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关颖珊式的体育外交使节

　　文_洪朝辉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中美关系开创了公共体育外交的先河。但对美方而言，40年前“小白球”所主导的公共外交是被动的、偶然的，既不可预测，更难以主导，只能由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任由毛泽东“大写意”地潇洒一回，美国政府只有接招之力，没有出招之份。

　　30年后的2001年“9·11”事件，促使美国官方重审自己的国际形象，再度思考“乒乓外交”所显示的公共外交的独特魅力与功能。一方面，严重受损的美国形象，促使美国国务院痛感主动设计和积极实施公共体育外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世界体育大国的实力和众多超国界、超意识形态的大牌体坛明星的存在，为美国国务院有效、积极地推动公共体育外交创造了可能性。尤其是在时任国务卿赖斯的主导下，上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迅速被转变为现实性。

　　2006年11月9日，赖斯公开并且高姿态地任命美国著名滑冰运动员关颖珊(Michelle Kwan)，为美国政府第一位公共外交使节(Public Diplomacy Envoy)。而且，为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得到成功实施，美国政府刻意安排关颖珊在2006年9月9日，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的国宴上同桌共餐，为两个月后的正式任命暖身，可见美国国务院的良苦用心。

　　六大特性

　　选择关颖珊而不是其他运动员作为第一位主要针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使节，非常精致而又全面地反映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六大功能与特性。

　　其一，公共外交的灵活性。美国国务院设立的这一职位，刻意避免公共外交“大使”(Public Diplomacy Ambassador)的头衔，而是使用公共外交“使节”(Envoy)一词，其中存在相当的外交深意。大使的官方色彩浓厚，而且，大使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到专业的外交礼仪和规则的限制。所以，将公共外交的政府代表定位为使节，就给这些业余的使节们留下了很大的失误、失言、甚至失职的可能空间，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外交官，由此就为政府的危机管控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正因为这是些未经外交专业训练的业余使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这些使节故意出招，试探外国政府对某一特定的敏感问题的底线和意向，达到能攻能守的不败效应。

　　其二，公共外交的亲和性。美国国务院故意选择华裔关颖珊作为公共外交使节，正是满足了公共外交所独具的亲和与敦谊的要求。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主要不是体现在某个重要协议的达成，或某个棘手问题的立时解决，而是国与国之间、两国民众之间友谊的渐进性建立。作为对比，政府外交则不一定追求国与国之间是否朋友，只要完成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和任务就是主要目标。也就是说，就政府外交而言，国与国之间可以做生意，但不一定要做朋友。公共外交正是弥补了政府外交侧重利益、公事公办的特性。基于此，选派一个与所有中国人长有一样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美籍华人关颖珊，作为公共外交的使节，立刻在亲和与友好方面得了高分，并由此表示，美国政府关切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身份。再加上，关颖珊天生长得甜美，以“冰上美蝴蝶”著称，这是公共外交人员的必备素质。

　　其三，公共外交的直接性。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社会最注重个人的直接见证和真实故事的宣传魅力。一个活生生、真切切的关颖珊的个人成功史，不需要刻意包装，更不需要弄虚作假，她的5块世界冠军的金牌胜过一切广告。正像国务卿赖斯在解释为何选择关颖珊为最佳人选时提到，关颖珊的移民经历代表了美国梦的实现，她的成功积极地向世人，尤其是华人昭示了美国社会的一大卓越价值和优秀传统：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美国绝不歧视移民和穷人，只要刻苦努力，关颖珊就是你我的榜样。这种现身说法、近身展示就是公共外交的一大特点。虽然“空对空”的媒体传播仍然是公共外交的一大要件，但媒体的“空军战略”，有时难敌“人对人”的“陆军战术”，因为外交的本质还是“人交”，而公共外交使节的出现，就是“人交”战略和“陆军”战术的强化。而且，媒体传播难以像人际交流那样，建立稳固、持续的友谊。公共外交特使的模式表明，美国公共外交开始向“人交”方向和人际传播战略的倾斜，近距离和零距离胜过远距离。此乃2010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全球战略框架”所决定的公共外交新战略之一。

　　其四，公共外交使节的相对稳定性。在美国，公共外交是一个跨党派的国家战略，公共外交使节不是国家的政务官，不能随着政党的轮替或国务卿的交替而随意更换。虽然，美国两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壁垒分明，但在国际关系上，两党一般都是相当一致，维护国家利益和改善国家形象是两党领袖共同奋斗的目标和从政为人的基本底线。所以，当小布什和赖斯在2009年下台之后，美国新一届政府继续聘用关颖珊，并安排她与现任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共事。由此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了公共外交的超党派特性，并有助于公共外交队伍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其五，公共外交使节和公共外交的公开性。就像中国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所言，公共外交有助于减少传统外交的神秘性。公共外交不同于秘密外交或密使外交。赖斯对关颖珊的任命，在美国国务院的“条约厅”(Treat Room)公开宣布，并主动邀请各大主流媒体进行现场采访。公共外交使节的模式既有助于将外交走向民间，达到“脱敏”、“祛秘”的效果，也有助于防止大众外交或国民外交的可能失控，因为公共外交使节人数少、素质高、针对性强，一切都可以在政府外交部门的有效管控之下。所以，公共外交使节模式是国家外交在高层与基层、神秘与公开、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一种结合与平衡。

　　其六，公共体育外交的大众性。美国选择体育明星而不是其他各界著名人士作为首位公共外交使节，也反映了体育的肢体语言更能表达公共外交所具有的功能，因为体育能够在最短时间拉近与各国民众的距离，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可与欢迎。除了音乐艺术以外，体育往往是最不需要语言交流的专业，运动员的技能能够充分显示和表达他们的意愿。2007年1月17日到27日，当关颖珊在中国北京、广州和香港访问期间，她只要穿上一身美国国旗制作的运动服，就能够充分传达美国的国家象征和文化气息，基本无须讲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尤其是，体育具有天然的跨文化、跨国界、跨种族的软穿透力，具有上善若水的功能，滴水穿石，以柔克刚，能够有效地、软性地、隐性地传播理念、构建信任和结交朋友。

　　无独有偶。2007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再度任命美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瑞普肯(Cal Ripken)，为美国国务院体育运动特别使者(Special Sports Envoy)。2007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瑞普肯代表美国访问中国，为800名中国青年和200名棒球教练举行了11场培训班，并会见了中国棒球联合会和北京奥组委的官员，游览了新的奥运棒球馆五棵松体育场，接受了中国和国际新闻记者的密集采访。需要指出的是，瑞普肯这一特别使者的使命与公共外交使者的使命类似，但由于没有使用“公共外交”一词，促使这种任命更具有即时性和专项性，一旦完成特定的任务，使命即告终止。这种特事特办的模式促使公共外交的自由回旋余地更大，运作成本更低，而且，促使国务院掌握更大的主动权，随时可以任免。

　　除了公共体育外交使节以外，赖斯在2008年9月8日再度任命影视名星Fran Drescher为美国第三位公共外交使节，将人选从体育界向文艺界扩展。

　　中国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美国公共体育外交和公共外交使者的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历史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是乒乓外交的重要推手。随后，众多著名运动员都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姚明、邓亚萍、刘翔等。但是，中国的公共体育外交缺乏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

　　根据上述美国公共外交使节所具有的功能，中国的公共外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体育外交使节。

　　首先，中国设立公共体育外交使节存在三大必要。一是目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注重非直接的媒体传播，忽略了直接的人际交往。也许这是国际公共外交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即传统的公共外交注重人际交往，而现代的公共外交则侧重媒体传播，但以2006年任命关颖珊为美国公共外交使节为起点，并以2010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全球战略框架”为标志，美国再度开始重视传统的人际之间的直接外交。它不是对第一阶段传统的人际交往的简单重复，而是更高阶段的扬弃。为了跟上世界公共外交的新潮流，中国不仅需要制定自己的“公共外交战略路线图”，更应该具体实施自己的“陆军”战术。就像再先进的海空军都无法最后赢得战争一样，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还是需要依靠面对面的“陆战”。当然，公共外交与战争或体育比赛不同，它没有绝对的赢家或输家，而军事和体育必须决出胜负。所以，公共体育外交有助于稀释非输即赢的冷战思维。

　　二是目前中国的著名运动员都在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中国和宣传中国，但他们不像公共外交使节那样，具有明确的目标、集中的精力、专家的指导和系统的训练。所以，他们的努力犹如“散兵游勇”，无法形成集聚效应。只有形成一支精干的公共外交使节队伍，才能有效地贯彻外交策略，在国家资源的直接支持下，最大限度地建立与国外民众和社区的直接联系。

　　三是中国在许多敏感的国内外问题上，缺少一个制度化的渠道，直接与西方民众或政治人物进行沟通。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通过公共外交使节的微笑和表演，有助于发出积极的信号。例如，当来自海峡两岸的美国侨民为姚明的球技共同喝彩之时，以及姚明不分彼此地向两岸华人祝福之时，就向美国民众发出了一个积极、和平的信号：两岸本是一家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度兵戎相向。同样，当中日出现钓鱼岛纠纷、中美出现撞机事件，导致官方外交全面冷却之时，如果一个公共体育使节在此时出国访问，运用体育和文艺的特有魅力，稀释外交关系的紧张，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必要性以外，建立中国公共体育外交使节的可能条件完全具备。根据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称职的公共外交使节应该具有下列素质：一是体育知名度高，但必须是已经退役的著名运动员，因为公共外交使节没有薪水，也需要奉献大量时间，到世界各地旅行。二是具有相当的外语能力，最好具有国际关系的学术训练，并能涉猎广告、美容、演讲、营销、修辞、新闻、谈判等基本常识。三是性格随和，情商很高，思想开放。同时，形象必须良好，具备将体育人气转化为外交人气的能力。

　　淡化功利心

　　其实，公共外交官与体育运动员存在许多同质性。赖斯在任命关颖珊的记者会上指出，她与关颖珊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她曾经也是一个滑冰运动员、也在丹佛大学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她认为，作为一个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滑冰运动员，需要不断面对专家和舆论的评判、因应大众媒体极其严格的检验、国际社会无情的裁决。而且，运动员还需要为国争光、勇于接受挑战、努力在国际媒体面前表现自我、宣传国家的能力，尤其是，责任心、爱国心、团队精神和抗压能力都必须强于常人。而外交官就需要具备上述素质和才能。关颖珊12岁就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比赛，到被任命为公共外交使节的2006年，她已经代表美国参加了14年的国际比赛。无论在心理素质、国际视野和国家认同方面，都已具备代表美国从事公共外交的能力。

　　当然，当国人在呼吁加强公共外交之时，首先不能过高估计公共外交的作用。外交毕竟是内政的延续，公共外交可以对国家形象进行化装和包装，但绝不能捏造。中国公共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中国软硬实力的强大。公共外交和公共外交使节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外因，而外因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其次，从事和推动公共外交必须淡化功利心。公共外交是一个长期、隐性、软性的工程，既耗时、耗力和耗钱，更难以立即见效。再次，公共外交最忌讳过度宣传。与40年前的乒乓外交中的运动员相比，关颖珊和瑞普肯的访华具有相当的官方色彩，计划和斧凿的痕迹明显。而乒乓外交的中美两国运动员则显得非常自然、朴实，因为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没有时间预演，从接到中国邀请(1971年4月7日)到进入中国(4月10日)，只有3天。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对这些完全“业余的公共体育外交家”的言行，格外关注。

　　总之，中国的公共外交急需战略规划，并科学地深化公共外交各个领域的分工和协调，包括公共体育外交、公共文艺外交、公共智库外交、公共网络外交、公共学术外交、公共经贸外交、公共宗教外交和公共媒体外交等八大类，促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机、中外沟通的润滑剂和中国形象的包装师。

　　(作者为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