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0年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中国著名宪政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因病去世，享年54岁。

　　这位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战士”，在弥留之际说：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实与他的宪政理想还有距离，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他都希望以逆耳忠言来加以纠正

　　■蔡定剑

　　生于1956年10月。1975年至1979年军旅生涯；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1984年至1986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1999年获北大法学博士学位。

　　1986年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后调至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所所长。

　　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宪法、法制建设理论和议会制度的研究，曾获“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高欣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11月20日上午，蔡定剑先生的学生匆匆打电话过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说：“蔡老师已经深度昏迷。”

　　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与世长辞，享年54岁。

　　22日晚上9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行了对蔡定剑的追思会。自发赶来追思蔡老师的几百名学生，占了新一号楼门前的半个广场。

　　“蔡老师就这么走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哽咽了起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如此评价：“蔡定剑教授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战士，也是中国民主事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员大将。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他对中国民主法制事业的追求是非常执着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所所长焦洪昌说，“去年7月1日被查出癌症后，他没放在心上，一年多以来依然忙着搞中国宪政理论的研究实践，到各地调研、开会，直到最后病情恶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眼里的蔡定剑，也是执著。“我印象最深的是，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事，我还要坚持’。”

　　就在蔡定剑去世的十几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还在邮箱中看到了来自他的邮件，询问拆迁条例废旧立新进展。

　　姜明安对《法治周末》记者回忆，今年10月26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香山开幕。病重中的蔡定剑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来到了会场。每隔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就不得不离开一会儿，去休息室服药。

　　北京学者秋风这样回忆当时的蔡定剑：

　　“他(蔡定剑)是从医院赶过来的。看得出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身体似乎要蜷缩起来，以尽可能减少支撑身体所需要的力量。与人闲聊的时候，他的气息相当微弱。”

　　但是，他仍然坚持大会发言，并且精心准备了PPT。他讨论的主题是规划的民主问题。在他看来，目前拆迁中民众权益被广泛损害，根源在于规划制定过程中，民众就被排斥在外。这样，当拆迁者临门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蔡老师的声音洪亮而有力，完全听不出这是出自一个重病患者之口。

　　中午吃饭的时候，与蔡老师坐了一会儿。也许是耗费了太多精力，他几乎没有力气说话。与另一中年学者谈及，未来十年，中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必将完整地建立起来。蔡老师幽幽地说：“你们还可以看到，我就不一定了。”

　　待人诚恳、说话直爽、虚怀若谷是姜明安对蔡定剑的评价。姜明安说，在当今的宪政学者中，主张“移植”与迎合官方都大有人在。蔡定剑属于不多的，能够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兼具国际视野的人。

　　姜明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蔡定剑的研究给自己留下了三方面的深刻印象：直面现实问题；注重实证研究；有一股认真执著的精神。

　　“或许是有在全国人大多年工作经验的缘故，他的研究和别的学者不太一样，而且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也更为透彻。”姜明安说。而在研究方法上，蔡定剑“用数据说话”，并注重研究成果向实际转化。“这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辛苦。”姜明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让不少同事和学生印象深刻的是，蔡定剑抓住一个问题，就会一直研究下去。

　　在蔡定剑的博士生罗光亮看来，导师严肃而和蔼。“蔡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一般我们若要接受媒体采访说他的一些事情，首先要经过老师的同意。”罗光亮对《法治周末》记者补充道，“蔡老师对我们很好。”

　　在他的大学同事眼里，蔡定剑也丝毫不像“曾经为官之人”，只是有些谨慎、沉默和严肃。焦洪昌曾认为，蔡定剑一方面是因为不善场面交际———他更喜欢的是旅游、摄影，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对改革持乐观态度。

　　蔡定剑逝世当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放上了他的遗作。据悉，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蔡定剑依然和编辑进行邮件往来，讨论稿子的内容与定位。他的关注点依然是公共事件：《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

　　城管与小贩的战争仍未终结，宪政君子已先行离去，但他留下的精神会永存，会走进历史。

　　忆蔡定剑先生

　　赵国君

　　蔡定剑先生11月22日凌晨辞世了。

　　此时的我，难掩心头的悲伤，脑海里都是与他交往的影子。

　　在此特别时刻，愿我真切的悼念与追思能够按住悲伤，能够将伟大战士的精神遗留世间。

　　第一次见到蔡定剑是2004年的8月12日，在他的家里。

　　那时的我，正在法学院里读书，他也刚刚从全国人大调任中国政法大学不久。这位在体制内正直敢言的开明学者一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的文章是我最喜欢读的，充满了宪政民主精神的文字构成了我的精神养料；而身居高位却不为浮名势利所累，只听那名字，都是如此的响亮、明朗，充满了力量。

　　我当时正在做一本关于律师问题的访谈录，他是当然的理想嘉宾，借着几位学者的引荐，我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大英雄”。

　　推门进去的时刻，早有记者在采访他。蔡定剑细语轻声，耐心作答。

　　在一旁等待的当口，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四壁图书，达至房顶的书柜里摆满了各类书籍，爱书的我几乎一本本地逡巡着书名：《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民主》、《法律与革命》等，都是宪法学者必读的经典。

　　待到采访的时刻，我的内心很是激动，几乎不知该怎样下手，倒是他的儒雅救了我的紧张。

　　蔡定剑平和细致地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采访结束，约他为我们留个题签，他思忖再三，挥笔写下“宪法诉讼，宪政之路”八个大字。

　　第二次见蔡老师已是2005年的5月，世纪金源酒店。

　　那是一次关于宪政问题的大型研讨会。蔡老师好像是主持兼发言者，那时的他，一袭蓝色衬衫，很是精神。

　　我们简单地打过招呼，就听他与各位专家发表宏论。

　　2008年9月，那时我正在民办大学兼课，忙碌中不期接到蔡老师电话，他相约与我共同就某一法律事件展开深入讨论，也就是律师观察网与他主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一个公共论坛。

　　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

　　可是，一切准备妥当，突然接到北大方通知，说会场不能使用。这种情况我深知其中原委。谁知蔡老师天真地对我大呼不解：“以往开会，也没事啊，怎么这次就不行？”

　　真实的原委我不好妄断，我想原因在我，心里对天真的蔡老师充满愧疚。

　　但我并没有和他讲明这个猜疑，只是一心想会议圆满进行下去，于是和他言好，而会议地点我会去找，敬请放心之类。

　　会议还是如期开了，许章润、张志铭、高全喜等嘉宾全来了，主事的律师程海、唐吉田等也一一到场。

　　温和学者遭遇火爆律师，就社团组织的民主治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开得昏天黑地。在诸多文质彬彬的会议之后，蔡老师怕是第一次参与这样原汁原味的民间会议吧。

　　在会后的宴会上，我也看出了他的高兴，感觉到了他一吐块垒的喜悦。

　　多少因为年龄的原因，我把他看得高出一辈，是云淡风轻、君子之交若水的那种，并无生活上的诸多接触。可一旦遇到学问上的困惑，或者遇到共同关心的话题，就会马上结盟，随时讨教与求救的。

　　之后，就见他的宪政大讲坛办得如何有声有色。

　　之后，就是继续读他一篇篇为民主法治呐喊的文章，仍是英雄不老，壮士横刀，激情与勇气同在的大手笔。

　　之后，就是听到他罹患顽疾。

　　就听到各路学者云集宽沟，参加他的论坛，向他致敬。

　　上周五聚会时，焦洪昌老师告诉他探望蔡老师的消息，已感不妙。

　　谁知22日清早醒来，得知噩耗，我的心登时收紧，异常沉痛，无法言语。

　　君今不幸离人世，法有疑难可问谁？

　　蔡老师啊，您真的，竟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