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走了

　　“蔡定剑把宪政文本变成了一种现实生活”

　　本刊记者/刘彦 杨正莲

　　2010年11月22日凌晨3点30分，在与疾病搏斗了一年零5个月之后，5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蔡定剑告别了这个他依依不舍的世界。

　　一年前的6月22日，蔡定剑在单位的例行体检中，被检出“肝和腹腔淋巴转移”。蔡定剑平静地给他的妻子刘星红打电话通报这个消息，刘星红对蔡定剑说，“你骗我的吧？”

　　第二天，蔡定剑如常出席了早已定好的、向学校其他同事介绍宪政研究所运作经验的介绍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11月23日下午举办的追思会上，二级教授蔡定剑，被他的同事何兵定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另一位同事王人博则认为，蔡定剑是一个“对民主宪政有着清教徒般的虔诚”的人，一个“把宪政从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的人。

　　蔡定剑本科时代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11月22晚上10点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宪政战线上，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战士。”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2010年11月18日，蔡定剑24岁的儿子蔡克蒙从巴黎政治学院回国，来到医院看望已经垂危的父亲。蔡定剑那天还能说话。他问儿子，“你回来干吗？”身为患者的蔡定剑，一年来怕干扰儿子的学习，坚持不让儿子请假回京看他。

　　“一是怕我耽误学业，二是不愿意让我看见他治疗的痛苦。”蔡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也不敢在他面前谈他的病情”，今年9月份刚刚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媒体人吴薇说。2001年开始，当时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吴薇在“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服务，兼做蔡定剑的助手。蔡定剑同时还是吴薇的二姨刘星红的丈夫，但，作为一个学者，蔡定剑从来没有让外甥女吴薇沾过一点光，接受过任何一次以记者和学者身份对谈的采访。

　　直到今年春天，吴薇觉得，蔡定剑的人生和中国30年的中国民主法治发展历程，也应该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记录。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访谈从春天开始，断断续续，在蔡定剑接受化疗、组织和参加研讨会、为媒体写稿的间隙中进行。夏天的时候，吴薇还想重点与蔡定剑谈一谈知识分子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一篇稿子。不料吴薇很快接到了9月要出国的消息，吴薇对蔡定剑说，“反正，我还有时间。”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蔡定剑说。

　　这句话，陡然将吴薇从蔡定剑还可能康复的梦中惊醒，也似乎暗示着，作为学者的蔡定剑，抓紧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最后时间来工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

　　“最后一个月，他简直是疯了。”刘星红说。

　　刘星红所说的最后一个月，指的是2010年10月份，“那时候他明显觉得不好了”。除了预先设定的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蔡定剑临时决定增加了两个会议，一个是10月中旬有关人代表大会代表法的研讨会，一个是10月26日在香山举行的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

　　会议中蔡定剑致辞。致辞之后，蔡定剑坐下来，额头上全是汗。“他是在忍着痛，他坚持不大剂量服用止疼药，直到11月份最后住院之后。”会议的承办方之一、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千帆说。张千帆觉得他眼中的师友蔡定剑，不服用止疼药本身，是一种对待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不愿意欺骗自己，也不愿意让止疼药来欺骗他疼痛的感觉。”

　　“他希望通过这个会，讨论清楚一些具体的规划出来，并为法律的修改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意见。”刘星红说。

　　焦灼的感觉从2010年9月9日就持续灼烧着蔡定剑。那一天，在医院做CT发现，“介入治疗失败”，也即，一年多来的化疗和中西医的治疗方法，均已经宣告无效。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蔡定剑开始了与时间奔跑。

　　常常到夜里12点了，蔡定剑还如患病之前一样蜷缩在电脑前。刘星红发火，“你还要不要命了？”

　　蔡定剑说，“今晚这稿子一定得交。”继续伏案。

　　自从2009年查出病情以来，蔡定剑的睡眠时间，已经从夜里三四点，提前到了午夜12点左右。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了，但原来计划的项目没有停止。此前，在2004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局长的位置“仕而优则学”之后，长达7年的生活中，蔡定剑一直生活在夜间工作的不规律生活之中。

　　自患病后的一年零5个月中，蔡定剑一直积极地配合治疗。“他吃了太多的苦”，刘星红仍然心疼丈夫能够忍受众多化疗和治疗的苦痛，“他原来以为可以像江平教授那样工作到80岁呢，”刘星红说。

　　直到11月18日，那是一个周四，蔡定剑“觉得不好了”，开始向他的同事、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小楠交代工作，“要把工作做下去，把还没有结的项目做好”，还问刘小楠，12月份要做的媒体培训项目细节的安排。蔡定剑说话已经不很流畅，但却磕磕绊绊地强调，“我们确实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为了中国的进步吧。”

　　刘小楠回过头去就哭了。

　　11月20日，蔡定剑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老朋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去看蔡定剑，蔡定剑断断续续地对身边的学生说，“把书拿来”，“给振耀”。之前的一天，蔡定剑刚刚拿到出版社特地为他赶制的新书《走向宪政》的样书。2003年年末，蔡定剑从全国人大的副局级巡视员的官员身份转变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时，蔡定剑曾经信心满怀地对王振耀说，“不做官了，更自由了，我可以写十几本书。”

　　“一定要在体制内把体制建设起来”

　　现年56岁的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2010年6月21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位置上，“跳槽”至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那一天，蔡定剑还发短消息给王振耀，表示祝贺。

　　比蔡定剑大两岁的王振耀认为，54岁的蔡定剑，从年轻时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任处长时，就是自己的知己、同道，“正是从蔡定剑身上理解了宪法和宪政”，王振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蔡定剑有一次曾对吴薇说，“王振耀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

　　1986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蔡定剑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当时的王振耀，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任农村处处长，重点研究落实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为了落实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推进民主法治尤其是基层民主的精神，同为年轻人的王振耀，常常骑着自行车去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的蔡定剑，二人纵论农村选举的一些问题。二人先是工作关系，但一旦工作交往起来，发现不只是工作关系那么简单。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立志要在体制内把体制建设起来。”王振耀说。

　　王振耀把农村选举的实践与蔡定剑关于民主的理论结合，最后，产生了王振耀所理解的“程序的价值和宪政应用的价值”。在王振耀眼中，蔡定剑特别重视程序正义，比如在村民选举中，蔡定剑常常跟他讨论，怎么用“技术和程序保证选举的公正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则评价他的同事蔡定剑说，“蔡定剑把宪政文本变成了一种现实生活”。

　　2010年1月，蔡定剑出版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一书。这本书中说，“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它还能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民众的生活方式。”

　　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蔡定剑，也将自己的选择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并开始塑造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模式”。在蔡定剑眼中，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这也是德国的学者朋友对德国“知识分子”的定义。

　　关于这个研究模式，蔡定剑自己的定义是，在“观念厘清型”“埋头做事型”两种知识分子之外，他选择做一个“制度建设学者”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要善于运用他所掌握的资源，用个案推动的形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2003年之前，他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型官员。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时候，他曾是仅次于委员长收信数量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坚持给普通的寻求法律帮助的人回信，也在一些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关注宪法权利和民主法治。但在2003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把一个理念变成一个有形的制度，并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理念”的想法，“让宪政用起来”就是蔡定剑走出全国人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所死亡。随后，蔡定剑通过各种形式，和北京大学的滕彪等三位博士一起，运用违宪审查的方法，让“宪法用起来”。最终，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2005年开始，蔡定剑和他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启动反就业歧视项目，提出了歧视性法规清理报告和十大城市就业歧视调查报告。并与媒体合作，每年举办两次反就业歧视记者培训。

　　2007年，蔡定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与财政部财科所、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一起，在上海市闵行区开始推行公共预算改革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全方位的预算改革，包括预算报表体系编制的透明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方法改革。

　　2009年开始，蔡定剑持续地关注《城市拆迁条例》的修改和重新立法。

　　蔡定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合作。“他把体制内的力量以及国外的经验、学术的力量、媒体的力量结合到了一起，”刘星红说。

　　他的老师江平则说，“研究宪法的人往往流于空泛，不结合当前的热点和群众关注的问题。蔡定剑能把研究宪法和当前的热点结合起来。”

　　蔡定剑有一次跟吴薇谈知识分子，认为他自己在2003年之后的选择，是“有意无意地暗合了中国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发展的脉络”。蔡定剑认为，他通过个人选择，与公众一起共同推动民主的时代脉络，符合时代变迁的必然潮流。

　　“以善促善”

　　蔡定剑不喜欢发牢骚。

　　有一次，吴薇对着蔡定剑抱怨某一种现象。蔡定剑问：“你经历过多少事？”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批判了，”吴薇说。蔡定剑最近几年的一些具体推动，都是与某些地方政府合作，“让法律具体化”，并将实践中好的案例进行推广，阐发积极的作用。王振耀把这种模式归结为“以善促善”。

　　“社会转型一定要从极端的思维中走出来，在宪政的框架以内，如何让国家更稳定”，王振耀觉得，这才是蔡定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理性和建设性不是不说话。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蔡定剑公开发表了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一系列文章，举办了若干研讨会。今年年初，针对某些人对于民主的一些中国特殊化理论，蔡定剑撰文，说“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在蔡定剑患病3个月以后，张乐伦邀请蔡定剑去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在门口，蔡定剑直觉式地问，“建筑是很漂亮，可是要拆迁多少人呢？”

　　同期，蔡定剑发表文章，“要面子还是要民生？”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年轻同事汪庆华在追思会上回忆，“蔡老师总是让人从悲观中看到希望，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直到住进医院后，离世前的三天，蔡定剑还没有来得及跟家人交代后事，包括信用卡等所有的细节都没有交代。他勉强交代的只有工作上的交接。

　　“他到最后一刻都很坚强，他留恋生命，因为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完”，蔡克蒙说。

　　“最难的是怎么一点一滴地坚持，30年如一日的坚持。把最关键的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说出来。”王振耀说。面对像蔡定剑这样的知识分子，王振耀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转型”，“蔡定剑倡导的理念都是在框架以内，如何让国家更稳定，只有我们几代人的努力，统一意见，统一在宪法上面，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在当年讨论农村选举的时候，蔡定剑与王振耀讨论的，都是怎么开会，怎么将举手的程序化和细节化的细节，“只有中国的法律工作者阐释这些细节，将宪法具体化，才会有实际意义。”王振耀说。

　　蔡定剑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有一次跟吴薇说，“人要是做事的话，就要有所选择。我的路走到最后，越来越清晰，是由价值选择决定的。”

　　作为学者的蔡定剑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周末他很少参加家人和家庭的聚会，连看春节晚会时，也是一边敲着电脑，一边瞥一眼电视。大学同学、同为法律人的妻子刘星红和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儿子蔡克蒙经常在饭桌上争论，以至于刘星红禁不住发问，“这是吃饭还是吵架？”

　　11月23日，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一区蔡定剑的家中，蔡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蔡定剑身上，作为儿子的他，能够坚持的有两条：作为一个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作为一个学者，要对得住自己的学问。

　　蔡定剑的同事何兵在当日的追思会上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应该反省。”  ★

　　公民蔡定剑：

　　他一直站在正义这边

　　文/茅于轼

　　突然听到蔡定剑去世，顿时感到挫折和悲伤。很像多年前听到杨小凯去世那样。事先都知道他们患病，而且将不久于人世，但是真的噩耗来到还是感到突然。

　　蔡老师(我愿意跟大家那样称呼他)和我不是同行，他研究法律，我研究经济。但是我们经常见面，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大方向上一致的看法。他举办的一些会议会邀请我参加，我们举办的会议也请他出席。今年1月2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还专门请他来所做了一次报告。他身体很弱，但还是答应了。单单是这次活动，就说明他追求真理，奋不顾身，至死不息的精神。是什么原因鼓励他那样努力奋斗？因为他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把全社会的事看成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事。

　　那次他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参加我们的双周学术报告。他所做的报告题目是“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这里涉及到国家的财政，有许多经济问题，是一个既有法律又有经济的题目，所以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他来讲。大家知道蔡老师一生追求宪政的实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聚焦到公共财政预算的改革。他发现抓财政预算是实现宪政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国家的收入是从百姓所缴纳的税收得到的，钱来自百姓，百姓自然有监督的权利。他提到在许多别的国家里，民主的实现往往也是通过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取得突破的。事实上在我国也确实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而且取得明显的效果。他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他致力于财政的公开化，透明化。进而希望通过对财政的监督实施政务民主和依法行政。这个理想是很有远见的，并且完全是可实施的。

　　蔡老师走到这一步，是多年来经验的归纳。他原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组秘书处工作，后来转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之职。多年来他追求宪政从未懈怠。作为法律专家，他非常明白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民主和法治。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实施宪政。国家的治理要有规则，这个规则出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只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可是我们这个国家历来遵从的却是相反的原则，百姓要为政府的利益让路。就拿蔡老师在天则所演讲的题目来看，他一开始就说，政府预算应该让民众监督，可我们历来的政府预算是对百姓保密的。也就是说，政府根本没有义务让百姓知道政府预算，当然更谈不上让百姓监督了。这样一个颠倒的做法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五十多年，百姓已经默认了，政府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要把这几十年的做法颠倒回来，谈何容易。

　　蔡老师心中充满着正义。对一切不平的现象他都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纠正。近几年不断有非法拆迁造成的冲突，按法律的专业分工来说，他是研究宪法的，拆迁的事不是他的专长。但是他一样挺身而出。正义感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最主要的精神。蔡老师一生追求的就是正义。正义是他工作的动力。其实，一切公共知识分子都有这一个共同点，坚持正义。蔡老师在主持正义时又不盲目，不感情冲动，而是用法律的逻辑去说服对方，用正义加善意去感动对方。所以他的工作绝不会给社会添乱，而是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所以他的工作总是非常有效的。

　　站在正义这边并不难，但是一旦坚持正义和自身利害冲突时考验就来了。比如，讲真话有时候是有风险的。你是屈从假话还是坚持真话，这是对自身利益的直接考验。恐怕大多数人会放弃正义。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会有那么多的假话呢？又比如坚持正义会得罪许多人，多数人未必永远是正确的，你坚持正义就不得不得罪许多人，考验就来了。这一点我们非常钦佩蔡老师。他从不趋炎附势，从不说假话。他的一生刚刚正正。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永远要纪念他。  ★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