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2日，法大研究生院蔡定剑教授烛光追思会。沈飞　摄

2008年3月14日，蔡定剑出席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举办的“广东解放思想论坛”。 南都记者 孙涛 摄

　　逝者蔡定剑

　　作者：吴珊 沈飞 孙涛

　　■其人     

　　1956年10月9日，蔡定剑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在老家务农至18岁后到福建当兵，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

　　1983年，28岁的蔡定剑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法学学士)，3年后他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1986年，蔡定剑被分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先后任职于研究室、秘书处秘书组，官至副局级。

　　2003年底，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全职教授。

　　南都记者 吴珊 发自北京

　　学生的追思会

　　蔡定剑先生去世后仅17个半小时，一场由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会自发组织的追思会就在蓟门桥校区匆匆召集。

　　11月22日凌晨3点半，蔡定剑先生因胃癌、肝癌晚期抢救无效病逝，享年54岁。法大研究生会当天下午就在校内BBS上公布了举行追思会的召集帖，到当晚9点追思会开始，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最高建筑新一号楼门前的小广场已陆续聚集了300余名学生。

　　“蔡定剑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关爱学生、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的英年早逝是法学界的遗憾，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同时也给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师生带来了无尽的哀思。”

　　追思会的消息从下午开始就在京城各大高校的校内网上流转，这场政法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自发为逝去的师长举办的追悼会，在与校方协商之后，最终简化为一场历时半小时的、只有学生发言和默哀的仪式。

　　“蔡定剑先生是一位宪政思想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蔡先生的大弟子、法大宪政研究所博士生方明在追思会上说。

　　学生们点亮的烛火摆成了两颗心的形状，默哀结束后，学生们一一向前与蔡先生的遗像鞠躬告别。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蔡先生在临终前对探访的媒体记者说。尽管没能亲耳聆听，法大的学子们也把这句话当成了他最后的诀别。

　　“蔡老师一路走好。我们一定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中国宪政，法治建设添一份力量，不负您的嘱托。”众多法大学子在给蔡先生的留言中这样写道。

　　在法大校园外，公共知识分子、学生和网友们也都通过不同方式掀起舆论祭奠的洪流。

　　最后的日子

　　蔡先生的突然去世让蔡门弟子都颇为震惊，“很多同门都还在外地，正在赶回的途中”，方明说。

　　11月20日误传出蔡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方明和一帮同门去医院探视，“先生还能睁眼，看样子病情稳定”。此次同去探访的还有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院长王振耀。

　　而自去年6月查出胃癌中晚期之后，蔡先生没有向外界透露病情，每天仍工作到深夜12点，“为了宪政民主的使命，陀螺一样地旋转，每一天都当做是最后一天来度过”。

　　就在上个月，蔡先生还参与组织了3场学术会议：有关代表法的研讨会、有关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以及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的研讨会。

　　当时蔡先生的病痛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夫人刘星红把先生送到了香山《拆迁条例》研讨会的现场。

　　实际上在9月9日的化疗之后，医生就宣告癌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开始疯狂生长。

　　11月18日，在巴黎政治学院读研的儿子蔡克蒙赶回了北京。踏进病房的第一面，已处于肝昏迷状态的父亲醒过来后吃力地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

　　怕影响孩子的学业，加上不愿孩子看到自己临近衰竭的苦况，蔡先生原来并不希望儿子回来探望。

　　他过去一向对身体非常自信，也没生过什么大病。他曾经有个愿望，希望像法大的老校长江平和陈光中那样，到了80多岁仍然能健康工作。疾病到来之后，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放弃，“我曾是一名战士，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

　　“父亲并不是淡泊生死的人，得知患了绝症后一直积极配合治疗，但对于生命能量的衰竭时常会有遗憾和痛苦之感。”蔡克蒙说。

　　11月20日，刘星红感觉到蔡先生放弃了。

　　“做你应该做的事，照顾好妈妈。”蔡先生对儿子说。

　　“儿子已经长大了，您嘱咐过的我都会尽力去达成。”克蒙回忆和父亲最后的对话。

　　但两天后先生的仙去还是让这个家庭和蔡门弟子们觉得措手不及。蔡克蒙觉得有点后悔，“如果早一点回来，父亲或许还会再对我说点什么。”

　　从为官到治学

　　1956年，蔡定剑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谷村一户农家，兄妹五人中排行老二。18岁从中学毕业之后，他入伍守卫福建海防前线。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后的第一批本科生，1982年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的江平曾称赞他为学院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1982年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4年后又被调配到全国人大秘书组，并于1983-1986年间在北大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先生。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再次被分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先后任职于研究室和秘书处秘书组，官至副局级。

　　蔡先生从此和民主宪政结下不解之缘，1987年就参与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调研和制定，“可以说是蔡老师早期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大弟子方明说。

　　上世纪80年代曾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担任了部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此外他还参与了全国人大一些制度、宪法的修改。

　　但是“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2003年，48岁的蔡定剑发表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重回母校，开始以一位“幕僚”式学者的面目改换门庭。

　　蔡先生去世后，刘星红的手机上接到各地地方人大发来的短信，说他是“民主宪政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遗余力地呼吁从公共预算改革入手，从地方开始试验。

　　2007年，他还与财政部财科所合作，推动上海市闵行区第一个启动了公共财政预算改革的试点。并在今年9月呼吁深圳市也加入这一行列。

　　“限权，不如从限钱做起。钱袋子控制住了，权力也就限制死了。”方明转述蔡先生的改革思想，他也在先生的指导下把研究方向瞄准了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行动派”知识分子

　　蔡门弟子都深受蔡先生“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而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更是埋藏在他政治哲学深处的一个注脚。

　　“先生给本科生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课，不是按部就班地讲理论，而是结合北京的单双号限行等公共政策来做宪法学分析，强调所学为所用。”方明说。

　　从2003年以来，蔡先生在社会活动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反就业歧视行动的研究和组织。蔡先生的助理、法大宪法学研究生王理万注意到，每年十多所高校的反就业歧视活动，蔡先生都会到国展等招聘会的现场去给应聘者做咨询，连患病的初期也未间断。

　　“研究宪法的学者都在讲平等权，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但蔡老师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这“给我们宪法学者带了个头”。

　　残疾人、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最受歧视的三大群体。2004年，蔡老师牵头组成“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但由于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初涉反就业歧视领域，甚至对于什么是就业歧视都不十分清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说。因此，从2004年到2007年，蔡先生安排了无数次培训，无数次研讨，“他常说，从事反歧视的研究过程，也是我们学习平等的过程”。

　　唐福珍自焚案发生后，蔡先生第一时间撰写评论，提出旧的拆迁条例必须废除。人大、北大五教授的联名呼吁没有进展之后，他又在今年10月抱病组织了《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的研讨会。

　　他常常从弱势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的问题入手，“如讲平等权要落实到就业平等权，讲民主要落实到农民和城市人的选举权平等上，再召集体制内资源、学术界、媒体、草根力量，结合在一起来行动”。蔡克蒙说。

　　民主宪政、公民权利等问题，也都以项目的形式结合个案来做。如北京某区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近几年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做项目上了，有做不完的项目，写不完的文章。”刘星红说。

　　执著的品格

　　于建嵘、林燕玲、方明和刘星红、蔡克蒙，都无一例外地用“执著”来形容蔡定剑最重要的品格。

　　蔡先生去世后，出版社还有两本法学著作等着他校样；12月4日的第三届反就业歧视活动还正在布置中；一篇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遗作《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也陆续在各大媒体刊发。

　　“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念念不忘于事业的决心深深影响了我们。”方明说。而蔡先生辞官之后的“陀螺式旋转”的工作方式，“也可能为后来的病根埋下了诱因”。

　　蔡克蒙也接受了父亲“不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治学态度，北大法学院本科毕业之后，赴巴黎政治大学攻读欧盟研究。父亲对他的未来有这样一个期待：在国内读本科，去欧美读法律的研究生，再在美国的N G O或联合国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国做幕僚。

　　蔡克蒙正在沿着这条路前行。他认为做知识分子就应该像他的父亲这样，一要对得起良心，二才是对得起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