运动员死在狱中。

　　“体”字，一边是“人”，一边是“本”，寓意是以人为本。让人们在体育中获得乐趣，完成人性的超越。

　　在公共外交范畴里，体育还肩负了另一种职能——外宣。对外宣传，也是外事活动的一部分。比如，正是因为在火箭队效力的姚明，才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正是有小球王梅西，才有这么多中国球迷关注阿根廷。科特迪瓦这个国家，一般人谁会知道？但因为有著名球星德罗巴，世界记住了这个西非的象牙之国。

　　只要你走进中国基层地区的一所少年体校，你几乎都能发现墙上“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等标语。什么叫为国争光呢？一位广东籍的世界冠军曾经这样下定义：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记住中国。这应该是中国运动员对体育外宣功能的最朴素的理解。

　　当今的中国运动员，仍是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长大。当你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你就会时刻被告知，自己代表着国家参赛。中国运动员中没有人否认胸前的国旗的分量。这或者会激发你的潜能，或者会让你紧张得动作变形。一位曾短暂进入国家集训队的体操运动员说过，比赛中任何一个失误，深感对不起国家。因此，很多运动员有“输不起”的心态。

　　如梅西、姚明等巨星，固然是具有极高的外宣价值，但是，如果要求每一个运动员都成为梅西、姚明，那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以胜负、金牌等自我包装，仅仅适合于极少数体坛明星，大部分运动员是无缘“为国争光”的。让水平偏低的选手肩负外宣的重任，让他们攀登不可能的高峰，那只会事与愿违。

　　体育外交只是一个被误读的词。体育只是众多话题的一种，如同谈论天气、谈论艺术、谈论饮食一样。体育，你可以谈论它，可以解构它，但不能操控它，不能将它当作外交工具。有时，它或能助外交一臂之力，但这并非它真正价值所在。就像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花朵不是因为人的欣赏而盛开；将观赏性强加于花木，就成了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