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

　　刘东 知识生产，国脉所系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在刘东看来，日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是知识阶层。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顺畅运转，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识人”、“新制度文明”、“我们这些精神产品的儿子”

　　刚刚恢复了一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暂居于图书馆后的立斋，和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做了邻居。一进门就能看到物理学家朱经武和足球教练米卢的大照片，前者称“前途是自己创造的”，后者说“态度决定一切”。

　　刘东的办公室在二楼，门上贴着陈寅恪追思王国维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面则是《中国学术》编辑部，过道里的书架，被整整齐齐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占据。办公桌上好些书夹着密密麻麻的即时贴，这是疯狂读书的结果。刚一见面，身材高大、颇有几分齐鲁豪侠之气的刘东就用明亮的声音招呼道：“稍等，我去收拾一下办公室，这几天忙得快晕过去了！”采访中途下楼拍照，门口蹲着一只猫，正享受秋日的阳光，刘东笑道，“‘国学猫’倒很悠闲。”

　　除了日常教学、主持学术讲座，他还主编了近10套丛书。其中《海外中国研究》和《人文与社会》两部译丛已分别延续22年和11年。他的电脑里前者书目已逼近200种，后者也超过了120种。3套新的丛书——《西方的日本研究》、《大学之忧》和《台湾国学》即将面世。刘东戏称他是“中国学术翻译界的法人代表”，“把抢先阅读更多的好书，作为一种辅助的谋生手段，来坚守自己选定的读书生涯”。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移植”，他所主编的《中国学术》季刊不但匿名评审严、学术标准高，而且一开始就设定了中外学者同场对话的格局，目前正跟耶鲁大学商谈推出英文版。

　　如此忙碌，刘东还是每天都要听一会儿古典乐。1977年他曾报考南京艺术学院，当时主考老师评价他的嗓音是历届学生中第二好的。孰料因书面考试成绩优异，阴差阳错被南京大学截了去。但他至今仍是模范发烧友，“就算出国，箱子里也尽是唱片”。来清华后，刘东惦记着成立一个“清华雅歌社”。而他最羡慕的朋友是歌唱家范竞马，“人家一张口，音就比你准！”

　　从1985年考上当时“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的博士，毕业后在社科院外文所10年，在北大中文系10年，到如今和好友陈来共同主持清华国学院，世事沧桑，刘东对中国知识生产的执着投入历二十多年而未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是“傻子”创造的。

　　这其实是一种非功利的智慧。就像当年托人买的股票都亏光了，自己不是为投资买的房子却涨了7倍，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不上“投资-回报”这当了，你升就升降就降，我不进入你这套逻辑。“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到我乡下的房子去写作，我管它值多少钱？”对待学术事业也是如此，“管你算多少学术成果，我要干我的大事。”

　　当年，他和几个朋友曾连续辩论36小时，玻璃体都黄了，精神仍然亢奋。如今身体自然不比从前，然而自称“惜命”的他，还在以劳动模范的强度做着“动手派”。在他看来，日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是知识阶层。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顺畅运转，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识人”、“新制度文明”、“我们这些精神产品的儿子”。

　　他原本希望女儿夏夏在新西兰读完政治学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不料她却选择留在新西兰做幼教，说，“爸爸，新西兰福利很好，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差距非常小，除了像你这样当到院长级别的教授收入会高一些，我们的收入和普通大学老师差不多。”她还想自己开一个幼儿园。

　　看来刘东只好指望小女儿——刚刚三四岁、生来钟爱图书的天听继承衣钵了。20年后，也许她会成为新制度文明之中的新知识人；也许她会认为，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她的父亲不是没有功劳的。

　　知识生产不理顺就只能来料加工

　　人物周刊：你有个说法，叫“翻译家应当是思想家”，这怎么理解？

　　刘东：我当然是指学术著作的翻译，这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别提多重要了！只有当翻译家本身是思想家时，才能挑选出最好的书，才能吃透它，才能不只是传递别人的思想，还能反向地跟原作者对话。比如，为什么我还起点作用？我毕竟是作为学者去组织翻译的。否则往往就是胡乱翻——你把版权买走了，自己翻译不好，别人又翻译不成，就等于把这本书谋杀了！我有时简直顿足捶胸，这本书让他拿去译，正所谓“毁书不倦”，以后就只好看英文版了。

　　人物周刊：做学术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东：最大的困难有两个。其一是语种上的困难。中国人学外语就跟搞运动似的，说学俄语就都学俄语，说学英语就都学英语，剩下的全成了小语种，只有学语言出身的人。所以，一旦碰到英语之外的语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人翻译，人家还嫌钱少，说我要是给外国公司翻译，那该拿多少钱？

　　另一个是译者地位大不如前。严复总共译过8本书，却有如此巨大的名声，可以和梁启超、章太炎并列，被公认为一代大师。后面一两辈也还行，贺麟、王玖兴、王太庆、何兆武等等，至少也算学术权威吧？再后来对翻译家的尊敬就很稀薄了。像刘北成、彭刚、应奇、冯克利，只能算吃了很多苦。那天我问北成兄，“你现在跟严复比，几倍于他了？”他说，“大概4倍吧。”他能有严复那待遇吗？我现在每年组织的翻译量，更可以顶严复一生的3倍，可根本就填不上发下的表格，根本就不算学术成果！好在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职称可评了。

　　人物周刊：你本人更偏重于做组织者？

　　刘东：基尔凯郭尔曾讽刺说，世界就像被上帝织了一半的地毯，而黑格尔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作为这地毯上的线头，却非要以自己的思辨体系，来说明后一半的图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跟黑格尔一样“可笑”：原本只被认定为一个“单兵”，却由于类似的终极关切，而总要思考属于方面军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既然一个人确实在思考方面军的问题，你就不能只去检验：他到底亲手杀死了几个敌人？正如你不能因为朱可夫没有亲手扣动扳机，就判定他并没有什么战功。

　　人物周刊：某种意义上说您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是为了弄清人家怎么看我们，弄清这点为什么那么重要？

　　刘东：汉学界在美国学术界属边缘分支，但也有数千人之众，其中不仅包括大学里的，也包括智库里的。这些人相当重要——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就是中美，而美国怎样评估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你要是统统都不了解，那么处理起双边关系来，就只能是盲人瞎马了。

　　当然，这个汉学界研究起中国来，还是摆脱不了它的理论预设，那主要是产生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这种与生俱来的制约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要知道，这种理论在创造之初，就未曾考虑过第三世界特别是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经验，那么它们在被运用的时候，怎么能自如地涵盖和解释后者的历史呢？

　　印度学者像阿玛蒂亚·森、斯皮瓦克、查特吉、霍米巴巴等人，还不乏自己的理论创造，不光给西方带来了新颖，也提醒了印度经验的独特性。而中国却只是到人家现成的理论库中去挑选，然后偏又信得死去活来，争得头破血流——顶多像是一个姑娘进到了服装市场，看到别人设计的成衣，巴望着“必有一款适合”自己！

　　人物周刊：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生产很被动。

　　刘东：我以前打过比方：巴黎打喷嚏，加州就感冒，中国就发烧。就像时装发布，一定来自米兰、巴黎、伦敦、纽约，它们说什么是流行色，什么就真的奉命流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界面临着双重的任务。首先要进入到人家的语境中去。然而真正进入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更重要的还在于回应。哈佛的柯伟林教授很刺激地说过，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特点，无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产生于欧洲经验的欧洲理论。

　　你再想想，为什么凡跟“外”字沾边、能当个“二传”的出版社，像外研社、译林社等等，日子都比较好过？说明外国知识创新的能力就是比你强！我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但还远不是一个文化大国。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别人得到的东西，却不会创造别人没有的东西。如果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不能理顺，整个中国文化就没有一个造血机制，就只能来料加工。

　　正因此，翻译才要用头脑去进行。如果我们翻译的书，能够进入由师生共同参与的研讨班，让大家跟引进的思想去主动地对话，甚至去激烈地玩命，那么，就有可能激发我们自己的思想，乃至去修补和更新别人的思想。什么时候我们理顺了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也就可以参与创建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了。

　　人类中最伟大的是四个教师

　　人物周刊：我们的国学是否也可以参与到你所说的作为文明对话的知识生产中？

　　刘东：国学当然可以参与到当代知识生产创新中去。传统学术的内部划分，本来是经史子集，结果按西方的学科设置，被强行划分成文史哲。但经史子集的意思，并不是这个研究哲学、那个研究历史。它是你肚子里的分工，是你的五腑六脏，人少了哪一个器官能活？要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逐渐地成为通才。所以首先要理顺国学本身，解放它，让它沿着自己的轨迹去创新。

　　在法国，像莱维纳斯那样的思想家，既是犹太传统的，又是当代世界的。为什么儒家不能有切中时弊的当代思想家呢？全世界有我们这么一个文明，具有如此的挑战性，它是靠一套价值学说，而不是所谓宗教，来收拾人心、变化气质、维持纲纪、传承文明的，而且几千年来高度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要是没有儒家，你还以为基督教那样的精神形态，乃是人生的常态呢。我们应该追寻孔子的精神，去跟当代对话，重新去发挥。你不能老比划着，西方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那样最后人家即使承认你了，也是承认你并没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要先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再去世界文明的宝库中，充满主动精神地选取。现在社会已经完全礼崩乐坏，丧失了足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卡里斯马支援”。而由此反观，最能约束中国老百姓的——因为他原先的气质是这样——还是去立起一个做人的标准。当儒家不被过去那种政治体制所绑架，完全回到纯粹精神领域，回到伦理学说的时候，是最能约束中国的人心的。这是国学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人物周刊：儒家学说能适用于今时今日吗？

　　刘东：我们一直说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说了。如果一味地每况愈下，那不比类人猿还要茹毛饮血了吗？但历史还有一个反向的冲动。儒家士大夫每次都去收拾人心，去重新收束社会的纲纪。中国当然经历了很多乱世，但它安定年代的道德水准不会低于同时代的西方人。当年我们编委会的哥们儿，去密云水库附近一个村子度假。到了以后，老乡叫我们先吃饭，我们问带的行李怎么搁，人家哈哈大笑回答，“放心，从祖辈起我们这儿还没丢过东西。”

　　所以我个人相信，就约束中国这1/4的人类而言，儒家学说的功用是无与伦比的。对具有这种独特路径的文明而言，有了儒家当然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失去了儒学的约束就会一无是处！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有那么多恶行？“文革”把做人的底线给毁了。我为什么不舍得离开中国？就是觉得“文革”时太惨了，我们必须转变这种局面！我的家人在这儿，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一走了之算什么事儿！得叫下一代不遭受这个才行。

　　人物周刊：中国文化在解决当代问题方面有什么独特之处？

　　刘东：凭借有限的资源安居乐业，这是中国文化的强项。儒学原本有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后来西风东渐时人们往往以为那都是糟粕。然而力主功利学说的严复，越到晚年越觉得后悔。让每个中国人都做美国梦——且不说这梦何等苍白无聊——那明明是地球的末日，一定会把资源全部喝干。我并不是说孔子的思想就是最后的真理，但我们应该把孔子的学说和当代生活结合，重新设想出能约束我们的、让中国和地球都永续发展的规则。

　　人物周刊：毁掉一代人或者毁掉一个传统，像“文革”那样，可能10年20年就毁掉了；但如果要培育一代人建设一个传统，10年20年恐怕不行吧？

　　刘东：谁也不敢盲目乐观，但你必须朝那个方向去行进。孔子活着时也很悲观，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毕竟指引了一个方向，只要沿着这个方向渐进，就可以说“虽百代可知也”。如果我们只看重人类的蛮力，那么影响人类历史最巨的，就应当是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可你读了雅斯贝尔斯的《四大圣哲》就知道，人类最伟大的却是四个教师(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他们每人教导出一个文明，而此后再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只能是他们精神上的子嗣。所以人类最终的规则还是以理服人。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可以算是一种教育救国论，我们过去太看轻这种文化观念了。

　　预知未来的智慧，塑造未来的公民

　　人物周刊：理顺知识生产体系只是为了学术吗？

　　刘东：理顺知识生产体系和重塑公民文化是相通的。最后要做什么？当然要结下一代的文化之果，塑造未来好社会的好公民。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憧憬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也许能比较平缓地走到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有一个坏毛病，一说政治就觉得脏，自我标榜是搞纯学术的。但政治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历史学研究古代大部分都是政治史，为什么一回到现实生活中政治就不再属于人类文化了？我们引进西学、恢复国学，让它们在对话中产生的东西，都应该传给后人，使之熔铸成下一代的公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人物周刊：最近中央也在提政治体制改革。

　　刘东：但又不断地解释要“和缓”、“稳妥”。那么怎么稳妥？最稳妥的一条就是重塑公民文化，用所有这些好东西去塑造下一代公民，让事情变得水到渠成。在中国主力大学教书，尽管很是辛苦，但有一点却可聊以自慰：下一代的公民，乃至由下一代公民选出的领袖，不管他们是谁，总应当是我们在精神上的儿子吧？

　　一年多前我写过一篇谈政改的文章，提出也可以不触动现实政治利益，而借用另一种政治智慧，就是孙中山的策略——“预支未来”。中国科学界制定了路线图，说2020年要上月球，2050年要上火星。那我们社会科学界，能不能也制定一张路线图，2020年放开市一级选举，2030年放开省一级选举，以此类推？同时，以我们设计的公民教育到那时民众应该有足够的民主素养了。所以说预支未来是很大的智慧。现在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到时候有人想反对也反对不动，因为公民文化应该成熟了，对这个目标已经达成共识了。

　　人物周刊：你设想了一个很光明的前景，但你自己也说过，《人文与社会》没有像80年代的书那样引发某种“政治思想热”或者“公民文化热”。

　　刘东：《中华读书报》前总编庄健问过我，“有调查说只剩5%中国人每月读一本书，你怎么看？”我说我不信，因为这个所谓悲观的统计，其实还是太乐观太夸大了！你知道13亿的5%是多少吗？是整整一个法国！如果中国还有一个法国的读书人口，那我们还发什么愁？我编的书要卖多少本？她又问怎么才能改善。我顺口答道，“中央领导人必须带头读书。”我在法国的时候，和朋友在书店里逛，他突然指着一个人说，“你看那边翻书的人，前些日子竞选总统来着。”这才是热爱文化的民族！所以法兰西几乎在当代思想上独领风骚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领导人带头有什么效应？会使整个民族爱读书。你知道当年在中央有人爱读《第三次浪潮》和《第四帝国的崛起》时，那两本书卖了多少册么？

　　最好是不死，次好是过完瘾再死

　　人物周刊：你信不信“命运天注定”？

　　刘东：有些东西是注定的，比如“百年都是可怜身”。我甚至还相信人生来有气质上的差异。但我不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即使所有事情都注定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注定，就是你努力了还是没努力。西方人问我在中国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我说其实中国只有两派，一派是动手派，一派是袖手派。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你要用眼睛扫一扫我主持的那些项目，大概会吓得晕过去的；但干着干着也就干完了。这是命定的吗？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死亡，它会取消你所做的这一切的意义吗？

　　刘东：尼采《悲剧的诞生》里有一句话，是嘲弄作为有死者的人类的：你们这些朝生暮死的可怜虫，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就是从未出生，次好的就是早死。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悲观看法。我们的确享有一段生命，可又的确总得死亡。如果从死看生，朝生而暮死，那最好不生，不生就没有死的痛苦。然而儒家却是从生看死：生就是生，死是生的最后一步。《论语》里曾子临死前召集门人：“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都不能动了，还叫人把他的手脚抬起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哎呀，我这一辈子谨慎持守，现在即将归于大化了……你看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是思念着生命的意义。全世界的宗教都起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尽管明知道生命有限，但为了心安，非说死后还有更长的路，反而把生这一段变成可有可无了。只有儒家正好相反，说出了“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如果有这么一种从生看死的态度——反正我最后要到终点去，我要尽量保养一下和抵抗一下，以敬畏的态度善待生命；同时又抓紧认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干下去，生命就会显得长一些。所以对我来说，正好跟尼采说的相反：尽管生命是这样有限，但对人类来说，最好的就是不死，次好的就是让我们过完瘾之后，再去从容地面对死亡。

　　(感谢岳秀坤、马强才、李丹婕提供帮助)