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http://t.sina.com.cn)传记：“不要迷恋哥”

　　本报评论员 唐明灯

　　微博的前世今生

　　自2007年起，就陆续有山寨版Twitter出现在中文互联网，其中最著名的两个网站，分别是叽歪和饭否。2009年下半年，这些弱小而缺乏经验的微博客网站，均因为内容监管不力而被强行关闭，走完了它们作为中文微博市场的拓荒者、培育者以及牺牲者的短暂的一生。

　　继而，随着市场逐渐升温，深谙中国互联网环境、内容监管方面经验老到的门户网站，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不失时机地次第进入了微博客领域。新浪网抢占了先机，并通过一系列本土化的技术改造，沿袭其一贯的以名人聚集人气的市场策略，获得成功，在中国微博客市场拔得头筹。

　　最近，新浪方面宣布，新浪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5000万人，并正从门户网站转型为互联网平台。现在，无论用户多寡，微博客几乎是中国门户网站的标准配置。在大量的个人用户之外，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团体等各类组织也纷纷在微博上开设账号，可见微博客的流行和普及程度。

　　互联网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趋势是，“虚拟现实”并非虚拟，它就是现实。网络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和范围日渐深广，已经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微博客的兴起，恰好是这一趋势有力的佐证。在全球，特别是在中国，互联网以及微博客正渗透整个社会每一个角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发挥惊人的效用，或深或浅地影响着千百万人的思维、表达和行动方式，不但是公众意见汇集和发散的枢纽，而且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改变社会面貌的便捷途径。

　　随着Twitter用户的急剧增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扁平化的全球性的社区已见雏形。“我推，故我在”成了许多微博用户的网络生存箴言。人人拥有可以发表意见的平台，拥有自主言说的麦克风，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现实。Twitter的主要发明人杰克·多西“一个人可以用140个字改变世界”的说法，或许并非妄想与狂言。微博迅猛发展的现状呈现的激动人心的景象，已经印证了微博早期的追捧者们“微动力，广天地”的预言和憧憬。

　　在中国，有人用“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予以概括，高度肯定微博及其海量用户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有互联网的观察者认为，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已经在网络上形成”。而在短短一年中迅速火爆、用户数量已近7000万的中国微博上，陆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微博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左右社会事件的发展方向，并且能够改变个人乃至群体的命运。

　　在技术层面，微博的出现掀起了一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革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其革命性，正是通过微博在社会层面，特别是在公共事务领域表露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而得以凸显。

　　变革性的技术优势

　　即使是Twitter的发明人，在产品构想之际，也没有预料到微博客在信息传播方面所具有的惊人潜力。Twitter最初的创意源自主要发明人杰克·多西，他观察到人们在工作环境中对同事即时状态信息的潜在需求：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下，团队里需要寻求帮助的人总是互相询问：“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

　　2003年，杰克·多西将这一需求与流行的手机短信结合(这是Twitter将每条发布信息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的缘由) ，将点对点的私密手机短信形式改变为一点对多点的网页形式，构想了Twitter的雏形，并设置关注功能，供用户呈现个人状态以及保持用户间的互动。

　　Twitter在2006年3月问世后，3年多时间里，随着Twitter用户的剧增和信息传播潜能的爆发，其最初的理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早期的“你在干什么？”演进为现在的“什么正在发生？”(What’s happening？ )，以“分享和发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为旨趣。

　　在互联网平等、去中心化和反权威精神的基础上，Twitter加以发挥，融入了个人性、即时性、互动性，将微博打造为一个开放式的个人以及组织信息分享平台。信息可通过移动通讯工具实时发布和接收，信息自由分门别类所体现的多样化的议题设置，信息流及其内容的多元化，以及信息通过自然淘汰、聚合和散发，以几何级数增长和裂变的方式呈现和传播，是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区别于其他网络工具的重要特点。

　　Twitter的出现，终结了强权和商业操控媒体的历史，人人不但是麦克风，而且是信息源。及时、便捷和强大的互动性，将微博推上最佳传播工具的宝座。2008年旧金山地震，上百名市民第一时间通过Twitter发布了地震的简短消息，比CNN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电视新闻快近20分钟。同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一位正在成都的荷兰青年，在地震发生后几分钟内，即通过Twitter率先发布了相关信息，并被BBC等世界级媒体引用。而发生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上的坠机事件，发生在中国的CCTV新楼着火事件等，微博均以即时的文字和图像信息发布，抢得了第一时间点，成为重要的信息源。

　　微博还具有极为快速而成本低廉的组织力量，这种带有强烈的互联网特征，经由信息流串联的组织形式，被互联网观察家称之为无组织的组织力量。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在资金募集和拉票等方面，史无前例地得力于互联网特别是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Web2.0时代的社交网络。2009年8月台湾水灾以及2010年1月海地大地震的抗灾救援活动中，微博均体现了强大而及时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救援组织力量。

　　Twitter在摩尔多瓦和伊朗两个国家的社会抗议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让Twitter的声誉如日中天，被推至“Twitter革命”的高位，体现了Twitter等新媒体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伊朗是中东地区互联网使用率最高的国家，达34%，而年轻选民占总人口的60%，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和总统内贾德都开有博客。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均通过网络争夺年轻人选票。6月13日，选举结果被指舞弊，引发抗议浪潮，伊朗政府随后一度中断手机通讯，并实行互联网管制，禁止外国记者外出采访，停止手机短信功能。但伊朗抗议者通过Twitter第三方代理以及匿名代理服务器突破封锁，将抗议活动的信息传递到了互联网世界。

　　自13日开始，在Twitter标签排行上“#iranelection”和“#iran”高居首位。伊朗政府发现，传统手段已经无法控制网络时代机动性极强、匿名化和去中心化的网络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7日，为确保伊朗抗议活动信息传播顺畅，Twitter方面应美国国务院要求，推迟了预定的服务器维护。同时，还有网友架设服务器，为伊朗抗议者提供免费代理服务。

　　那些因微博起变化的进程

　　随着技术进步，信息传播门槛大大降低，在各类事件发生之际，目击者能通过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是互联网时代特有的现象。网络社会兴起，人人都可报道所见所闻，公民记者也就应运而生。2007年6月，厦门市民因反对建设PX项目，上街“散步”，媒体因故全体缺席，散步现场的实况，即是由两位网友协作，通过手机短信直播现场实况，再由人工转至个人博客上得以传播。而这一方式，通过微博实现不但易如反掌，而且一人即可完成直播。

　　几乎与厦门PX散步同时，中国网友发现了Twitter及其中国山寨版饭否等微博在实时直播方面的便捷功能。在同年6月15日江西南康群体性事件、6月19日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中，均有目击网友通过Twitter和饭否等微博网站，对事态进展作了现场报道。至此微博也成了职业新闻人第一时间获取消息，以及找到有效信息源的重要渠道。

　　2009年下半年，随着Twitter被屏蔽，国内主要独立微博网站被维护，门户网站纷纷借机开通微博，迎来了中国微博用户的爆发式增长时期。相较于此前处于发育阶段的微博市场，以及中文Twitter边缘化的现状，以新浪为代表的主流微博，具有人多势众、生态更为多元丰富、阶层更为完整的特点。新浪微博以增加流量和网站粘性、以及内容审查监控为目的的技术改造，完成了微博的中国化过程，也让新浪微博更像娱乐化的综合性媒体而非即时播报的消息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改造和内容审查监管，并未有效抑制微博固有的功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期间，众多公共事件因微博用户的关注，使得新浪微博公共广场的效应显现，也或多或少在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作用。

　　无论是最近发生的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还是此前发生的作家谢朝平《大迁徙》一书被拘案，唐骏文凭造假事件，打假斗士方舟子和记者方玄昌被袭击案，河南开封农家女儿李盟盟因招生办失误未被大学录取事件，均可见公众通过微博围观所形成的力量，在事态发展中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而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警方全国网上通缉，则是消息率先由微博披露，从而在围观下步入良性解决之道的经典案例。

　　而体现微博公共性更为典型的案例是宜黄自焚事件的后续事件。9月15日，宜黄县县委书记亲自带队，赴机场堵截自焚受害者家属前往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整个过程经现场记者微博直播，众多微博好友转帖转播后，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原本单纯的自焚事件，开始向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迈进。”此事被全程积极组织和参与微博接力直播的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称为“微博巨澜”，并写进其记录宜黄事件的《宜黄钟声》一书。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公众通过微博显现出了在公共事务方面浓厚的兴趣，以及积极而强大的参与感。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微博用户中，94%的人认为微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73%以上的人将微博作为重要的新闻来源、消息来源。”

　　微博逐渐显现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官方重视。视其为一个政务公开以及更便捷地与市民交流的窗口。各地公安部门，纷纷以“平安××”(地名)为名进驻微博。在境外，微博的老祖宗Twitter，还专门任命了联络官，对政府部门运用微博提供专门服务。有关微博的排比式总结由此变得更加完整：微博是“突发新闻的出色载体，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参政议政的有效工具，政府阳光执政的信息通道。”

　　草根与精英同一平台

　　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客，被认为是以交互式分享为理念、社交网络主导的互联网Web2.0时代最伟大的成果，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平台。也就是说，既然互联网正在全方位地影响世界，微博势必将更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

　　海量的用户是微博客平民和草根属性的自然特征，也是互联网平等精神的体现。微博客至少在技术上较为彻底地体现了人人平等。140个字符，限制了话语的长度，有效规制了话语能力的差异和话语权力的大小。而用户不管关注谁或者被谁关注，均以个人为主导，进行平等的双向选择，草根与精英并无轩轾之分。用户本身拥有的声望虽然对争取关注度有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其所发布的内容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才是衡量微博影响力的决定因素，而非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特权。

　　一则有关各国政治领袖的Twitter趣闻，可略窥微博平等主义之一斑。在最近召开的G20峰会上，与会半数以上的国家首脑拥有Twitter账号。思尔玛·罗塞夫当选为巴西总统后，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通过Twitter发送消息恭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则是先致电罗塞夫，问清了Twitter账号后再加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关注了梅德韦杰夫。奥、梅二人均关注了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加拿大总理哈珀的Twitter账号有英、俄两国首脑关注。韩国、法国、墨西哥、南非等国的总统，以及澳大利亚和土耳其总理在Twitter上的账号干脆就没有别的大佬理会。

　　微博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开放、平等、自由、分享的公共空间，即使在无视平等而以名人为导向的新浪微博上，微博与生俱来的平等属性依然未被完全扭曲。名人固然可以利用本身的知名度，凭借网站方提供的特权、灌入僵尸粉等手段迅速赢得大量关注，但这并非用户通过微博产生的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还必须受制于所发布内容的质量，以及被认可、转发和评论的次数。故而，任何用户使用微博的过程既是社交娱乐的过程，也是思想和行动的过程，更是回归本来面目，呈现真实和真相的过程。对于思想苍白、内容空洞、言语乏味的名人，微博历程可能是一个魅力消退、名气递减的过程，一场可能落得声名狼藉的探险。

　　相反，一个本来藉藉无名的草根，则可以通过微博，获得跟名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机会，拥有同等的话语权，也就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信息，成为微博上重要的信息源，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不凡的影响力，脱颖而出。这样的例子，正如中文互联网的论坛时期和博客时期一样，无论是墙外的Twitter，墙内早期的山寨Twitter，还是现在所有微博上，可谓比比皆是。

　　同时，微博还是一个放大器，发言者的一字一句，都有可能被无数围观者透视和解读，甚至会被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恶搞。微博一位颇受争议的用户“伍皓同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真实身份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为在微博上的发言不能划清公私之间的界限，尽管他强调个人身份，官职却如影随形，总给人忸怩作态、言不由衷之感。也因此经常沦为冷嘲热讽的对象和网络口水集中之地。唯一难得的是，官位给力，助他具有超强的耐性，格外皮实而显得颇有风度。

　　革命不是“推”出来的

　　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划时代的意义，因在其问世的短暂时间内创下的奇迹而不容否认。但这并不能改变微博终究是一个工具的属性。Twitter诞生三周年之际，国际上开始涌动着一股反思微博乃至整个互联网的思潮。

　　观察者认为，微博的强项也正是其软肋，碎片化的信息，海量的信息噪音，消息真实性虽可交叉验证自我纠错，然而可能很快溢出信息主流而不为人所知，消息来源经常迷失而难以追踪等。调查显示，在数千万个Twitter账号里，只有不足30%是常用的。《魔鬼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史蒂芬·列维特说：“在微博客中，有价值的信息占到的比例是4%左右。”

　　由此看来，微博与其说是一柄双刃剑，毋宁说是一把菜刀—在厨房可以做出美味佳肴，走出厨房就也能伤人，故而每逢重大社会活动，就被要求实名制。由于即时和便捷的特性，微博大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社会成本，却会让个人成本大幅增加。通常情况下沉溺微博占用大量的时间。在极个别情况下，则可能危及人身安危。近日，网友王译(@wangyi09)因10月17日在Twitter上转发一则讽刺性信息时，加上了一句“愤青们，冲啊。”而被判劳教一年，即是一例。

　　在针对微博社会效用的反思和质疑中，首当其冲的是被广泛传播的发生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Twitter革命”。长期跟踪研究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美国《外交杂志》专栏作家叶甫根尼•莫洛佐夫撰文指出：摩尔多瓦Twitter注册用户很少，主要是国外的摩尔多瓦人通过Twitter竭力使事件引起国际关注，这场抗议活动事件并非如媒体渲染的那样壮观，Twitter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伊朗Twitter革命也面临同样的质疑，被指认为遭遇“夸大扭曲”。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认为：“Twitter等社交媒体并非伊朗当地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国际媒体对社交媒体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们在伊朗没有实地记者。”社交媒体有助于向外界披露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但认为伊朗的历史因社交媒体而改变却是个谬误。

　　叶甫根尼·莫洛佐夫还在《外交杂志》撰文反思互联网。他认为互联网并不如早期的数字狂热者如托夫勒、尼葛诺庞帝所想，能开启一个自由的、政治积极和永久和平的新时代。他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称互联网并非一个向善的力量，Twitter无法撼动独裁，Google只在它觉得实用的时候才捍卫自由，互联网未必能增强政府的责任感，互联网也不能让人们走得更近，互联网是否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还有待确定。竭力恢复互联网仅仅是一项人类发明的信息传输工具的本来面目。

　　网络类畅销书 《引爆点》的作者，《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也撰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题为《为什么说革命“推”不出》的文章里，他从回顾60年代一起极为成功的民权运动的动员和组织过程入手，指出：一场社会运动的发起，现实生活中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强联系”才是运动得以发展壮大并获得成功的关键。而在社交媒体上显著呈“弱联系”的好友关系，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不足以推动参与者在互联网之外行动起来，更谈不上有效的动员和组织，结果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回顾历史，蒸汽机的发明，卫星上天，乃至林立的烟囱曾诱人陷入技术的迷思，从而生出工具迷信。这样的迷思和迷信，具体到微博而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微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但如果这一数字空间没有足够的现实基础作为支撑，在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时，仍然主要是一种虚拟的力量。

　　当一件事以一己之力难以企及，而因众人通过微博参与创造了奇迹的时候，激动地宣泄情感，振臂欢呼而给微博贴上“万能、神奇、正义、有爱”的标签，自是无可厚非。但理性看，这些标签事实上是指向微博光环之后众多的参与者。同理，微博革命的背后，也应该是人。微博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不能指望工具，而全靠我们自己。

　　公民围观：来自普通人的渐进革命

　　笑蜀

　　通常而论，普通人大规模卷入的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或者说民粹革命；渐进革命即所谓改良则往往是政治精英自上而下，一力支撑，普通人完全置身事外。普通人，革命，渐进，三组元素居然可以水乳交融，这在中国如果说不是空前绝后，起码也是罕见的。

　　这就是说，以围脖为起点和示范的微革命，其为社会变革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要么暴力革命玉石俱焚，要么渐进改良无疾而终，中国历史的这种百年纠结，或许可以就此终结？

　　围观造就非典型公民社会

　　在过去尤其鲁迅笔下，围观是灰色甚至贬义的概念。但围脖带动的公民围观，显然重新定义了围观，使它成了积极参与的同义词。围脖的到来更是划时代的，围观从此升级到一个历史新高度。

　　围脖的特点，在于它的发表门槛最低，从而真正给普通人关注现实、改变现实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一个断想，随想，一个激灵，都可以构成微博上的一个帖子，只要你独到、真实和有趣，相信一定会有人关注，有人追捧。这就把每个人最零碎的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的智慧火花，统统挖掘了出来，集中了起来，总而言之，把每个人的最大潜力调动了起来。如果你实在懒到一个字也不想写，没关系，哪怕只是按一下鼠标，简单地转个帖，也是一个声音，一种态度。

　　这就是围脖的最大优势，只要能上网，几乎任何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都能够投入观点市场，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没什么传播手段比围脖更能激发普通人的参与，让他们彼此发现，互相合作，从而改变他们的政治冷感，改变他们的碎片生存状态。也正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普通人，它的突破和辐射能力也就最强。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围脖一旦兴起，曾盛极一时的BBS和个人博客都迅速地边缘化。

　　围脖强大的突破和辐射能力，在最近的宜黄围观中得到经典印证。宜黄事件刚刚发展到县官带队到昌北机场堵截钟家姐妹，围脖的传播激情马上攀升到最高峰，连从来沉默不语的脖友都忍不住要站出来喊两嗓子，帖子汹涌而来，万众围观使形势急转直下，最终以宜黄党政主管双双挂冠的罕见结局收场，成为升级版即2.0版的公民围观的一个里程碑。

　　微动力条件下的病毒式传播，就这样构成了公民参与和表达的主流。具体的网站可以关门譬如当初的饭否，但这种传播技术本身不可遏制。以这种传播技术为基础的公民围观升级版即2.0版，因此势不可挡。社会运动首先需要人气，2.0版的公民围观则最能聚合人气，并通过这种聚合，最大限度地提升公民的自信，传递乐观向上的精神。每个人都是常人，面对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但如果你能借助微动力条件下的病毒式传播，使自己有一个可随时对公众喊话的麦克风，你就不再孤独无助，就会像安泰从大地汲取力量那样从公民社会汲取力量。事实也正是如此，最近谢朝平事件、宜黄事件，均在围脖主导的舆论风暴下节节取胜，弱者恒败的历史居然被改写，这一扫社会上沮丧和沉闷的空气，极大地提振了人心。

　　最近几年我一直以公民社会作为政论主题，但我总是被问到，你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可能吗？现在我可以旗帜鲜明地回答，中国公民社会不仅可能而且正在成为现实。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等社会基础条件虚置的情况下，中国公民社会很难循着公民社会发育的一般路径发育起来，也就不可套用公民社会的一般标准来量度，中国公民社会必然受制于基本国情，属于非典型公民社会。

　　这种非典型，集中表现在以互联网为杠杆，来聚合、动员和组织公民力量，从互联网渗透现实、推动现实。这样形成的公民社会可能还比较幼稚，很多方面不如人，尤其单个人的公民素质不足，无论是白领，中产，还是各个专业团体，都有很多的不争气。但是没关系，2.0版的公民围观把人气聚合起来，把每个人心中哪怕最小的善都发掘出来，公民社会就不难集腋成裘，集沙成塔；不难形成正向激励机制，让人心的元素、价值的元素、规则的元素生生不息，从而真正与现代文明接轨。

　　从围观个案到围观政改

　　以上所谈的2.0版的公民围观，主要就形式而言。围观内容的升级当然更重要，而且趋势也更明显。

　　围观个案有其积极意义，最大意义在于启蒙，即从根本上改变普通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把围观变成最大规模也最有效的公民训练场。但如果围观内容止步于个案，也会潜藏着致命的局限或者说风险。

　　局限或风险之一是，单纯个案的突破，往往不具有可复制性，不能上升为一般原则，不能指引整个体制的变革。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曾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这给了公众很多想象空间，似乎从个案突破带动整个体制的变革是可预期的。但后来一连串的严酷事实证明这到底只是幻想。那么多个案突破，却再没有一起导致恶法废除，带动体制变革。重庆钉子户事件突破够大，但并没有能够废除千夫所指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就没有能够避免后来的成都唐福珍自焚；因为唐福珍自焚，废拆呼声更高，但拆迁条例依旧岿然不动，江西抚州的宜黄血拆，不再是一人自焚而是几乎全家自焚。法制不全，每个个案就都是孤岛，单纯个案的突破无法给其他个案的解决铺平道路。

　　局限或风险之二是，非但不能给其他个案的解决铺平道路，单纯个案的突破反而容易抬高解决其他个案的门槛。法制不全一方面层出不穷地制造问题，另一方面，又堵塞了有效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悲剧因此不绝如缕。悲剧的偶然突破，主要就依赖媒体跟进。但媒体资源是有限的，要能抓住媒体这根稻草，就必须大大超越普通的悲情。悲剧必须够悲，够奇，够玄，才可能具有新闻价值。能够进入媒体视野的永远只能是无数悲剧垒积而成的悲剧金字塔顶端的部分，顶端以下部位的悲剧注定要在愈演愈烈的悲情竞争中被淘汰，被埋没，此个案的胜出注定要以无数彼个案被牺牲为代价，绝大多数受难者注定要在被媒体遗忘的角落里独自煎熬。

　　这些局限或风险汇集的最终后果，会是一种让人尴尬的局面：关注就是力量，但是关注面对的往往是更大的力量，仿佛如来佛的手掌；围观改变个案，但无法改变悲剧的恶性循环，也就很难看到改变整个中国的希望。个案的突破或能暂时提振人心，但如果只在个案里兜圈圈，长此以往，公众不免审悲疲劳，会渐失信心和耐心，助推新一轮也是更深层次的沮丧和绝望，为未来可能的社会动乱积淀强大的心理基础。

　　当个案突破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体制上的变革，要求从根子上杜绝悲剧。从围观个案升级到围观体制变革，即围观政改，是逻辑发展的必然。为什么前不久温家宝关于政改的讲话会在舆论上尤其是微博上激起强烈反响，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解释。显而易见，体制并非铁板一块。而随着社会力量逐渐崛起，体制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与社会力量化合而发展到不可弥合。

　　也就因此，围观政治学在未来中国有着更广阔、更令人鼓舞的前景。上帝是公平的，在很多坦途对我们关闭的同时，总会有另类的门和窗对我们敞开。散步，饭醉到围观，这些中国民间智慧与现代传播精妙结合的行为艺术，都属于那种另类的门和窗。这是所有正在起变化的趋势中，最重要的一个趋势，也是我们全部信心的源泉所在。

　　关注一定有力量，围观一定能够改变中国，根本的道理就在这里。蒙冤入狱的主人公安迪，用一把貌不惊人的石槌，最终穿透了厚厚的地层，逃出生天。那经年累月的努力，那一点一滴的掘进，毕竟没有白费。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主题，也不妨理解为以围脖为起点和示范的微革命的隐喻。微革命就是数字化的石槌，亿万普通人坚韧的掘进，一定能掘出通往自由的大道，从而不仅完成围观者个人的自我救赎，更完成整个民族的救赎。

　　作者系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微博：看客如何实现落地？

　　胡泳

　　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究竟发生了一种怎样的过程，使得这个词在当下被赋予如此向上的力量？

　　围观：曾经令人生厌的看客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鲁迅称之为“看客”。人人都熟知鲁迅因为看到中国人围观枪毙犯人的场景而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一段名言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对鲁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不但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坚拒。一次偶然的“看客”事件，使得鲁迅决心以毕生精力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

　　而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读到哈维尔的这一发问，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德国路德派牧师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尼莫勒牧师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人类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他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可以说，“围观”一词所蕴含的局外人姿态，曾经有着诸多的贬义色彩。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

　　旁观者效应：集体冷漠

　　看客也可以称之为“旁观者”，指的是某个事件的观察者，距离此一事件足够近，如果他/她选择介入，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介入。

　　说到旁观者，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一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体在有人在场时，出手帮助身处困境者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1964年3月13日，28岁的凯蒂·吉诺维斯下班回家，快到公寓门口时，被一个男人攻击并捅死。从上午3：20到3：50，受害人多次呼救，但公寓附近听到她呼喊的十数人中没有一位报警。这起谋杀是心理学入门书中有关旁观者效应最常引用的例子。它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当年3月27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篇题为《38位谋杀目击者无人报警》的报道，称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受害者被残害的时间里，38位令人尊敬、遵纪守法的纽约市民，竟然没有一人打电话向警察报警。其中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向记者解释其行为时说：“我不想搅入这件事中。”(后来的一些调查表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诸多失实的地方，比如目击者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过程。)

　　《纽约时报》的阿贝·罗森塔尔(后来他做到这家报纸的总编辑)1964年出版了《38位见证人：吉诺维斯案》一书，试图解释这种怪象的成因：“为什么当吉诺维斯小姐遭到袭击时，38位邻居没有拿起电话报警？没人说得清楚。这些目击者本人也说不明白。可以设想，他们的冷漠完全是大都会众生相中的一种。这几乎是一种生存所需的心理：如果一个人周围生活着数百万人，这必定带给他生存上的压力，而防止这些人的侵犯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漠视周围的人群。生活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中，人们对邻居及其困难的漠视是他们条件反射似的思维所致。”

　　这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坦和约翰·达利试图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心理实验，他们发现了“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在一个实验中，拉坦和达利让一个学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假装癫痫病发作。当隔壁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时，听到声音后，他有85%的可能性会冲进这位学生的房间提供帮助。但是，当实验对象觉得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了声音时，他们去帮助这名学生的可能性只有31%。在另一个实验中，如果有人独自看到黑烟从门下冒出，他有75%的可能性要去报警，但如果他与一群人在一起时，去报警的可能性就只有38%。

　　该如何解释这种效应？拉坦和达利认为，首先，其他人的在场造成了责任的扩散。因为还有其他观者，个体不会感受强大的压力去采取行动，因为采取行动的责任由所有在场的人分担了。其次，人们想要以一种正确的、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方式表现自己。当其他观者没有反应时，个体会将此作为一个信号，认为自己也没必要作出反应，或者认为自己的反应会不妥当。研究者发现，当某个情境具有比较大的模糊性时，观者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旁观者效应的存在，表明集体冷漠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他人迫切需要帮助之时，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不作为或者低回应的集体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或是慢慢就会过去一样。这种现象侵蚀着人们的行动欲望，消解着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们积极地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烦隔绝开来，变成旁观者，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目睹权利的受损。

　　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

　　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

　　正是这种“网聚”的力量造就了“围观政治”。与心理学实验的个案取向不同，在中国的很多情境中，冷漠不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社会的结构条件有关。无动于衷很可能是支配性的价值与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麻木无情所致。在这个意义上，“围观政治”是目前中国独有的政治景观，如《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2日社论《网络围观中有升级公众参与的机会》所说：“空有雪亮的眼睛，而没有畅快的言说，乃至决议的行动，只能令参与变成静默的大多数。”

　　缘此，网络围观虽然来自隐约萌动的公共参与精神，但它也仅能称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参与，因为它距离共识之上的决策与行动还非常遥远。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低估网络围观的意义，因为它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围观，而是如熊平所说：第一，它与单纯的看客心理不同，表达一种“我在”的立场；第二，它与事不关己不同，表达一种“我知”的诉求；第三，它与暴力革命不同，表达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我能”的博弈。

　　而且，网络围观的深层意义不仅意味着以上的这些表达，还意味着让人们彼此看见的巨大可能性。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它是见证的力量，记忆的力量，彼此相顾的力量—在汉语中，“让我们彼此看见”就可以表达为：“让我们彼此相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